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我们在别处遇见的机会已经够多了。这里则相反，我们需要一个避开人世的借口，古代的孤寂与荒漠。”
我们推荐大家来读这篇文章，无非是想告诉人们，时钟的创造与完善，绝非是这种用具的进化本身那么简单。因为任何一项创造都有一项需求与动力在背后，在里面。这种需求是前进才能产生的需求，这种动力就是害怕荒废生命的紧迫感。
我以为，刊物主编首先应该是一个称职的编辑。一个编辑，就应该主持很好的栏目。现在我在主编的两份刊物上都有自己的栏目。其中一个栏目就叫“科学美文”，在这个栏目中，我向青少年读者推荐科学大师们既有科学性又有文学性的科普文章，并将其命名为科学美文。我是在中国提出这个概念的第一人。于是，每期文章中，都留下了这样一些短小的推荐文字。
这个本来无所谓中心的圆球形的世界上，因为金钱，因为技术，因为野心，开始了从欧洲两个半岛上开始的地球大发现。发现者们把所有的发现都带回到自己的故乡。于是，这块发现者们的大陆便成为世界的中心。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向这个中心汇聚。这种汇聚不但影响深远，而且规模浩大。但作者也许是某一次用完了按这张菜单的午餐，用餐巾擦干了嘴唇。饮用咖啡时忽然想到如此多样而丰富的菜单后面包含着各自不同的来历。而且，这个家伙是一个博学的人，于是，他便作为消闲，把这份菜单上不同东西的来历随手写了下来。
所以，我推荐这篇文章的理由首先因为它从身边发现了科学，其次是因为文章写法十分的从容优雅。
本期这篇文章选自卡尔·萨根用科学方式批驳伪科学的巨著《魔鬼出没的世界》。作家说，“这本书是我的个人坦白，向你们讲解我对科学终生的爱情故事。”
让我们来读《计时器简史》，让我们用生命来感受时间，把握时间！
那是清朝王权最为强盛的时候，来自欧洲的外教士来到天朝，贡献最多，种类最多，最见出西方制造工艺先进与精巧的便是各种各样的时钟。时钟成为皇家一宗特别的收藏。据说，当一位叫马戛尔尼的英国使节来到，把自鸣钟当成新奇礼物向清朝皇帝献上时，皇帝让他看到了更多的自鸣钟。对于皇帝来说，用这种方式镇一镇趾高气扬的“红毛蕃国”英吉利的来使是非常解气的。但我看到这段史实，却想到了更多的问题。
因此，我们不能说中国人没有努力把握过时间，比如房屋深处的沙漏，比如夜深人静时敲着梆子报时辰的守夜人。但好像这些美好总是属于我们不曾生活，因此听起来就像外国一样的古代是中国。而到了近代，我们开始失去了时间感。到了中国近代，关于计时器的故事便有些幽默，并在幽默之后有些辛酸了。
于是，历史学家对着美丽的大自然睁开了双眼，最先看到的自然是飞鸟。于是，他开始仔细的观察，在观察的基础上思考。并在动笔开始记录观察与思考时，给自己定下了一些规矩：
而且，最最重要的是，看这种文章，会最终使我们获得一种科学与人文相互交织的特别眼光。这种眼光，使我们在新世纪中看待和进入世界时，将更加敏锐，而且更加全面。
是的，又是阿西莫夫。我们已经读了太多的阿西莫夫。阿西莫夫曾经有好些年停止了科幻写作，去写科普书籍。然后，又回头来写科幻小说。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写作科普的阿西莫夫。这篇文章选自江苏人民出版社《阿西莫夫最新科学指南》。从我们的视点看，彗星都因为短暂而美丽，阿西莫夫的这篇东西里却有一种长久的美丽。这是科学的美丽，也是文学的美丽。具有这双重美丽，是为科学美文。如果再和小说中的彗星参照起来，更会见出想像与才情的美丽。
在当下的中国，在伪科学还在公众中占有相当市场的时候，介绍卡尔·萨根这样的作品，应该是具有特别意义的。特别是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伪科学总是假借科学的崇高名义，愚弄公众，制造卖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介绍以科学精神揭露伪科学的反科学本质的作品，更成为一种特别的需要。时代需要我们为公众提供真正的科学，需要公众通过科学的观点来观察这个世界，来探索这个所存在的广大无边的未知领域。
直到今天，对于时钟精确度的追求还要继续着，而对我们这些年轻读者来说，最最宝贵的就是青春，而青春也就是生命中那段最美丽的时间，这段时间的美丽是因为，它差不多为你奠定了一生的基础，为你奠定了生命的永远。
时钟制造出来之后，人类的时间观念从模糊变得精确。精确的时间为我们的生活创造出了新的节奏；精确的时间使我们能在工作与休息，学习与娱乐之间建立起次序；能把分散的人类劳作统辖起来建立起相当的协调性。而所有这些，都是现代社会生活一种必然的需要。越到现代，人类的时间观念越是需要增强，偏偏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在封建帝国的美梦中沉沉地睡去了。在人类所有的活动中，睡眠最为漠视时间。于是，世界在为了加紧前进步伐尽量以科学的方法把握时间、刻划时间的时候，中国人却在这个进程中给晾在一边。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篇文章才写得像一次闲聊一样亲切可人。有关地理与植物学的翔实知识露珠一样点缀其间，围绕这些材料的趣闻与掌故，更给这篇文章增加了许多阅读趣味。
“本书尽量做到以鸟论鸟，避免类比人。除了两章之外，全书写法就好像世上只有鸟，从来没有人。”
当国人开始意识到科学的重要，科学传播的重要时，很多的科普文章却又全然变成了一种纯技术的枯燥说明，从中，我们看不到作者的思想光芒，看不到任何审美上的价值。那么，我们就从拿来开始吧。让米什莱们告诉我们，科学的眼光与文学的眼光在很多时候，是可以交叉重叠的。而且，这种交叉与重叠，为文学注入了科学的因素，使我们得到一种全新的审美经验。
我们不能说中国人对时间缺少敏感。孔子就站在流水滔滔的大河边发出“逝者如斯”的感叹。这就是说，流逝的时间会使我们对自己生命的流失产生深深的失落感。
很多人想到科学时，不由自主便感觉那是与自己无关的一种存在。这种存在高远，艰深，由一些学问很大，智慧，又有些神经质的人在专门进行。
科幻小说比起所谓主流文学中的小说写法来，至少有一点明显的优势，就是可以藐视无情的时间。因为，在科幻小说里，科学而大胆的想像会轻易地超越时间的局限。比如，本期推出新人姚蓬博的小说《三十六亿分之一》里面便满是青春的闪烁光芒。关于地球生命的起源，有一种严肃的说法是反达尔文生命进化论的，认为地球生命来自于彗星的赠予。《三十六亿分之一》在不否定达尔文学说的前提下采信了这种说法，并写成了一篇有着美丽想像的小说。读完他的小说，又读阿西莫夫的这篇东西，立即便想将其推荐给大家。
卡尔·萨根在这本书的题记上写了两句话，一句话是：“此书送给我的孙子托尼奥。”我想，他是以科学的名义把科学的真理告诉给所有下一代，他的孙子只是代表未来的一代人的一个最为亲近的代表。
卡尔·萨根是一个为科学奉献了终生的人物。他生前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天文学教授。在其作为天文学家的一生中，他重点研究金星温室效应、火星季节变化、地球生命起源、外来生命探索和核战争对环境的长期影响等重大课题，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同时，他还在美国航空航天局“航海者”、“海盗”、“旅行者”和“伽利略”等太空探险计划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了航天事业的发展，为了人类宇宙新边疆的拓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越来越现代的社会里，科学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它随时随地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切，与我们所有人密切相关。在中国人的习惯思维里，我们总是要讲很多道理的。包括现在我小小地议论一下，也是沿用了这种思路。很多时候，我们阅读就是想破除一些延续很久的习惯。比如，在欧美文化传统中，人们的科学发现与思考却是随时随地的。
我要说的是，所以写下这些文字，是因为这些文字首先感染了我，这些知识首先吸引了我。所以，更多的感觉，不是我在对读者耳提面命，而是与其分享我的感悟。
儒尔·米什莱，1798年生于法国巴黎。年轻时代便在法国著名学府高等师范教授历史与哲学。主要的历史学著作有《罗马史》《法国史》和七卷本的《法国革命史》。令人惊奇的是，他还写有一系列自然科学著作，本期所选出自他的一本专著《鸟》（花城出版社出版，中文译名为《话说飞鸟》）。
同时，他还是一个杰出的科学教育家。作为一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科普与科幻作家。他一生共创作了30本科普与科幻著作。如果说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传达给广大公众。使科学知识从书斋中，从实验室里，从一个又一个神秘的应用领域里解放出来，让公众理解，让公众掌握。从而激发起公众，特别是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对科学的景仰与热爱。他的好几本科普著作，都曾十分畅销。比如他的《宇宙》一书，就曾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70个星期雄踞榜首。
两年前，到重庆经典书店签名售书，正式活动前一天，老板陪着参观书店，好像足球运动员赛前熟悉场地一般。这家民营书店开张不久，店面布置，特别是书籍的品种和质量上，都有些先声夺人的架势。就是在这家店里，久寻不到的两本环保经典作品不期然中突现眼前。一本是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本是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两本书都是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当天晚上，便迫不及待开始阅读。前些天再去重庆与《电脑报》的同行交流做科普的心得，带的枕上读物，竟是这本《沙乡年鉴》。深夜捧读，重温一些特别喜爱的章节，窗外的市声消隐。威斯康星沙乡四季流逝的风景在眼前展开。在这本书中，我最喜爱的是《好橡树》。橡树是一个学名。在中国，学名是专业书上的词汇。不是专门的植物学家，很难将在民间的俗名与学名一一对应。所以，至今也不知道橡树是我认识的树中的哪一种，抑或是一种根本就不认识的树。惭愧。9月份访美，《轨迹》杂志编辑兰斯带了一位叫诺曼的女作家从旧金山驱车几十英里到硅谷，来陪我们度过此行在美国的最后一个夜晚。在一家古色古香的意大利餐厅，伴佐美食的是愉快的谈话。在硅谷当然会谈电脑，谈网络。最后，不知怎么却谈起了橡树。我说非常想知道橡树究竟是什么样子。兰斯奋力描绘，怡雯小姐仔细翻译，我还是不得要领。于是，女作家诺曼自告奋勇，要将那样子画给我看。她画了一片叶子，和一枚坚果。要在晚餐余暇里，逼真地画出一株大树，实在有些工程浩大。但仅靠这一片叶子与一枚坚果，我仍然不知道橡树是什么样子。诺曼给橡树下的最后一个定义是：橡树就是长给松鼠吃的果子的那种树。于是，她又在叶子与果子旁边画了一只大尾巴的小松鼠。我还是不知道橡树是什么树。更妙的是，把他们的话作了很传神翻译的秦莉也没有明白。所以，便不好意思把自己都不认识的东西推荐给读者。还有一个技术性的原因，《好橡树》篇幅太长，也不太合适放在这个栏目里。所以，就挑一种大家都不会不认识的吧。于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便是这篇《关于一个鸽子的纪念碑》了。当然，这不是我们所知道的信鸽或广场鸽，而是候鸽，一种因为人类活动消失于人类视野中美丽而又无辜的物种。奥尔多·利奥波德的上述作品发表于1949年，而他本人已经在前一年告别了这个他因为深爱而深深忧虑着的世界。利奥波德“是一个热心的观察家，一个敏锐的思想家和一个造诣极深的文学巨匠。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有着国际威望的科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为创建20世纪美国的两个新专业——林学和野生动物管理学上，也卓有建树。”
《魔鬼出没的世界》是卡尔·萨根一生中最后一部作品。1992年，他因骨髓癌去世。这个“惟一能够用简单扼要的语言说明科学是什么”的科学家在他年仅62岁的时候便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留下的丰厚精神遗产。这笔丰厚遗产的精华便是孜孜不倦的科学探索与坚定不移的科学精神。
那么一个卓有建树的历史学家为什么要来写一部这样的作品，把目光从政治投向自然呢？米什莱在本书的序言中做出了回答：“在橘树园绿阴的幽静中，我呼唤林中的鸟儿。我第一次感到，人一旦没有了周围庞大的动物界，生活就变得严峻了，因为大量无害动物的活动、声音和嬉戏，就好比大自然的笑容。”
我还想特别向本刊的青少年读者指出：现在市面上打着科学幌子，探索的幌子，行销着大量出于主观臆测，宣扬神秘主义，宣扬不可知论的读物，会把追求科学的读者引导到背离科学的道路。我主持的这个栏目，不但向读者推介了文学表达与科学表述两相结合相当完美的科学美文，同时也向大家推荐了一些值得大家深入研读，表达生动浅易，文笔生动优美的科学著作。
命运给我的安排是坐在编辑部看和自己当年看彗星时一样年轻的科幻作家的作品。
就以这篇节选的《火星上的人脸》为例，我们在一些传播颇为广泛的杂志和书籍中都看到过这张印刷模糊的火星上的人脸。应该说，这张看似人脸的轮廓在火星上是存在的。它显现在人类发射的科学探测器发回的照片上。但是，这样的材料到了不负责任的撰稿人手里，到了不负责任的出版商手里，便从一个以科学途径发现的现象，衍生出一些荒诞不经的伪科学的臆测，并得出耸人听闻的荒诞结论。卡尔·萨根在他的文字中，很轻易地便击破了那些关于火星人脸的不负责任的谎言，就在这样一段文字中，科学与伪科学两相之间的区别，也便泾渭分明了。其实，这样的耸人听闻，表面上以探索精神为号召，深藏背后的却是对利润的无原则追逐。我们不禁要问：当利润与科学精神，当金钱与文化责任放上了天平时，失重的总是看似抽象的精神和责任？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一个科学精神贫弱的国家。我们没有产生卡尔·萨根这种科学人物的条件与土壤，但是，如果我们连正确传播科学思想的途径都放弃，而任出版物中伪科学的东西大行其道的话，将无法面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
很难相信，这是一篇历史学家的作品。但这确确实实就是一篇观察自然、思考自然的随笔。
所以，我才要在这里向大家推荐这篇《欧洲人的一张菜单》。我不知道罗伯特·路威何许人也。但我很喜欢这篇文章。严格地讲，这篇文章的材料里并没有太多的新鲜东西。因为，相关的材料我从各种各样的地球大发现的书籍中都有所接触。我想对广大读者也是一样。但作为学生读物出现在大家面前的由国人编写的这类读物中，笔墨大多集中在怎样去发现，并在其间竭力讴歌人类探索未知的勇气与高尚的牺牲精神。但是，麦哲伦、哥伦布们最终发现了什么呢？往往语焉不详。而这篇文章，从一张菜单，从一张欧洲古老建筑中的餐桌上的食品说起。一道菜，就是一个曾经神秘的远方的植物。一种饮料，就是另一个大陆上的神奇物种。一种漂亮而可口的水果，曾经在热带岛屿的美丽风景中自生自落。
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注视自然的时候，也是返观内心，在自省，在借物寓意；而在米什莱们那里，注视自然，便是真正认识自然，阅读自然，并让自然来教育自己。
1986年，哈雷彗星来访的时候，我写过一个短篇叫《再过七十六年》。那不是科幻小说。小说记述当时和一批同样年轻的朋友，如何顶着青藏高原冬天的严寒爬到视线开阔的高山上去看彗星。这颗彗星上次来访，是1910年。1986年，我们都是20多岁，看完彗星，拖着一夜激动后的疲惫下山时，有人说哈雷按其周期再来地球时，我们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于是，人人都感到了用有限的生命去面对无限的时间那种莫名的恐惧与空虚。悠悠忽忽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朋友都从高原上下来，星散于四方，接受了命运千差万别的安排。
他的第二句题辞是：“祝愿我们的世界摆脱恶魔的纠缠，充满阳光。”阿门，我想我们大家都愿意接受这最美好的祝愿。
然后，作家惊奇地发现：“人没有鸟无法生存”，我想，他是说至少是像他那样的人，发现世界上没有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鸟没有人却能生存。”所以，他在历史研究之余，把眼光转向了大自然。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上的很多东西，都是非常残酷的，而法国南方的地中海岸，自然却呈现出和谐美妙的景象。于是，他便乐而忘返了。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一次次地发生过。很多学人被宫廷放逐，如柳宗元、苏轼、范仲淹等等，等等。他们处于江湖之上便寄情于山水，写出了很多传诵千古的名篇。比如《永州八记》《赤壁赋》和《岳阳楼记》。但他们共同的特点还是借景抒忧愤之情，其兴趣还是在人文政治，而不是真正想要认知自然。也就是说，自然本身的特性并未进入他们的视野。在这里，我并没有半点菲薄这些大家的意思，而是指出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一个科学的缺项。画家达·芬奇有过许多科学实践，比如痴迷于人体解剖，也有过许多的科学设想，这些设想，都清清楚楚地留在了他的素描本上。同样，米什莱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当他注视自然时，却全然换了一种科学的眼光。看到这些并不孤立的例子，我们可以知道，工业革命为什么会首先在欧洲发生，而信息时代的曙光为何最先照亮了北美洲的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