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有自己的命运。一本书也是一样。它走向世界，流布于人群中的故事再不是由我来操控把握了，而是很多人，特别是很多的社会因素参与进来，共同的创造着。大家知道，它的出版过程有过三四年的曲折期。后来就有朋友说，那曲折其实是一种等待，等到一个特别合适面世的机会。找到最合适机会出声的角色，总会迎面便撞上剧场里大面积的喝彩。
马尔康的春天来得晚。初夏的5月才是春天。7月，盛大的夏天来到，春天清新的翠绿日渐加深，就像一个新生的湖泊被不断注入一样（我有两行诗可以描摹那种情境：“日益就丰盈了/日益就显出忧伤与蔚蓝”）。那种浓重的绿，加上高原明亮阳光的照耀，真是一种特别美丽的蓝。10月，那金黄嘹亮而高亢，有一种颂歌般的庄严。然后，冬天来到了。白桦林一天天掉光了叶子。霜下来了，雪下来了。茂密的树林重新变得稀疏，露出了林子下面的岩石、泥土与斑驳的残雪。这时，小说里的世界像那片白桦林一样，已经历了所有生命的冲动与喧嚣，复归于寂静。世界又变回到什么都未曾发生也未曾经历过的那种样子。但是，那一片树林的荣枯，已经成了这本书本身，这本身的诞生过程，以及创造这个故事的那个人在创造这个故事时情感与思想状态的一个形象而绝妙的况喻。
我说过了，这本书离开我的打印机，开始其命运旅途之后，它的故事里便加入了很多人的创造。在此，对每一个看重它，善待它的有关机构、领导、师长、朋友表示衷心的谢意，感谢你们在我力所不及的地方，推进了这本书的故事的进展。如果要为施惠于这本书的人开一个名单，那将会是长长的一列。同时，每一本书走向公众之后，每一个读者都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参与和创造。在此，我也要向每一位读者表示我的谢意。
1994年5月，我坐在窗前，面对着不远处山坡上一片嫩绿的白桦林，听见了从林子里传来的杜鹃的啼鸣声。身后的音响低低回荡着的是贝多芬《春天》与舒伯特《鳟鱼》优美的旋律。那个时候，音乐是每天的功课。那片白桦林也与我有了十几年的厮守，我早在不同时间与情景中，为它四季美景而深浅不一地感动过了。杜鹃也是每年杜鹃花开的季节都要叫起来的。不同的只是，在那个5月的某一天，我打开了电脑。而且，多年以来在对地方史的关注中积累起来的点点滴滴，忽然在那一刻呈现出一种隐约而又生机勃勃、含义丰富的面貌。于是，《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便落在屏幕上了。小说所以从冬天开始，应当是我想起历史时，心里定有的一种萧疏肃杀之感，但是因为那丰沛的激情与预感中的很多可能性，所以，便先来一场丰润的大雪。我必须承认，这都是我自己面对自己创建的文本所作的揣摩与分析，而不是出于当时刻意的苦思。我必须说，那时的一切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淌。
故事从我的脑子里走出来，走到了电脑磁盘里。又经过打印机一行行流淌到纸上。从此，这本书便不再属于阿来了。它开始了自己的历程，踏上了自己的命运之旅。我不知道别的作家同行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我却深深感到，我对它将来的际遇已经无能为力了。
直到今天，我都会为了这个况喻里那些潜伏的富于象征性的因子不断感动。
又听见了杜鹃的声音：悠长，遥远，宁静。
《尘埃落定》就这样开始了它生命的诞生过程。
写完最后一行字，面对那片萧疏的林子，那片在沉睡了一个漫长冬季后，必然又会开始新一轮荣枯的林子，我差不多被一种巨大的幸福击倒。对我而言，这是一次创造，也是一次隆重的精神洗礼。然而这一切，都在1994年最后几天里结束了。
今天，我已经很难回想起具体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了。眼前却永远浮现着那片白桦林富有意蕴的变化。每天上午，打开电脑，我都会抬眼看一看它。不同的天气里，它呈现出不同的质感与情愫。
今天，当《尘埃落定》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频频出现在报端时，我确乎感到，它是离我远去了。是的，它正在顺风而去。而对我来说，另一个需要从混沌的背景中剥离出来的故事，又在什么地方等待着了。
之后的一切，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个故事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幸运的书的命运也都是相似的。读者的欢迎，批评界的好评，各种奖项与传媒的炒作。这本书的命运进展到这样一个模式里，我与之倒有了一种生分的感觉。我不能说这一切不是我所期望的。我只是要说，这些成功的喜悦与当初创作这本书时的快乐与刚结束时体会的那种巨大的幸福感确乎是无法比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