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难以启齿，但确有其事。”贵子头也不抬地盯着桌面回答。
“不是。”波留回答说，“我越发想和野谷光太郎合作了。”
“嗯，怎么说呢，也许当年半田院长的考虑是做着那样的工作，不想让同事之间的关系搞得太亲密。可正因为这样，大家就更想和其他人聊点什么了……我和那个叫结城静的朋友年龄相仿，在休息日时还一起结伴吃个饭什么的。”
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是弹的邮件内容，写有野谷光太郎的联系方式，据说野谷表示可以随时和他联系。
“那就这么办吧，你就到此为止吧。弹，能告诉我野谷先生的联系方式吗？”波留说。
“那个人肯定是没问题的。就是不知道那个人的兄弟姐妹、父母、祖父母中是否有视网膜色素变性症的患者。”波留在心里小声嘀咕着。
“是的，再怎么说，对每个人的健康诊断还是没有问题的。”贵子回答。
贵子一口气说完这些，一言不发地盯着波留看了一会儿，然后又挨个看了另外两人一眼，静静地加了几句：“诊所在管理和规定上越来越马虎草率，院长身上的确也存在外界热议的拜金主义。可是，尽管这样，诊所里还是有一种让人自发地严肃认真对待生育孩子的气氛，这是因为无论是院长，还是参与诊所成立的其他人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他们都坚信生命和生育的平等性。”
作家野谷光太郎近三十年前曾经采访过这个女人，当时她就是那家倍受瞩目的诊所的员工。她的联系地址竟神奇地粘贴在当年采访的剪报本上。可是弹按照电话号码打过去时却是叫另一个名字的人接的。后来弹委托了侦探事务所，以近三十年前的地址、姓名和年龄为依据，找出这个名叫桥冢贵子的女人。她在大约十年前，因为公公去世，搬到同一个城市的丈夫老家去了。
大家陷入了沉寂中。大门口的铃铛响了起来，一群年轻女子鱼贯而入，每个人都抱着购物袋，大声说笑着坐到了桌边。
波留觉得女人心里可能在感叹，这些孩子一个个都平安出生，都长这么大了！当然啦，也无从得知她是否真这么想。现在的季节在东京已经用不着穿冬装的厚外套了，而轻井泽这边还很冷，在这家靠近新干线车站的咖啡馆里还开着暖炉。要说的话都说得差不多了，但是又不能起身离开，大家都有点尴尬地坐在那里。
“神奇的是，我们的情况正好反过来了，我结婚后很快就怀了孕，所以才从诊所辞了职。现在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在东京工作，最小的还在身边。比我早些时候结婚辞职的静，后来生不了孩子，但她连不孕治疗都没做。贺年卡上也只有他们夫妻的名字，说不定她还记得年轻时热血沸腾的话语。或许她想通过贺年卡告诉我，当年我说的话是对的。”
“那……”树里欲言又止，贵子朝她看了看，接着说了下去。
“对于刚才您说的那个问题，您的答案是？”树里向前探了探身问。
这其中有自称是时装模特的，有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有参加过国民体育大会的田径选手，还有说是十三年前在同人杂志上发表的小说曾入围芥川奖的。可是这些经历都是真实的吗？……贵子低垂着眼睛说，有的人说自己在一流企业工作，可始终也没拿出过一张名片来证明。
“您能告诉我们结城静女士的地址吗？”开口的是树里。
他们在售票机上买好了去往东京的车票后，离下班新干线列车到来还有二十分钟，三个人都没有走向检票口，不约而同在检票口前的长凳上坐了下来。
“我先跟她打个招呼，再告诉你们。很抱歉，因为现在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那您还记得比您先来的护士长，或是员工主任这些人的名字吗？”波留紧咬不放。
没有病历、没有记录，最重要的半田院长也已去世，所以是不可能找到捐精人的了。最终，谈话归结到了这个论断上。
“不管你所寻找的父亲最终是什么样的人，你都能坚定地说来到这个世界是件美好的事情吗？”在电脑屏幕荧光的笼罩下，波留反复琢磨着树里说过的这句话。会是什么样的人呢？波留试着猜想起来：喜好赌博的？负债累累的？颓废落魄的？还是卑鄙无耻的，明知如同火上浇油，却依然为了钱去了诊所的？为了获得更多的报酬，这个人伪造了学历、家族病史和工作。要是现在还活着，知道自己还有个孩子，那家伙肯定会来搜刮一番吧。既会来自己这里，也会去妈妈那里。为了知道这个人的亲属当中有没有人患有视网膜色素变性症，为了知道要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法，是否会导致失明，自己就要去见这个人吗？那个匿名的捐精人肯定什么信息也没有，可能还会撒谎。自己只会被捉弄，被越搞越混乱。不仅自己，还有妈妈也是。
“是，因为和别的朋友不能说，诊所有保守秘密的义务。”
“听了今天那番话，你还想见吗？”弹又问了一遍。自从见面以来总是开玩笑逗乐的弹，这次脸上没有了笑容。波留忽然有些不安起来，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那时候，作为山庄主人家的孩子，弹比其他人都更熟悉周围的情况。那条路危险啦，从这儿开始可以放心地走啦，不能从那儿跳下去啦，等等。弹认真说什么事的时候，大家都是听从的。可波留转念一想自己又不是小孩子了，于是慎重地点了点头。
“不好意思，诊所当时并不是个气氛融洽和睦的工作场所，所以也很少谈起住处、经历什么的……”贵子依然低垂着双眼。
树里站起身，向着车站内一家小小的特产商店走去。波留越过弹的肩膀看着树里远去的背影心想，她并不是真想买什么东西，而是不想听他们说这些事而已。
“您还知道其他员工的联系方式吗？”树里似乎觉得自己想到了一个妙招，一脸兴奋地问。
“作为义务，这些捐精人可都是被强制体检的吧。至少他们的健康还是有保证的吧。”波留说。
“不是那样的！”贵子抬起头，直视着波留断然说道，“我们会讨论如果结婚后生不了孩子该怎么办？因为我们都还单身，所以会这么想。我们觉得生不了孩子的原因是在于自己还是在于丈夫，心情和处理办法肯定是不一样的。在诊所工作后，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这些想法。”
“静说她理解前来诊所的女人们的心情，她的梦想是结婚后有一大家子人一起生活。我和她不一样，我不想为了生个孩子搞到要借助陌生人的地步。我们讨论说，不能说和父母任何一方都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就不是亲人，夫妻是一家人，收养来的孩子也是一家人。我们倒也不都是说这类话题，不过还是经常提到的。虽说当时连结婚对象都没有，说起这些来依然热情高涨。”
“那个人不太可能是你的父亲，我和野谷先生都认为这个人有些可疑，很可能是假扮成捐精人接受采访的，二十多年前野谷就这么觉得了。”
弹又问了是否有伪造身份、经历、病历等信息的捐精人。关于这个问题，波留在来的新干线上也听说了。“那只不过是个传言。”树里安慰道。而波留听闻后受到了打击，但更发愁的是她完全失了方寸，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你们都聊什么呢，是捐精人和患者的事吗？”
对面坐着的女人大概五十五岁上下，身上的毛衣已有些起球，除了结婚戒指外没戴任何饰物。波留一眼看出对方生活不太宽裕，但是散发出一种独特的优雅气质。正是这种气质使得波留他们无条件地相信了这个女人说的一切，包括她在诊所工作的时间是从七十年代末一直到诊所关闭。女人说话时低着头，有时会抬起眼睛，视线停留在对面波留和弹的喉咙上下的位置，或是坐在他们旁边的树里的胳膊附近。
“我想是太失望了吧。”贵子回答说，“院长没有跟我们这些职员详细说过，我也就是猜猜而已。院长最初是抱有极大期望的，他说的话可能听来有些不可一世，他常说医疗是为了救助人类而存在的。AID，也就是人工授精的目的也在于此。进入八十年代后，诊所开始涉足‘借腹生子’，也就是现在说的‘代孕’。他大概认为这是一种使命吧，认为所有人在这一点上必须是平等的，所以诊所也欢迎未婚女性和同性恋者。可结果还是没能打破禁忌的壁垒，如果是宗教观、道德观方面的问题，那还有商量的余地。可事实并非如此，也就没有了讨论的余地。说实话，最后有点破罐破摔了。对于那些在诊所治疗过的病人，说不好听的，最后都放任不管了。”
贵子开始在光彩诊所工作的时候，申请人就已经不被要求提供相关文件了，仅通过一次审查就可以接受光彩诊所的短期综合体检。也就是说，只要通过了半田院长的诊断，谁都可以成为捐精人。
弹在邮件中还写道：“我说这话可能会让你生气，但还是请你好好考虑一下。虽说这是你个人的事情，但又不仅仅是波留你一个人的事情。恕我多言。”
“想见就见吧。”一直沉默不语的树里开口说道，“波留去见见吧。我就到此为止了，我退出。想寻找父亲、寻找信息的人自己继续找下去好了。波留，你要是公开姓名去找生物学上的父亲，会引发很大的骚动吧，而且写故事的人还是野谷光太郎。你会直面很多人的好奇心、冷嘲热讽，说不定还有谩骂之类的。有人会说你是在炒作，你的妈妈肯定也会被卷进来。我明白你已打定主意接受这一切，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所以我觉得你大胆去做就是了。可我不会支援你，不管野谷光太郎写什么我都不会看，我会尽全力回避这一切。”
贵子从别的职员那里听说一开始申请人是有义务提供诊断书、毕业证书、成绩证明等诸多文件的，还要经过包括面试在内的三次筛选。在家族病史方面，还要填写一大堆烦琐细致的项目。如果有近亲的死亡诊断书，还会要求提供。贵子推测后来由于捐精人数量很快地不足起来，导致筛选规定变得越来越松。以一名患者提出诉讼的事件为契机，诊所迅速受到社会关注，捐精人和患者都激增。贵子记得诊疗费就是从那时起变得昂贵起来的。当时，捐精人分为四组，患者可以从中进行选择。这四组分别是：智力和艺术感觉出众者；运动能力出众者；容貌风姿出众者，还有就是没有出众之处，但各方面平衡均等，都在平均水平以上的人。据贵子说，不管哪一种类型，越出众精子价格就越贵。
“不是有个现在还互寄新年贺卡的朋友吗？”弹温柔地提醒了一句。
“可是除了那个人以外，已经没有别的线索了呀。”
三人在茶馆前和贵子分了手，走向车站的途中谁都没有吭声。在通往检票口的自动扶梯上，站在前面的弹回过头来问波留：“你是在想还是放弃为好吧？”
“你们是说些‘在有名的银行总部工作却不带名片出门是怎么回事？’这样的事来嘲笑一番吗？”话一出口，波留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又过于尖厉了。
“能见到吗？”波留立刻咬住不放。
弹和她联系后告诉大家，桥冢贵子答应见面，也没表示出为难的意思。只是因为平时要照顾婆婆，所以只有在把婆婆托付给护理机构的日子里才能放心外出，后来定下来的日子就是工作日的今天。时间安排上比较自由的树里和波留，还有请了假的弹就这样来见面了。
“那位佐藤女士，当时住在轻井泽吗？”
“我必须要知道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想法让波留浑身兴奋起来，她滑动鼠标将野谷光太郎的联系方式拷贝了下来。
“还得再听听其他人的意见吧，如果有和你同样想法的人，一起去寻找岂不更好？我晚一点先和野谷先生讲讲你的情况，再把他的联系方式用邮件发给你。”
这是实话。波留认为如果完全相信贵子的话，那么现在看来寻找捐精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见到了那个叫结城静的女人，也不会比今天有更多的收获。而那个到处都有同名者的原护士长佐藤惠子，看来凭他们几个人，即使是依靠侦探事务所也不可能找到。
波留看着这几句话陷入了沉思。不管自己要寻找的父亲是喜好赌博，还是仅仅为了挣钱，他没有去偷窃，而是选择了提供精子。结果，是帮了一个想要孩子的人。再加上这个人也不一定是什么没出息的人，说不定是个普通人，也有可能是个了不起的人。想到这里，波留才发觉自己的想法中有些非常幼稚的部分。比如说，“父亲”这个词让自己想起的是只见过照片的木之内宏和，年幼的波留一厢情愿地让这个木之内宏和承载起了完美无缺的父亲形象：高高大大、身材魁梧、笑容可掬、说话沉稳、笑声爽朗的男人，会打篮球、做得一手好菜、包容力强——波留认为父亲肯定就是那样的人。因为总是无意识地和这个根本不存在的父亲做对比，波留已经对好几个恋人主动提出了分手，理由就是总觉得他们不够完美。
“我只知道两个人的。一个到现在还互寄新年贺卡，但我估计很难从她那儿得到比今天更多的信息，她比我更早离开诊所；还有一个比我晚进入诊所，后来是一起离职的。”
当弹问到捐精人信息时，贵子回答说病历之类的资料都没有了。自己虽然没有处理关闭诊所的相关工作，但在打官司的时候，估计诊所把不利的病历都处理掉了。那些打官司时使用过的材料，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应该也在诊所关闭时一并处理了。“那是为什么呢？”树里问。贵子回答说：“关闭诊所的时候院长已经决定要去美国了，而且根本没打算再回来。”她听院长的意思是不想再过问自己处置过的病例了。“那又是为什么呢？”这回是波留发问了。
“有个叫佐藤惠子的是当时的护士长，经常配合半田院长的行动。其他的只记得昵称了，真名有些记不清了……”
“那就请您多多帮忙啦！”弹低头致谢，而后看向树里和波留，催促她们动身。
“我和你们说过周刊里刊载过一个匿名捐精人的事吧？”弹说完，波留点了点头，“比起桥冢女士来，那个人的可信度更低，你们想见见那人吗？”
树里越说声音越大，声调还有些微微颤抖，说完后眼神坚定地盯着波留。波留对这段话的理解是树里认为没有见父亲的必要，波留明白这很正常。因为树里根本就没有体会过第二天有可能什么都看不见的恐惧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