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是一个藏族人，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文化的非主流特性自然而然让我关注世界上那些非主流文化的作家如何做出独特、真实的表达。我想，美国文学中的犹太作家与黑人作家也给了我很多的经验。比如辛格与莫瑞森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何讲述有关鬼魂的故事。比如，从菲利普·罗斯和艾里森那里看到他们如何表达文化与人格的失语症。我想，这个名单还可以一直开列下去，来说明文学如何用交互式影响的方式，在不同文化，不同国度，不同个体身上得以发展。我身上没有批评家指称的那种“影响焦虑症”，所以，我乐于承认我从别处得到的文学滋养。
文学传统不是固定的概念，而是一条不断融汇众多支流，从而不断开阔深沉的浩大河流。我们从下游捧起任何一滴，都会包容了上游所有支流中全部因子。我们包容，然后以自己的创造加入这条河流浩大的合唱。我相信，这种众多声音汇聚的声音，最终会相当和谐，相当壮美地带着我们的心中的诗意，我们不愿沉沦的情感直达天庭。
我脱离农人生活的第一步，是成为一个用汉语授课的教师。后来，因为对文化与文学的兴趣，而成为一个文化工作者，并在十多年前，开始用诗歌进行文学上最初的尝试。
大会主席、与会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从童年时代起，一个藏族人注定就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
佛经上一句话，大意是说，声音去到天上就成了大声音，大声音是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听见。要让自己的声音变成这样一种大声音，除了有效的借鉴，更重要的始终是，自己通过人生体验获得的历史感与命运感，让滚烫的血液与真实的情感，潜行在字里行间。
在就读的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再到更高等的学校，我们学习汉语，使用汉语。回到日常生活中，又依然用藏语交流，表达我们看到的一切东西。在我成长的年代，如果一个藏语乡村背景的年轻人，最后一次走出学校大门时，已经能够纯熟地用汉语会话和书写，那就意味着，他有可能脱离艰苦而蒙昧农人生活。我们这一代的藏族知识分子大多是这样，可以用汉语会话与书写，但母语藏语，却像童年时代一样，依然是一种口头语言。汉语是统领着广大乡野的城镇的语言。藏语的乡野就汇聚在这些讲着官方语言的城镇的四周。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的乡野，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流浪。看到两种语言笼罩下呈现出不同的心灵景观。我想，这肯定是一种奇异的经验。我想，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种体验。
因为我长期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的地理特点与文化特性，自然而然地，我对那些更完整地呈现出地域文化特性的作家自然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这个方面，福克纳与南方文学中波特、韦尔蒂等作家，也给了我很多启示。换句话说，我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描绘独特地理与人文特性的方法。
汉语和汉语文学有着最悠深最伟大的传统，我使用汉语建立我自己的文学，自然而然会沿袭并发展这一伟大的传统。但对我这一代中国作家来说，成为一个汉语作家并不意味着只是单一地承袭汉语文学传统。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中国面对世界打开国门后不久走上文学道路的。所以，比起许多前辈的中国作家来，有更多的幸运。
十分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以一个中国作家的身份，在这样一个学术交流大会上表达一些自己关于文学的想法。
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
通过这些故事与传说，我学会了怎么把握时间，呈现空间，学会了怎样面对命运与激情。然后，用汉语，这非母语却已能娴熟使用的文字表达出来。我发现，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小说中，这种创作过程中就已产生的异质感与疏离感，在成功的时候，会非常有效地扩大作品的意义与情感空间。
我不是专门的批评家，不是文化学者，更不是在中西文化比较方面深有心得的专家。我想，大会提供给我这个讲坛，可能不仅仅因为我可以算得上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一个好的作家，或者说，我的某些创作成果，可以代表当下中国文学所已达到的水准。大会组织者盛情相邀，我想更是由于我个人身份与创作上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或许会让一些与会学者，用比较的眼光看到一个有意味的个案。
我想，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因为在地理上不在藏族文化的中心地带，更因为不懂藏文，不能接触藏语的书面文学，我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的是从藏族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这些东西中有非常强的民间立场和民间色彩。藏族书面的文化或文学传统中，已经带上了非常强烈的佛教影响。而佛教并非藏族人生活中原生的宗教。所以，那些流传于乡野与百姓口头的故事包含了更多的藏民族本身的思想习惯与审美特征。这些人物故事与史诗性传说中包含了更多对世界朴素而又深刻的看法。这些看法更多依赖于感性的丰沛而非理性的清晰。而这种方式正是文学所需要的方式。
大量的阅读最终会导致有意识的借鉴与选择。
对我个人而言，已经对我创作产生了相当影响，美国当代文学给了我更多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许多当代的文学流派都产生于欧洲，美国小说家并没有谁特别刻意地用某种流派的旗号作为号召与标识，但大多数成功的美国当代作家都能吸收欧洲最新文学思潮并与自己生活融合到一起，创造出一个崭新文学世界，而且少拘束，更富于创造性。
我想，文学本身要带给这个纷乱世界的本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在这里，我最后要带给各位的，也是我最美好的祝愿，并邀请大家有机会去看看我的家乡。
我出生于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从现在所在的成都平原，向西向北，到青藏高原，其间是一个渐次升高的群山与峡谷构成的过渡带。这个过渡带上在藏语中称为“嘉绒”，一种纯语义学上的考证认为，这个古藏语词汇的意思是靠近汉人区山口的农人。直到目前为止，还有数十万藏族人在这一地区过着农耕或半农半牧的生活。我本人就出生于这样一个在河谷台地上农耕的家族。我今年40岁。其中有36年，我都生活在我称其为肉体与精神原乡的山水之间。直到今天为止，我离开那片土地还不到三年时间。
其中最大的一个幸运，就是从创作之初就与许多当代的西方作家的成功作品在汉语中相逢。
我庆幸自己是这一代作家中的一员。我们这一代作家差不多都可以开列出一个长长的西方当代作家作品的名单。对我而言，最初走上文学道路的时候，很多小说家与诗人都曾让我感到新鲜启示，感到巨大的冲击。仅就诗人而言，我就阶段性地喜欢过阿莱桑德雷、阿波里奈尔、瓦雷里、叶芝、里尔克、埃利蒂斯、布罗茨基、桑德堡、聂鲁达等诗人。这一时期，当然也生吞活剥了几首能拿到手的所有西方当代文学大师翻译为中文的作品。
个案的搜集与探究不能帮助我们建构理念，但我们可以期望，也许这个案会有助于我们固化理念，并使理念的表达更加有力，更加丰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