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感谢这家出版社，不是感谢它出了我的书，并且进行了比较成功的推广与有效的传播，而是感谢它此前让我读到的那么多好书。正是因为这些漫长的积累，才会出现篇首开始出现的那种有些美丽的误会。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化人总是内敛的，注重修养与积淀的，这也使集中了很多优秀文化人的文化机构，也会呈现出这样的情形。人文社深厚的内在储备与简陋的外部景观其实正是这种情形的一种况喻。所以，我才希望这座楼房永远是青砖的颜色，所以我才愿意青砖之上有繁盛大的青藤，永远在朝内大街166号，在喧嚣的市声中，显得清幽宁静而永远。
2000年岁末的某天早晨，北京，我从西边打车往市区的朝内大街166号。
刚刚走出饭店大门，便嗅到了在干冽的北京冬日难得的湿润洁净的空气，这才意识到这个早晨正不紧不慢地下着小雪。
后来想一想这个误会，发现其实是因为那幢楼房更符合我第一次去这家出版社前的想像。此前，因为爱好文学，读过很多出自这幢楼房里的文学精品。后来，我终于因为自己的书而走近了这幢房子。走在楼内有些老旧的木头楼梯上，听见自己脚下发出太大的声音，有些兴奋，也有些紧张。因为不想打破楼道里那幽深的宁静。而且，我要说，这幢房子用其老与旧符合了我的想像外，那种零乱又让我感到了一些失望。但是，就是在这里，我那本曾经四处飘飞的《尘埃落定》，终于在这些楼道里的某一间办公室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是这里的幽深与静谧，让这粒尘埃落定下来。但这些办公室都是一模一样，我掏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就在身边的一间屋子里，有电话声猛烈地响了起来。门打开，曾经在成都邓贤家见过一面的高贤均那张笑脸便显现在面前。接着，就在这个面街的窗户下，与这本书相关的这个出版社的人员都相继出现：脚印、周洪之洪、周洪之周，当时《当代》的主编何启治，还有拉着我到处见记者的张福海与王晓。大家一起谈天气，谈即将出版的《尘埃落定》。我在灰色布套的沙发里越陷越深，慢慢地觉得这个房间此刻便是我的房间了。
我想像很多书从这些同样谦逊朴素的书桌上走下来，进了工厂，坐了汽车与火车流布到中国四面八方的书店，然后走向爱书人的案头。其中有一些书，就这样到了很遥远僻静的马尔康。马尔康的城边有一条河，是大渡河上游的一条支流，马尔康城靠着的那面山坡上有一座庙。我就在那金顶红墙之下，从书店里带回一本本书，放在桌上枕边，然后，又插进书柜，十多年时间过去，竟然是很大的几个柜子了。其中有很多就是从这幢楼里走出来的。其中有些是常常要温习的。比如《静静的顿河》、比如《红楼梦》和《聊斋志异》，比如宽广自由的惠特曼和深情妙曼的泰戈尔。现在，我自己也要从这里出一本书，并且用与那些书同样的方式流布到四面八方。
直到踏上台阶，才发现认错了地方。这不是我以为的那幢楼房。退回到大街上，才发现，我要去的那幢楼房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庄严沉稳却显得有些老旧了。眼前的这一幢与之相比，除了那些攀在墙上的藤蔓，洁净的墙面更多显出了那些青砖的本色。
于是，这幢老楼房对我便有了一种特别的意义。我庆幸自己获得了这样一种特别的机遇。最近有媒体访问，谈到文化市场化的问题。我说，文化人用文化赚钱，但一定是正当的文化。再问正当与非正当之间的界限。我的回答就是看这个文化对于社会，对于世道人心是否有所助益。我的这个看法（也是做法）的形成，其中一个最最重要的动因，就是因为一些像人文社这样有责任感，有知识良心的机构的好的出版物的熏陶有关。今天我写书，或者编杂志都会本着这样一个原则。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好天气。车子启动了，虽然寒风割脸，扑面而来的却有水的芬芳。车到朝内大街，司机问具体位置，我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他说知道那是一座老房子。我说，对，是一座老房子。果然，一座老砖房子就出现在眼前。车在雪中小心靠边停下。付了车钱走到楼前，人却有些迷糊。我记得这条大街上就只这么一幢庄重却又有些寒伧的老房子，眼前这一幢却与我已经去过几次的那幢有些异样。这点异样是我所喜欢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那幢临街的青砖房子留给我的只是一个大致的印象。对于中国人来说，建筑的外形是不太需要细细考究观摩的，所以，没有人会对自己将去的一个机构所在的地方的建筑外观特别留意。但是，眼前这幢房子确实与我去过的那一幢有些异样。于是，我冒雪在楼前停了下来，先发现楼前的台阶有些宽大，更主要的是，楼房的墙上爬满了攀援植物。虽然是冬天，那些藤蔓仍然显得柔韧，树皮上也透出些隐忍的青绿，未落尽的枯叶在风中飞舞，即便如此，我也能想像出夏天里一派青碧幽深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