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一说，”我说，“刚才我和青木见了面，他说在考虑是否去美国或是非洲工作。”
他稍稍琢磨了一下我的话，像是无何奈何似地，也笑了起来，斜努着的口角露出同情的神色。他渡过了大桥，但我还在河的这边原地踏步，是这么回事儿吧？
“和班里的学生？”
“什么都没变。缺乏变化的要素。”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我毫不客气地伸手拍了拍那颗头发花白的脑袋，呼噜声停止了，教授抹了一下从嘴里流出来的口水，抗议似地抬头看着我：
我想喊出声来，我想放声大哭，我要跪在地上请求妹妹原谅。但是，妹妹不原谅，她决不会原谅我。
“所谓大学，那可不是教授学生知识，而是培养研究者的地方。这一点人们很容易误解啊。”
教授像小孩撒娇似地提高嗓门叫起来。
“对。”
“啊。”我点点头。
“今天去吧？”
忘了这是奶奶还是大姨告诉我的。
“你还问是谁，”我刚这么说，但马上摇摇头，“算了，是谁都行。”
我直到今天还是害怕黑夜。夜晚的天空闪烁着冷冷的光，我知道其中有一束正照射着我，只照射着我一个人。
“你说的青木，是谁？”
“那个结城，他怎么了？”
“没什么其他事儿吗？两年没联系了，打来电话说要见面，不会只是想重温旧情吧。”
“真是一点儿没变。”
“什么没变？”
“嗯。也许快去了。”
“我有必须这么做的理由吗？”
“好像确实如此。”
我边吐出一口烟边说。
我抬头仰望天空，想要寻找妹妹的那颗星座，但我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妹妹在我不知道的某个方向，带着冷冷的、近乎透明的纯粹的目光，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
上初中的时候，老师这么教我们。那时我想，这是因为每天都要收容那么多死去的人，所以宇宙才会不断地膨胀。
我打了一个哈欠。看到我张着大嘴的样子，他笑了：
我回答着，然后拿出烟点上火，以便让自己的眼睛能从他身上移开。
“要是还不行呢？”
“不管怎么样没有朋友可不好受啊。所以我想，到时候，让班里的人和他加深来往。”
香烟的烟雾在我们两人之间飘荡着，这飘荡的烟雾最能象征现在我们两人的关系。他想着要去美国去非洲，我想着去研究生院去养老院，我们抱着各不相同的问题，难以苦乐与共。
“要去美国了。”
教授像把自己的手腕向上拉似地做着背部扩展运动。
“啊？”
“究竟是哪阵风把你吹的，要带学生去喝酒？”
“他在班里好像没有朋友。”
“是吗。”我点点头，想让自己回忆起和他分手的原因。
“你怎么样？”
教授点点自己的脑袋，我们一起走出了研究室。
“为了让人数极少的那一拨研究者能够充分地从事研究，所以才有了大学，它可以从国家那儿领取补助金，从学生那儿征收学费。”
“是去过。”
“请您饶了我吧。”
他四下张望，看着周围的学生，说道。但他自己变了，踏上社会才一年多一点，他已经把那身西服穿得很像样了。要不是我们约好了在这个小小的学校食堂见面，如果是在大街上，即使我们擦肩而过，恐怕我也会认不出他来的。
“即使是我，也不想这么惹麻烦。”
我是大学三年级的夏天开始和他交往的，四年级的夏天便分手了。但是交往也好分手也好，我似乎想不出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我想那大概都是些非常琐细的事儿吧，比如打喷嚏时的模样颇有魅力，我很中意；但吃面条的样子实在不雅观，我不喜欢，等等。不过也许并非如此吧，我不知道，因为我记不清了。
看着脸上浮起暗笑的教授，我真恨不得杀了他。但我点点头：
“因为没什么别的事儿可干。”
“抱歉。你睡得神情那么安稳，我担心你是不是死了。”
“我得去帮忙，要让那些糊里糊涂的二年级学生和傻模傻样的三年级学生分组讨论。那位教授，实在是懒得什么都不想干，这些事儿全成了他的研究生的工作了。”
“得得，是我失言了。”
“在外多保重。”
教授哈哈大笑起来。
“是有这么回事吧。”
他好像松了口气似地抬起头来：
“所谓大学这玩意儿啊，”
“不好意思，下面还有教授的一堂讨论课。”
“那就请他们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是夏天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一起去喝酒。”
我们都垂下脑袋，双方都期待对方先开口，气氛变得有些不自然。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来这里告诉我这事儿，而他好像也在重新思考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告诉我这事儿。我又重新点上一支烟。食堂里的学生们都开始站起来了，动身去上第四节课。最后还是我先开口：
他看着我，平静地问道。失望感在隐隐作痛，让我觉得胸口很不好受。我仔细地注视着眼前的这张脸，再也找不到以前曾让我怦然心动的某种感觉。
“结城？”
教授忍住笑声，又开始伸展脚脖子。
我抱紧自己的肩膀，但无论抱得多紧，我的身体都感觉不到一丝的温暖。妹妹是在9岁时死的，是被我杀死的。
“那以后，那个，今天讨论课上完以后，带班里的学生去喝一杯。”
“啊。”他啊了一声，有些踌躇。
今后还想在司法界混下去的话，那最好记住性骚扰这个词。我想这么反击，但还是懒得说出口。我从铁皮书桌上找出今天要用的讲课摘要，匆匆浏览了一遍。
“要是在这一点上失败了，就不能把学生送到社会上，而必须留在学校，让他们去研究生院磨炼。”
“为什么你要上研究生院？我听说的时候吃了一惊，心想你怎么还会留在学校。”
“我想这是一种高见。”
“工作？”
我和他出了食堂，便一左一右分手作别。我朝教授的研究室走去，这才想起道别时竟然连手都没和他握一下。这以后我们恐怕不会再有机会见面了吧，然而我心里却没有丝毫的感慨。我为自己而感到有些情绪低落。
他得救了似地站了起来。
“他们怎么回答？”
“在班里没一个朋友的女孩，就因为那次机会，和同班的一个男孩好上了。”
“谢谢。”
“你总是那么刻薄。”
“可就这一次哦。”
“结城勉。那个瘦长个，挺有礼貌、脸长得像大田鼠似的男孩。”
人死了以后，就升到天上变成了星星。
“我是说你大大咧咧。原来不这么觉得，现在我觉得你就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以前我认为那是迟钝，是因为我太幼稚了吧。”
“好像是有这人吧。”我怕麻烦，便妥协了。
“黑头发和寿命确实是在减少，我这个旁人能看到的只有这些。”
“创造性的工作。”我笑了起来，“这年头，最好别一本正经地这么说话，别人会真把你当成大傻瓜的。”
“你是说我脑袋迟钝吧？”
我责备着教授，拿起课堂摘要打开研究室的门。
“教授也还是老样子吗？”
“研究生院怎么样？”
“对。”
“真的恭喜你了。”
“咿呀，真疼。”
“美国？”
当我在眺望美景的时候，当我为美妙的音乐忘乎所以的时候，当我和某个充满魅力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当我感到高兴的时候，快活的时候，愉快的时候，我就会听到妹妹轻轻问我的声音。
“他的兴趣爱好一定很高尚。”
教授做完了背部体操，像是激励自己似地，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脸颊。
“这样你可嫁不出去哦。”
教授问我，他还在做着扩背运动，声音听起来像是很痛苦。
姐姐，你快乐吗？是啊，你当然快乐。要不你怎么会宁可杀了我都想活下来呢？说不快乐，那才是骗人呢。
“这还不知道。”他笑了，“因为我希望去海外工作，现在希望实现了，如此而已。”
“为国家提供便于使用的人才，为学生提供容易适应社会的能力。”
他的眼睛盯着我掐烟的手，说。
我快步穿过校园中心，在那幢八层楼的白色建筑的门前，我掐掉了叼在嘴里的烟，刚才和他在一起时那么沉重的睡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不行。说了去就得去。”
“我一直想问你来着，”
“不怎么样。”我回答。
烟灰已积得很长快掉下来了，我伸手把烟在烟灰缸里掐了。
“哪有这回事儿。如果踏上社会，我想你肯定会有创造性的工作可干。”
教授笑了，换了只脚继续做伸展活动。
“能做些什么？”
“青木？”
这实在超越了我的想象能力。
“你也去，你。”
“行。”
“猴子可有了不起的学习能力。”
“不过世上的一切都是平等交换。为此，学校为国家和学生能做些什么呢？”
正当防卫和过剩防卫，这是连学者们都争执不休的问题。让我们班的学生讨论这个课题，那就简直和让小学生们发表对尼采的看法一样愚蠢。我想象着课堂上学生们互相攻击对方的语病，重复着幼稚的争论，实在是打心眼里感到厌烦。
我歪着头想了想。班里学生的脸我有一半都没见过，名字和脸对得上号的更是一个也没有。
“没印象。”
我抹去打哈欠渗出的眼泪，问道：
“工作。”
研究楼，大家都这样称呼这座白色建筑。在这幢楼里，教授和副教授们都有一问自己的单独研究室。哪间屋子分配给哪位教授，这是校长的权利。据说，每当学校换了新校长的时候，教授们便要跟着换研究室，所以谁和现任校长是一派的，谁曾经支持败下阵去的校长候选人，只要看研究楼的配置就能一目了然。如果这个说法属实的话，那我的指导教授可算是相当有一手的，因为尽管校长都换了两届了，但他却始终坚守在研究楼最高层、景色最佳的那个房间。也许是因为他了解大学根干部分的弱点吧。
“啊，是吗。”
对一个失去了年幼的妹妹的小姐姐来说，这也许是最好的安慰了。但是，这份安慰却让我那么地恐惧。妹妹变成了星星往下看着地上的我们。也许，她现在正注视着我。一想到这儿，我浑身冰凉，整个脊背不停地颤抖得发麻。
我在困意中听到他这么说。我拿过放在一旁的铝合金烟灰缸，把烟灰弹落到里面。
他慢慢喝着纸杯里的咖啡，我漫无目的地看着那些像出了毛病的报时挂钟似的、叽叽喳喳吵个不停的学生们。那些空洞无聊的语言不停钻人我的耳朵，让我昏昏欲睡，而吸进嘴里的过滤薄荷烟也是令人无精打采。
我叼着香烟站起身。
因便秘而烦恼，严格的犹太教徒的脸，很有礼貌，大田鼠。
“是吗？”我说，“那又怎么样？”
宇宙正在膨胀。
“这儿可一点儿都没变啊。”
“就是这种大大咧咧的性格。两个人正面对面说着话，也没想到要忍住哈欠，掩饰一下自己的厌倦。”
“教授，你的话太过分了。”
“就是那个，上讨论课的时候，总像得了便秘似的，绷着一张法利塞教徒的脸，坐在教室角落的那人。”
“必须磨掉学生的棱角，最大限度地。”
“还想问什么？”
我问。再这么聊下去就没劲了。
“这不是理，而是情的问题。指导教授都已经低下头求你了。我可是很少向人低头的，连校长我都没向他低过头。”
“二年级学生里，有个叫结城君的吧？”
我走进大楼最上层的这间研究室，教授腆着肚子伸着腿，在椅子上睡着了。他的嘴巴张得像个大洞似的，喉咙口好像塞了口痰，呼噜呼噜地打着呼。尽管如此，这可是一位在刑法领域相当著名的人物。我心里暗想，日本的司法界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要出息了？”
教授边开始做伸展运动，边咕咕咕地笑了起来。我很不喜欢这种笑声。
我咚咚咚地把那叠课堂摘要收拾整齐，沉默了片刻，长长叹了口气，然后做出让步：
“老样子。”
“没什么，十年一次的失败之作也是被容许的。因为十年只有一次，送到社会上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不良影响。”
“对。”
教授咕哝着，缓慢地转动着脑袋，像是在做什么准备活动。
“谢谢，我会的。”
“不记得了吗，你三年级的时候？”
“好，去教猴子们学《论语》吧。”
“啊？”
“是吗，恭喜了。”
“问问去情人旅馆的情侣们就行了，为什么你们要来这儿。”
“去喝酒？”
我回过头去，教授已经站了起来，两手撑在腰间，转动着上半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