接下来的一个夜里，出现了新的栓塞，又一次急救。我一直在她身边。头转向她。一些声音，灯光，还有模糊不清的交谈。一个不眠之夜，令人疲倦，直到熬过第二天早上。始终，我都拉着她的手。
在焦虑中，撕心裂肺的时刻来临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为她鼓劲。她不愿让我看到。她要了张床单。我们两个人的头离得很近，但相互隔开。在无休止的嚎叫后，贝阿特莉丝的身体放松下来。身和心无声的痛苦交织在一起。她的双眼深陷，噙满泪水。
一位医生为我们做身体检查。他发现贝阿特莉丝的血检结果不正常。他将她用救护车送到库克郡医院，以便深入分析。诊断结果得到确认。这种病症有个复杂的名称，直至今日，我仍然无法记住。它的俗称“瓦凯氏病”则更为人所知，这是种骨髓的癌症。这种病多发于老年人，常见于男性。根据临床主任所了解的情况，在美国，这种病发生在像贝阿特莉丝这样的年轻妇女身上，大概只有不到一百个病例。他们抓到了他们的小白鼠。来自各家医院的医生始终怀着同样的关注为她会诊。老年人会因此而死。不过，可以做到使他们延长十来年的寿命。——“唉，既然事已至此。”
*
在一天晚餐后，疼痛开始了；我们来到了产科的急诊处。贝阿特莉丝说这是个死婴。没别的办法——跟那些经历几小时疼痛却能换来幸福享受的母亲一样，接受同样的护理。
我们的第一个美国孩子正准备滚蛋。我和声细气地告诉了贝阿特莉丝之后，就不省人事。当我恢复知觉后，护士们逗着我开心。甚至贝阿特莉丝在她疲惫的双眸里也重新闪现出一道喜悦的光芒。
贝阿特莉丝二十五岁。三月的时候，她再度怀孕。这一次，产期顺利度过。
有人向我们推荐了一位不错的产科医生，他为我们专业地准备着第四次尝试。他很和蔼。他的临床诊费非常高昂。我们带着幻觉，以为走进了一个守护森严的地方，在这里不幸的事是来不了的。令他极度惊讶的是，妊娠期只维持了四个月。
我放弃了国立行政学院的备考，忘掉那些政治经济学的要领，忘掉那些最新的统计数据，忘掉外界的日常生活。我们的生活，真正的生活，有血有肉的生活，是在这里。我们必须一起面对。亏得有同等学力的认可，我注册了历史学的学士。我让贝阿特莉丝来分享最早的阿拉伯航行家的生活，向她讲述印度洋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的历史。
婴儿必须活下来，但是贝阿特莉丝患上了一处栓塞［1］。她坚持撑下去。胚胎似乎没有触及。她甚至不惜以自己身体的健康为代价来得到这个孩子。为避免形成畸形儿的风险，临床主任粗鲁地给予她声援，来反对他的一位想试用抗凝血药物的同事。讨论就在走道里进行，声音很大。贝阿特莉丝感到恶心。这两个医生怎么可以忘记，在21号病床上有一位美丽聪明、有着爱心的女士呢？而且出了这个监狱，她远远胜过他们。当她终于能站起身后，她发现甚至个子也比他们要高。
贝阿特莉丝肺部有两处栓塞。在几个月后，他们终于放了她。她仿佛徒具形骸，只有她的眼睛还活着。我们去了马提尼克。一下飞机，我们就跑去租了一艘船，装满生活必需品，我们就出发了。
我一直在场。病房里鲜花不断。有水果，有书，有音乐，还有一个塞满了的冰箱。
在经过漫长的羞辱感后，任务总算完成，我还回了细颈瓶。
她被最后一次小产弄垮了。
一年后，完结了。一个婴儿在七个月时死去。受挫中的我们决定收养。我们开始了一道道程序，为了收养的大门能向我们敞开，从获得意向到初步认可到确定通知……差不多用了五年。我们填写的收养材料可能是波哥大神学院受理过的材料中最精美的。
我们出发去美国开始新的生活。
我们成功地从巴黎政治学院毕业，决定准备国立行政学院的考试。
他们开始给我们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分析。他们把我叫到一个特别的实验室里，做精子检查。护士递给我一个空管子，向我指着一扇门，刚结婚的我对此很困惑。我走了过去，以为会遇到个医生。我进入的是个堆满色情杂志的卫生间。
在我们为第一个孩子的出生等待了四个月的时候，贝阿特莉丝出血了。我已经想不起来是哪一家医院，我现在把所有的医院都混淆在一起了。我又去看那位年轻的教授；他叫帕里昂特。对这一点，我是确定的。他体贴入微地告诉我们，对下一个孩子，我们不需要有任何担心。我在贝阿特莉丝的枕边哭泣。确实是因为她的痛苦而哭吗？是她在安慰我。我们生活在奥尔良门的一户低租金住房里；贝阿特莉丝已经热情满满地重新开始她的大学生活。
贝阿特莉丝躺在长椅上。当一场暖雨落下时，她笑开了花；在船过度倾斜时，她叫喊，狂喜。我们在大海当中停了下来，贝阿特莉丝游了几个小时。我们唯一一次与一条船交错而过时，她开始舞蹈，全身赤裸。用了几天时间，她重新有了精神和气色；她的眼睛里一直也保持着喜悦。贝阿特莉丝留给我的只有这些充满信心的时光。
这是一种红细胞癌症。血红蛋白的数量和浓度不断增高，造成凝血异常。最常见的是，患者死于肺部或者脑部的栓塞。需要进行化疗来消灭红细胞。
我们还没来得及恢复镇静，一位面色阴沉的人物没有自我介绍就走了进来。这个秃了头的男人问道：“死者叫什么名字？”贝阿特莉丝惊得说不出话来。我赶紧走到这位擅闯进来的人面前，用力将他拉到走道里。他向我解释道，一个怀胎七月的孩子出生后必须进行民事登记，即便是出生的时候并没有存活。我顺从地回答着他所有的荒谬问题，签署了所有的文件，他满意了。我一个人在走道上哭着，让自己恢复常态后，回到了贝阿特莉丝的身边。我平静地和她说话，为了减轻她的痛苦，掩饰我的痛苦。她最后睡着了。我留在她的身边，坐在一把不知道哪个年代的椅子里。当她发出呜咽声时，我将手放在她的前额，轻声地对她说着些温柔的话。
我震惊无比。他们对我说是癌症。
接下去的一个月是场噩梦。胚胎必须要缩得足够窄，以便贝阿特莉丝能够“自然分娩”。医生建议她进行长距离行走。我一直陪着她。她很累，气喘吁吁。她不再说话，一直戴着太阳镜，避免碰到熟人。晚上，我长时间地轻轻揉着她的太阳穴；她一直哭到头晕脑涨。有时，她放任自己发出怨恨和反抗的号叫。
我们在实验室的检查结果显示一切指标都令人满意。
同等学力挺管用——我们了解了伊本·白图泰［2］，但我们搞不清法国国王的年谱。我有了我的学士学位，但我们错过了孩子。在七个月的妊娠期后，高血压战胜了胚胎运动。他已经开始让人能感觉到他；这该是个男孩。他不再动弹了。
在接下来的这次妊娠期，出血是从第三个月开始。他们把那个装在曲颈瓶里的胚胎交给我，让我将它带到实验室。为什么我记忆中这个实验室是位于布洛涅森林当中呢？我看着自己走进了一个实验楼。一位白衣女人接待了我。我将瓶子放在柜台上。她毫不惊讶。我走了，很迷惘。
当他们告诉我她的癌症时，我失神落魄。一切变得如此黑暗，黑得就像那些夜晚，在这些夜晚，我逃避在一些女人当中，所有的女人，不管什么样的女人。
博学的美国大夫说服我们，他完全搞懂了，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