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海洋的诗歌。
于是，大卫只好指着鱼吐出一个英语词：瑟巴斯。
水手知道我是一个英语聋哑人，便对有点晕晕乎乎的秦舌头说，这是规矩。过去，中国人似乎是以规矩多而著称于世的。现如今，报纸电视上天天讲法律。讲了法律我们却未能搞定一切。但是好多规矩却被人忘记了。在很多公众场合，一群相貌文雅的中国人会突然生猛，像一群生蕃。一次在东京机场转机，上万人出入的候机楼里一切都井然有序，每个人都随意而收敛，突然，一个角落里喧叫声大起，如果是在一个不安定的国家，你会以为有暴徒冲进来在血洗机场。结果，只是几个在中国人里号称文雅的上海人在用扑克来一点小小的赌博。
天空笼罩着这里，我们感到甲板在脚下起伏；
第二天一早，大卫就来接我们了。满眼是耀目的阳光，真是一个看海的好日子。大卫打开车厢后盖，里面便是他那些缩短了身子的钓鱼竿。必须相信他真的是要带我们去钓鱼了。路上，他许诺要带我们钓最美味的鱼，然后亲自下厨，让我们尝尝他的手艺。他声称在写作科幻小说之前，曾做过希尔顿饭店的大厨。汽车在阳光中飞驰。一个多小时后，海的味道传进鼻腔，然后就看见了一片密集的桅杆。这地方叫船头湾。打开纽约地图，果然，这个狭长的海湾像一只大船的前半部分深深地嵌进了大陆。码头上很安静，也很整洁。沿码头一字排开，都是等待出海的钓鱼船。水手们坐在船头上，静静地等待，没有人上来争抢钓鱼人。而在我们自己的海岸上，如果你揣了一点钱，准备消费时，必然会像一块肥肉一样被一群凶猛动物无情地撕扯争抢。但在此时此地，那些水手只是静静地等候在船上。当你走到他的船前时，他便起身，微笑着向你问好，为你搭好上船的跳板。然后，接过你的钓竿，把你请到船舱里坐下，那里供应一点啤酒和别的饮料。而且，跟美国别的该死的公共场合不一样，这里的船舱里允许吸烟。
我们漂亮的“DOROTHY”号开动了。两岸的景色快速地向后退去。然后，船驶出湾区，来到大洋上面。纽约那些摩天大楼耸立在身后，前方，墨绿色的海水从很深的地方向上有力地鼓荡。
夫人是曾创作了数百部科普与科幻作品的艾萨克？阿西莫夫的遗孀，她本人也是一位著名的科普作家。
太阳斜射，海上反射的阳光开始向金色转换。这次垂钓在秦舌头的一声欢快的尖叫里结束。因为她钓上来了一个动物五角星。一个看上去了无生命迹象，但确确实实是一个海底动物的海星。水手把每个人的鱼肉分开，在保鲜袋里封好，过秤。我们三个人不是成绩最好的，加在一起也有整整六公斤鱼肉。
所以，大卫的脸上开始显现出愁容。他想到了明天，想到明天该如何处置这两位客人。我曾在另外一个场合听这位好客的人说过一句名言：客人像鱼，三天就要发臭了。明天，便是第三天了，我闻到自己身上散发出了浓重的鱼腥味。于是，我先发制人讲了他这句名言。结果他矢口否认。然后，他说，明天我带你们去看海。纽约在海边，但很少有人到纽约去看过海。像我本人，便从来没有在上海或广州去看过海。我漫声应道好啊。他悄悄告诉我一句话，但我还是得求助于秦莉小姐的翻译。秦莉说：“大卫说他带你去看天体海滩。”
在一块长方形木板上，鱿鱼片被锋利的瑞士军刀切成小块，挂上了鱼钩。挥动鱼竿，鱼线在风中啸叫而出，转轴飞速旋转，沉沉的铅坠在海面上溅起一点水花，带着鱼钩飞快地坠入海底。我没想到鱼钩入水后还有这么快的下沉速度，水流强劲地冲击着鱼线，但我还是感到铅坠落到海底的那点震荡。秦舌头不时发出惊喜的尖叫。她害怕自己也被飞快坠的鱼线给拖到大西洋里去了。她再次发出分贝更高的尖叫，这声尖叫里更多兴奋的色彩：“鱼咬钩了！”然后，她把绷紧的身子紧贴在船栏上，无师自通地开始摇动转盘上的手柄收线。鱼的挣扎使秦小姐身体的震颤比鱼竿本身还厉害，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罢了，她纤弱的身子还像一棵风中的狗尾草似的左右摇晃。这种姿态引发出一些笑声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大家都来不及把笑声在洋面上肆意展开，下面的鱼便争先恐后地开始咬钩了。有两条闪着水光的鱼已经被谁从海里扯起来，躺在了甲板上。这时，我手上重重的一顿，我知道这是鱼上钩了。接着又是重重的一顿，又是一条鱼上钩了。那就飞快地绞动转盘吧！鱼在脱离水面那一瞬间，手上的重量一下增加了。但我一用力，便把两条鱼重重地摔在了甲板上。那几个老练的渔夫已经把鱼从钩上卸下来，放进水手准备给每人的一只桶里，上好鱼饵了。苗条的秦小姐发出最后一声尖叫，她的两条鱼终于也重重地摔在了甲板上。她是不容易激动的，这时白净的脸上也飞满了红晕。又有人起钩了。但中国人钓起来这四条鱼可能太饿，向鱼饵扑得太狠，以至于鱼钩把坚硬的上颚完全刺穿了。钩上的倒须又卡得很牢，费了很大的劲，也没办法把钩卸下来。我卸不下来，是不会；秦舌头则是不忍。鱼不断挣扎，我的手被坚硬的鳍扎伤了。
这种鱼好像一种矮壮的人省略了颈的过渡，从头一下便到了肥硕粗壮的身子，尾巴又收束得比让小说家入迷的豹尾还干脆。鳞是一种与海的颜色很配的深灰的颜色。
水手过来把鱼桶从我面前拎走。我跟了去。水手在后船甲板那里放下一个案板。围上橡皮围裙，戴上橡皮手套，从桶里拿起一条鱼，啪一声摔在案板上，一手摁住头，斜着一刀，便片去了鱼半边身子上的肉，鱼又被啪一声翻过来，又一刀，另一边身子上的肉又被片下了来。鱼从胸到腹裸露出一副完整的骨架，护卫着整套蠕动的内脏。骨架一头连着完整的头，一头连着完整的尾，如果加以精心制作，会是一个特别的鱼类解剖标本。但是水手毫不可惜就将这个因为呈现出内部真实与美丽的躯干扔进了一只大号塑料桶里。于是，一条鱼便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只剩下来两片毫无生气的肉。这两片肉是对我们这些渔夫的犒赏。好在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这种犒赏才来到海上。我们来到海上，还感到了海的味道，海的动感和海的幽深与宽广。
这位儒雅的女士热情地让我们从阳台上眺望中央公园的草地，眺望树冠巨大的树木，然后，又把我们导入卧室，用阿西莫夫生前常用来眺望星空的望远镜观看公园湖泊水面上游动的水禽。中国人在环保方面名声不是太好，这好像是老外们比较一致的看法。在我看来至少有两种现象给老外们的观点以有力支持：在国外，唐人街可能是任何一座异国城市里最肮脏拥挤的区域之一；在国内，中国人的菜谱上，那么多的珍稀动物被当成美味佳肴，也实在让人匪夷所思。我一面调整焦距，一面就想，这位著名的科普老太太是不是身体力行，要向两个中国人普及环保观念，或者启发我们在中国的闹市中心，也该来上这么一座称为城市之肺的森林公园。正这么望着想着，主人突然谈起了蒙古。外国老太太多少都有些神经质，所以，她的话题一下就跳到了遥远的蒙古我也并不吃惊。这个话题未及展开又迅速中断了。她要带我们去看她先生在世时写作的房间。阿西莫夫两岁时随双亲从俄罗斯移居美国。这位生物化学博士最后成为享誉世界的大师级科普和科幻作家。他在这个房间里一直工作到1992年离开人世。现在，作家生前的用具都用透明的塑料布遮蔽起来，表示了一个结束的生命与结束了的工作。这个正被尘封的工作室已经成为热爱科学与幻想的人们，一个努力把科学思想进行艺术表达的人们的一个共同的记忆。而就在这幢公寓楼37层，在那些别的房间中，生活还在继续，阿西莫夫夫人在客厅一角用书架分隔出一个不大的空间，摆上一台电脑，仍然从事着科普与幻想小说的写作。就在出国前不久，我还读到她与亡夫共同署名的一部新书《新疆域》的中文版。这是阿西莫夫生前未能完成的一本书，由夫人补充完成。
所以我想人人都记得一些规矩是好事。我希望那些鱼对这次经历有一点惊恐的，疼痛的记忆，并能将这种记忆用什么方式进行传播。这样，海里聪明的鱼便越来越多。聪明到有一天想出一种什么办法，把船上的人给诱惑到海里。
那天，先是到曼哈顿的一幢高层公寓里访问阿西莫夫夫人。
这样倒好，有一些等待，反倒有了一点悠闲的感觉，有点像中国人想像中的钓鱼了。静静看着鼓涌的水面，看着随意起起落落的海鸥，在四顾茫茫的海阔天空中，觉得自己多少有些符合传统文化中那个隐忍的，静默的，耐心的，随时准备应声而动的钓者的意象了。那种意象的下钩者，在等待的时候，或者与自然感应，有哲人之思；或者面对空茫，有身世之感。但我辈生活在一个因了科学与经济而讲究实证的时代。于是，在中国西面很远的海上，我却在等待的时候开始产生好奇心。这个好奇心就是：自己猎获的是什么样的鱼。也就是说，直到这时，我才有空关心一下自己钓起来了些什么样的鱼。结果，桶里那些把头朝上，拼命张着嘴呼吸的只有一种鱼。
于是，我开始大张旗鼓地抽烟。并掏出船钱，每人12美元。后来，船上又陆续等来了4个人。一个含着烟斗很精神的白人老头。一个戴着棒球帽很绅士，也很孤傲的中年白人男子。两个看上去不太精神的黑人。这时，船上的引擎突突地响起来。雪白的鸥鸟仍然不时在从船边浮起又落下。刚才一直坐在岸上的黑人老头提着一只铁桶走上船来。桶里的鱿鱼碎块，腥气冲天。大卫告诉我，那是鱼饵。一位水手过来，又从每人手中收走两美元，收齐后转交给那位老黑人。我问大卫这是小费吗？大卫正色说，不是小费，而是规矩。接下来，我还会多次听到这个词：规矩、或者钓鱼的规矩。而且，我会发现自己喜欢这些规矩。
在美国的旅程还在继续着，几天后，从丹佛机场出来，我们又站在北美大陆高耸的中央了。汉学家葛浩文开车来机场相迎，在去30英里外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所在地波德镇的路上，高速路两边，是与故乡一样高旷而金黄的草原，有马三三两两立在路边，风吹拂长长的鬃毛轻轻翻卷。草原尽头，是壁立而起的落基山脉。山体上裸露的大片岩石闪耀着铁青色的光芒。波德镇就在草原尽头，那些青色岩石脚下。葛先生的家便置身其间。
我们在庞大的博物馆中穿行，这时，面前的走廊地砖上出现了一只只恐龙的脚印，引得人不由得循迹走去。经过几道曲折，甚至还乘了一两次电梯。我们就来到了一个专门陈列出土的恐龙化石的大厅里。看罢说明，才知道，这些恐龙化石全部来自由这家博物馆资助的一次发掘，这也就是《科学美国人》杂志所载那次在蒙古境内的发掘。
我注意到水手片鱼时，遇到大一些的鱼都要用一根铁尺比量一下。然后，打上一个记号。如果遇到下一条鱼的长度突破了这个界限，那么早前的那个记号被抹去，新的记号便成了新的纪录。
进了这个外国舌头的家，大家一律行礼如仪，然后，我与葛先生坐下来谈文学，秦舌头被葛太太导引着参观花园。她们回来时，带回来一个话题，就是在这十万人的镇上，竟然晚上有鹿从山上下来造访花园。吃掉不少精心培植的花草。葛先生说，有时还有熊来到大街上，由警察护卫着回到山上。于是，话题便转到了我们在大西洋的钓鱼。我便再次提出这个很傻的问题，瑟巴斯是什么？葛太太说，有呀，超市里有卖，美国人视为美味的几种鱼之一。这鱼的美味我是品尝过的，在纽约，在据称辞了希尔顿饭店大厨这个油水职业来做穷作家的大卫租住的公寓里，他用平底锅，加植物油，加洋葱，加姜，把每半个鱼身子都煎得像一块小牛排。也许是自己亲手所钓，这鱼吃起来，真是别有风味，让人难以忘怀。今天，我还想信手取一块在手边，照了纽约人的煎法做熟，加一杯干白，犒劳一下自己。可惜，这些鱼都储存在纽约那个穷作家的大肚子冰箱里了，我手长莫及。而我现在要说的是，葛先生是操英、中双语的，也是一条大舌头。舌头们的特征之一，便是很多很厚双语词典。于是，我们搬来好些沉重的砖头，放在一杯杯的咖啡之间，终于查到了这个词：英文Seabass，中文海鲈鱼。接下来便是特征描述，与它的纲目科属。但我自己也不是海洋生物的分类学家。我只要听到了一个中国名字，并不要知道以后的这些解释，心里那点悬疑就没有了。中国字让一颗中国心落到实处了。好像只要有了一个中文名字，那鱼才算是一个真实的可以把握的存在了。于是，我便开始将这些鱼慢慢忘记。
大家坐在船舱里喝啤酒，抽烟。黑老头袖了手坐在船尾，坐在明亮的阳光下。我想他收了我们按规矩给付的美元，该做点什么吧。但他就那样坐在那里，一副十分受用的样子。
于是，我谈起了这本书，谈人类正在拓展中的生存边疆。老太太却再一次与我谈起了“蒙哥利亚”。谈起了蒙古的恐龙。记得《科学美国人》杂志人刊登过一篇记载一支美国科学考察队在外蒙古荒原上发掘到大批恐龙化石的故事。但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恐龙至少不是我们，也不是阿西莫夫先生与夫人自己最为擅长的题材领域。然后，她突然就率领我们——我、《飞》杂志副主编兼此行翻译秦莉、充当我们在纽约期间的向导与司机的科幻作家大卫？赫尔三个人急急下楼，上车，然后说出一个地方。大卫说，老太太要我们去参观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原来，那些发掘自蒙古荒漠的恐龙就陈列在这个博物馆中。走进博物馆，老太太带我们停留在一道楼梯的拐角处。那里，一块块金属铭牌中间，有一块上面书写着阿西莫夫基金会名字。也就是说，阿西莫夫基金会对于这个博物馆的建立有着相当的贡献。所以，阿西莫夫夫人只需告诉博物馆的人她自己是谁，告诉她要招待中国同行参观这个博物馆，我们便得到了三张免费票。然后，老太太便告辞打车回家去了。
我们感到长久的波动，不息的潮涨潮落；
看不见的神秘曲调，海洋世界含糊而重大的暗示，流动的音响，那芳香，那绳索微弱的声响，那忧郁的唱和；
倒是两个水手忙活开了：给一支支鱼竿系上一只沉沉的铅坠，再系上两到三颗鱼钩，检查鱼竿上缠绕着大盘尼龙线的转轴，再一一插在船栏边上。船栏边每隔两三米都焊上了一段钢管，作为鱼竿的插孔。船开足马力行驶了一个多小时，这时，纽约已经看不见了。引擎熄了火，铁锚快速沉向海底。喝干瓶子里最后一滴啤酒，把烟头掐熄在桌上铸铁烟灰缸里，渔夫们走出船舱，举目四顾，都是茫茫的海水。海水有力地从下往上鼓涌，船随着这节奏缓缓摇晃。
船又起锚了，引擎突突作响，吹向大陆的风在向推动。虽然现在的船也没有风，但还是感到了风的推动。大家回到船舱，一个水手在船上收敛钓竿，一个水手站在舱里的吧台后，当起了侍应。船舱里又是啤酒与香烟的天下了。秦舌头作为惟一的女性，无法与一群男渔夫消受这一切，加上有些晕眩，便让水手给泡了一盒美国产的，没有什么作料的方便面。忙活完船上的小买卖，水手又走到我们中间，每个人都往他手里放了两个美元。大卫又说，这是规矩。于是，我也往水手手里放了两个美元。最后，那位自己也弄支鱼竿钓了一阵的水手，自己也放了两美元在里面。然后，十六个美元被交到了我的手上，几个渔夫举起酒瓶向我致意。
大卫看我在发扬格物致知的精神，便准备好诲人不倦一番，但我们的“舌头”从未从事过稼穑渔猎，从深海里收获了七八条鱼便弄得腰酸背痛，再加上被浪摇得有些晕眩，便躺在船舱里休息去了。
连拉了几竿后，我也像个老练的渔夫了。每次鱼钩刚沉到海底，都有鱼狠狠扑上来。有时是一条，有时是两条。这种钓鱼全没有中国诗歌里那种传统的意境。不断甩动鱼竿，听鱼线在轻轻的海风中发出细细的啸声，感到鱼钩带着一大块鱼饵下沉，下沉，手上重重地一顿，鱼已经扑上来，锋利的鱼钩刺穿了上颚。然后，一手把持震颤不已的鱼竿，一手转动绞盘。接着，持竿的手上再次重重一顿，一条银光闪闪的鱼已然离开水面。把鱼提上甲板，用钳子又重又快的一扭，一扬手，啪一声，鱼便挤到同类们身边听天由命了。这时，再去老黑人身边抓一块碎鱿鱼，穿上鱼钩，在裤子上擦一把腥味浓重的黏液，甩动鱼竿，把暗藏杀机的鱼饵投向水面。身子娇弱的秦小姐，仍然要像鱼一样龇牙咧嘴地挣扎着，才能把猎物拖到船上。如是三四竿后，她便从船边消失了。这时，风大了一些，身上的衣服猎猎振动，有点要奋力飘飞的意思。海上的浪也一波波地来去，于是，船便在原来的上下涌动之外又加上了忽左忽右的大幅度摇摆。鱼仍然在不断地上钩。但频率却越来越低了。
老黑人仍然穿着厚呢外套坐在船尾，好像是什么都看见了，又像是什么都没看见。
水手走到船头放锚。又一处渔场到了。大家再次钻出船舱。因为都有了相当的收获。所以，都不像刚才那么上心地钓鱼了。而是眯缝起双眼四处打量。目力所及之处，惟有海天茫茫。只有几只海鸥，很落寞地跟在船尾，在水上，在风中起起落落。但这里的鱼可能视力不佳，鱼饵下去老半天，也感觉不到它们来碰触一下。于是，我们也来看海。终于有鱼咬钩了。拖上来，还是那种身子肥硕的瑟巴斯。我问秦舌头，瑟巴斯是什么鱼。我的意思是问这鱼的中文名字：学名或者俗名。她不知道。于是回身去问大卫，大卫的回答是大西洋里最美味的鱼之一。这时，每个人面前的小桶里差不多都装满了鱼。鱼们上钩的频率也越来越低。大家钓鱼的兴致已不太高。于是闲聊，看海，沉思，同时继续摆出一个垂钓的姿态。
我又有了一个发现，包括大卫在内的四个美国人，都往腰带上系了一件旧T恤。两个中国人却没有这样的装备。破恤衫并不美观，但那样别进腰带，随意悬挂在胯边，就使垂钓者更像一个渔夫了。而我们穿着出客衣服的人，就不够自然了。我曾经做过猎人。打猎的经历告诉我，渔夫们身上悬挂的这件旧T恤，决不会徒具一种装饰的作用。果然，当每个人都走到老黑人的桶边，抓一块碎鱿鱼片，挂上鱼钩时，手上便粘满了鱿鱼浓重的腥气和黏糊糊的汁液。于是，他们腰间的旧衣服就派上用场：揩手。但为什么不是一条毛巾呢？想想一条毛巾雪白耀眼，就像早些年的宣传画一样，挂在收割的农民、炼钢和挖煤的工人脖子上，奇怪的是这些有着黑里透红的脸膛的劳动人民，即便在画中挥汗，也是用手背一甩，而不去使用画家们挂在他们脖子上的雪白毛巾。大卫告诉我，这是规矩。于是，我们这两个中国人一手腥污，不好意思往船栏上蹭，就只好委屈自己出客的裤子了。
看完展览出来，我们坐在中央公园草坪上休息一下累了的脚和脑子。附近有鸟鸣叫，有情侣接吻。我却在想，展览很有意思。但是，老太太请我们看这个展览，仅仅是尽地主之谊，还是有什么别的深意在呢？她总不是对两个中国人搞科普教育吧。还是大卫说，恐龙就是恐龙，还能有什么意思呢。当然，他说，这些是蒙哥利亚的恐龙。然后，他吸着烟，惬意地喷吐着烟雾的同时，脸上渐渐显出了愁容。明天该带你们去哪里呢？如何安顿客人，确实是主人一个烦心的问题。所以，老太太把我们安顿到博物馆，也是费了一些心机的。她不好意思仅仅在一杯咖啡，一点交谈之后，便把我们送到楼梯口，然后说再见。更何况，在那个博物馆中，除了那些恐龙，还有一些内容更丰富也更有意思的展览。
然后，我们起身坐着大卫的车穿过曼哈顿，去城市另外一边的中国人很多的法拉盛区吃中餐。车过布鲁克林大桥的时候，望得见烟云迷茫的哈德逊河口，那里，是自由女神站着被风吹，被雨淋，被仰望的地方。我没有打算去那里，我只看了看那边水天迷茫的景色。但不敢肯定看到的是海还是宽大的淡水河口。只是到晚餐上桌，不擅开玩笑的大卫说，去看天体海滩是他开的玩笑，他真正的建议是明天到海上去垂钓。我们把这也当成了一个不好笑的玩笑。但我确实在他的公寓里见到好些漂亮的钓鱼竿。
一周以后，在北美大陆的另一边，在旧金山厚木板铺成的渔人码头，我和秦舌头坐在明媚的阳光下，面对太平洋午餐。看着一只只船驶出湛蓝的海湾，我们又一次怀想那次垂钓，怀想那些人，怀想那些法律之外的，肯定是传诸久远的好规矩。法律建立与维护秩序，而那些更具人性的，渗透到各个不同行业之间的大大小小的规矩，使这个社会更加人性与温暖。我笑话秦舌头不知道瑟巴斯这种鱼的中文名字。这当然让这位英语硕士有些耿耿于怀。于是我安慰她大可不必如此介意，因为她的第二学位是MBA，而不是海洋生物学，同时，她也不是大西洋上某个渔夫的女儿。
那漫无边际的前景和朦胧的地平线，都在这里了，
眼下，我开始向往另一次钓鱼。也是在美国，俄勒冈，有一位也做舌头的凯伦女士，她曾带来了一些鲑鱼干送给我。鲑鱼就是广东菜里的三文鱼。而在我眼前，是电视片里，它们千里回游的身姿。我们相约，某个时候，当她把我的一些文字变成英文时，便要在鲑鱼回游的季节里，去一趟她生活工作的俄勒冈。风很宽广的俄勒冈，荒野粗犷的俄勒冈，高远宁静的俄勒冈，溪水欢快流淌像舒伯特的那首《鳟鱼》调子的俄勒冈。
还是水手拿来一把钳子，才解决了卸钩的问题。
我喜欢这样的规矩，真的喜欢。喜欢给那个给我们提供鱼饵的漠然的老黑人几个美金，而不用他露出下贱的微笑；我喜欢每一个人都自觉地把没长大的鱼放回水里；我喜欢那个小小的赌博，其实那不是赌博，而是培植大家对别人成功的祝福。
海上垂钓正式开始了！
钓鱼船上的规矩，每个钓者拿起把鱼饵抛向大海后，都参与了一个两美元的赌注。钓到最大那条鱼的人便会得到那若干个两美元。大海对我很看顾，使我成为一个幸运者，让我成为那十几个美元的获得者。
——惠特曼《在海上有房舱的船里》
我想，这便是鱼的名字了。我脱口一句中文，说：有意思的名字。
大卫好像听懂了一样说：YE，YE。曾记得我与一位中国的美学教授谈我们共同喜爱的作曲家时，我说莫扎特，美学教授便频频点头，说，YE，YE，莫扎特。莫扎特，YE，YE时的情形。因为那位教授是中国人，我想起这情形时便笑了。这笑已经与鱼无关了。大卫也跟着笑出了美国人那种傻笑，这笑又与钓鱼有关了。美国人经常会笑出这种很孩子气的傻笑，这种笑容，在中国孩子脸上是越来越难以见到了。于是，我也傻笑着说：瑟巴斯。
大卫竖起大拇指说：YE，YE。完了，交流结束，便又专心钓鱼。我又格物致知一番，然后继续垂钓，但是，鱼不再上钩了。我对大卫说，鱼开会去了。大卫又傻笑，说：YE，YE。这时，水手通知大家收起鱼竿，然后，两个人奋力转动船首比我们鱼竿上的那个大好多倍的绞盘，起锚了。船首像马头一样高昂起来，随着马达一阵轰响，船身便劈开波浪飞驰向前了。大家又回到船舱。依然是啤酒与香烟。只有老黑人依然面无表情地守在船尾。水手过来，把我和秦舌头桶里的鱼一一用那张切鱼饵木板长的一边来比量。结果，不够长度的鱼又回到了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