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事情总有例外，并不是所有时候都能拒绝，所有时候都能成功拒绝。道理很简单。你遇到了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人，特别懂得蘑菇战术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生活在社会上，真就是马克思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说总和有些夸张，但每个人都是一个结点，都是一群人的聚合处。领导、朋友、很远的亲戚、帮过你忙的人、同事、邻居、同学和同行，等等，等等，比如，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同学的同学。于是，有些文章就是为人情而不得不写的了。
“我们是木偶，听任强劲的手的操纵和摆布。”
这一辑里都是些小文章。
其实，生活里那些总在左右着我们的无形的手，是非常柔软而人情的，所以，它往往比强权更容易让我们屈服。
所以敢于把这些小文章凑到一起，首先要蒙此书责编给我勇气，同时觉得这也能呈现出我另一种写作。这样的写作与我执意要从事的那种文学写作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只有这些写作和我真正的写作放在一起，才会真实呈现出我全部的写作生活。只有这样，才能更为接近生活常态下的我。至今为止我只写了四五本书，但突然因一本小说而得了响亮的名声。于是，各种关于文章的约请便多起来了，各方各面的人会来请你对各种各样的事情发表看法。其实，这些事情中的很多自己并不了解，即使有所了解也是些很皮相的知识，一些很肤浅的看法。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拒绝。并且在绝大多数时候，在百分之九十多的比率上我都能成功拒绝。
这一辑文章里写作的原因，都是以上这些关系的结果。比如为给我出书的出版社诞辰日贺喜；比如为某个发过你书评的编辑写一篇应急的书评；比如因为曾经的贪杯喝了人家的酒而写一点什么酒文化；比如一个多年的朋友写了书，一定要请你写序；一个作家朋友跳到某报去当了部门主任，要作一个漂亮的亮相，便第一次公款请了一干旧相识，请大家支持捧场，于是，大家当然只好欣然应允，或作欣然应允状。问题是，我这个人有点固执，做着这些并不是十分愿意做的事情时，心里总还守着一条底线。这条底线便是这个社会的良心所公认的那些最起码的标准。如果不能直言其不够好的东西，但在说好话的时候，也只说确乎让我们看到的好的那一面。而且，不拔高，不无原则的吹捧。现在的文人，在有钱有权的人面前，在朋友面前，在商业利益面前，容易用言语文字作一些无原则的吹捧。我害怕自己变成这样。突然想起蒙田的某一篇随笔中引过贺拉斯的一句话：
我对自己记忆力在细节上的准确信不是十分自信，为了引文准确，便撂开电脑在书柜里找出《蒙田全集》。结果发现蒙田的另一些话也很对我现在的意思。他说：
“我们在不同的主意之间游移不定。我们对什么都不愿意自由地、绝对地、有恒心地做出决定。”
事实确实是如此。我曾经为自己立下一个规矩，不为某一个商业机构而写作。但也有事与愿违的时候。《接近想像中的花园》就是为某某花园而写的。我的两位朋友就住在这座花园里。那里是成都市的高价楼盘。广告上的形象代表是一名本国有名的足球运动员。一天，朋友找到我，说花园的物业公司要办一个以业主为对象的会员制刊物，希望有名人来写点文章，并许以高额稿酬。当时，正逢我也想着换房子，经常四处去看那些叫做花园或广场的商住楼盘，也正好有些感想，便答应下来，并想，他们的楼盘差不多是本市的最高价，我的文章在一定范围里也是高品质的，所以也没有说不取报酬那些客气话。现在，忽忽半年过去，不知某某名花园的会员刊物办起来没有，但稿酬却是一分钱没有见到。我的两位朋友是成功人士，有钱，夫妇都是君子，一家人先富起来，没有暴发气，总是乐善而慷慨，所以大家才能成为朋友。包括请我写这篇文字，他们也是要为物管公司的人无条件帮忙的意思。如果我跟他们提起这件事，我先便失去做他们朋友的资格了。但作为一个有名的花园，对于一个商家，这种作为，这种对于文化的漠视，对文化劳动的漠视，却是让人会为他们感到惋惜的。加上在那些四处看过的花园里的经历，我才知道，我们要接近一些想像中那种真正的花园，时间还会非常遥远。
不仅小，而且零散。
“我们一般的行动，都是根据我们的心意，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听任一时的风把我们吹向哪儿就是哪儿。”
甚至比我让自已达到一个真正自由，在文章上不受太多人情牵绊还要难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