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夫一边在厨房里痛骂，一边又灌下了第二杯，然后是第三杯。长期的经验使他很明白，你在狂怒中送出去的信只不过是授人以柄，白白给你的敌人送去武器。那是一种腌制起来的毒药，可以长久地用来对付你自己，直到将来。可是正因为如果等上一个星期，他的感受可能就不会如此之强烈了，克利夫才特别想现在就写下点什么。他折中了一下，写了张简单的明信片，并且打算先放上一天再寄出去。你的威胁令我惊骇万分。还有你的新闻学。你活该被炒鱿鱼。克利夫。他开了一瓶沙布利，没有理会冰箱里的奶油煎鲑鱼，径直上了顶楼，斗志昂扬地决定开始工作。会有那么一天到来的，虫豸哈利戴将会烟消云散，一无所剩，而他克利夫·林雷却能留下他的音乐。到那时，只有工作，从容的、坚定的、成就卓著的工作，才会成为一种真正的复仇。可是敌对情绪丝毫不能帮你集中精力，那三杯金酒外带一瓶葡萄酒也同样于事无补，三个钟头之后，他仍旧盯着钢琴上的谱子，一副弓腰曲背的工作态度，手里握着支铅笔，眉头紧皱，可是眼中所见和耳中所闻却只是他头脑中盘旋不已的那些念头，就像手摇风琴伴奏下欢快的旋转木马转个不停，同样那几匹强健的小马，在镶有饰边的棒子上上下跃动着前进。又来了——奇耻大辱！警察局！可怜的莫莉！假装正经的杂种！那也可以叫做道义立场？屎埋了他的脖子！真是奇耻大辱！还有，莫莉又将被置于何处？
九点半的时候他站起身来，决定冷静下来，振作起来，喝点红酒继续他的工作。他有他那美丽的主题，他的歌，就在纸页上铺展开来，渴望得到他的关注，需要他灵感降临，做进一步的修改，而他就在这儿，精力集中，生机勃勃，准备着着手工作。可是在楼下，他绕着重新发现的晚餐，却又在厨房里游荡起来，听着收音机里对游牧的摩洛哥图阿雷格人的介绍，然后他端着他的第三杯班德尔，在整幢房子里漫游起来，就像个研究他自己之存在的人类学家。他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踏进起居室了，现在他在这个房间里信步走着，检视着墙上挂的画作和照片，仿佛是第一次看见，伸出手来抚摸着家具，从壁炉架上拿起几样摆设来细瞧。他的整个人生都在这里，一部多么丰富多彩的历史啊！这里的一切，哪怕是最便宜的小玩意儿的钱，也都是他克利夫靠着把声音梦想出来、把音符一个个排列起来挣到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构想出来，一件件选购而来，全凭他一己之力，没有任何人的帮忙。他为他的成功而干杯，一口干掉，回到厨房再满上，然后又在餐厅里转悠了一圈。十一点半的时候，他回到乐谱前，可谱子上的音符却摇摆不定，甚至对他都摇摆不定，他不得不承认他是酩酊大醉了，可是在遭受了这样的背叛之后又有谁能不醉呢？一个书架上还搁着半瓶苏格兰威士忌，他带着它坐到了莫莉的椅子里，唱机里已经放了张拉威尔的唱片。他关于那天晚上最后的记忆就是拿起遥控器，指向唱机。
“哦，听我说，你们能半小时以后再来吗？”
差不多已经大功告成了。周三夜里到周四清晨，克利夫修改和完善了那个渐弱的乐段。现在要做的不过是回到前几页乐谱，那个声势浩大的重现乐段，给和声加上些变化，或者甚至是在旋律本身上做些变化，再或者设计某种节奏回环，一种切进音符前缘的切分音。对克利夫而言，这种变奏已然成为作品完满结束的一个关键性的特征，需要由它来暗示未来的不可知。当那个如今已然颇为熟悉的旋律最后一次返回时，使它产生一种细小却又意味深长的变化，它就会在听众身上产生一种不安全感：那是一种警告，警告我们不要太过依附于我们所熟知的一切。
“林雷先生吗？”
星期四上午，他躺在床上，一面考虑着这些一面沉沉入睡时，弗农打来了电话。这个电话让他倍觉安心。克利夫自从回来后就一直想着要跟弗农联系一下，可是工作使他分身乏术，而且不论是加莫尼、那些照片，还是《大法官报》，对他而言已经像是一部难得想起的老电影里的几个次要情节了。他只知道他不希望跟任何人争吵，尤其不想跟他交情最久的老朋友交恶。当弗农截断谈话，建议第二天晚上过来喝一杯的时候，克利夫觉得，到那时他的大作可能已经大功告成了。他应该已经为重现的乐段写好了那个重要的变奏，因为那最多也就花上他一整夜的工夫。到那时，那最后几页乐谱也该被取走了，他很可以叫上几个朋友搞个庆祝的派对。这就是他进入梦乡时愉快的思绪。当他觉得不过才睡了两分钟就再度被弗农气势汹汹的质问惊醒时，他一时间真是茫然不知所措了。
他在凌晨时分醒来，发现耳机还斜跨在脸上，渴得要命，因为他梦见自己手脚并用地爬过一个沙漠，扛着图阿雷格人唯一的一架三角钢琴。他从浴室的水龙头上喝了点水，上了床，在黑暗中大睁着两眼躺了好几个小时，精疲力竭，才思枯竭却又极度警觉，再度身不由己、彻底无助地关注着他那永不止息的旋转木马。屎埋了脖子？道义立场！莫莉？
这当然是个毁灭性的概念。现在，他一走进工作室，工作室里的肮脏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等他在手稿前坐定——那手稿在他眼里已经成了一位更加年轻、更有自信和天赋的作曲家的笔迹——他就把他事实上无法再继续工作的罪过都归咎到弗农身上，他的怒火于是再度加倍燃烧起来，他的专注度也就彻底粉碎，被一个白痴给粉碎了。事情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了：他已经跟他的杰作，他一生事业的巅峰失之交臂。这部交响曲将会教他的听众如何去倾听、去听见他已经写出的所有其他作品。而现在，他身为天才的证明，他身为天才的亲笔签名已经被糟蹋，他的伟大也已经被生生抢走了。因为克利夫知道得很清楚，他再也不会试图完成如此规模的作品了；他太疲惫了，已经被掏空了，他已经太老了。星期天的时候，他懒洋洋地待在起居室里，麻木地看着星期五的《大法官报》上的其他报道。这个世界仍旧一如既往地糟糕：鱼儿在改变性别；英国的乒乓球已经前途无望；而在荷兰，某些有医学学位的声名狼藉的家伙，正在提供一种合法的服务，干掉已经给你带来不便的上了年纪的父母——多么有趣，需要的不过是你年迈父母一式两份的签名和几千块美金！下午，他绕着海德公园散了很长时间的步，仔细地考虑着这篇文章讲到的事实。不错，他确实已经跟弗农达成了一项协议，既然是协议就必然要承担某种义务，也许稍稍研究一下也是理所应当的。可是星期一又在假装工作的状态下给浪费了，他自欺欺人地做了些拙劣的修改工作，到了晚上他又彻底放弃了，他还有这个自知之明。他头脑里的每一种想法都呆滞无比。真应该禁止他再去靠近那部交响曲，他已经根本配不上他自己的创作了。
他将近黄昏了才醒，穿上鞋子，下楼去厨房吃女管家给他留的冷盘。他开了瓶红酒，带到楼上的工作室，工作室里还给他准备了满满一瓶咖啡，他就可以开足马力一直干到深夜了。在他身后，那最后的期限就像只野兽在悄悄逼近。也就再过一个星期，他就必须得到阿姆斯特丹，跟朱利奥·鲍和英国交响乐团进行两天的排练，两天以后就是在伯明翰自由贸易厅的首演了。考虑到距离新千年还有好几年的时间，这么大的压力也确实有点匪夷所思。他前三个乐章的誊清本已经被拿走了，管弦乐的部分也已经改编完成。他的秘书已经打了几次电话，说要过来取终乐章的最后几页乐谱，一组抄谱员已经开始工作。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路可走了，他只能奋勇向前，希望在下周前完成这部交响曲。抱怨归抱怨，可是在内心深处他却并不为这种压力所动，因为这正是他努力工作所需要的鞭策，只有这样他才能全身心沉浸于非凡的努力，为他的作品谱写出卓越的终曲。古老的石阶已经攀到了顶，那些叽叽喳喳的声音已经如迷雾般散尽，他全新的旋律，最初只在装有弱音器的长号上朦胧而又孤单地灵光一现，如今已经在自身周遭凝聚起带有如此繁复和声的丰富的管弦乐结构，然后是不协和和弦与回旋曲变奏在虚空中飘散，再也不会重现，而在这个过程中它已经在一个合并、巩固的过程中将自己凝聚起来，就像一次爆炸的逆向回放，向内呈漏斗状凝聚为一个寂然无声的几何圆点；然后又是那装有弱音器的长号，再然后，以一个故意压抑的渐强乐段，就像一个巨人屏息敛气一般，那个主旋律最后声势浩大地再度奏响（伴随着一种引人入胜却又无法解释的不同），逐渐加快了节奏，爆发为一个声浪，简直就像是涌起滔天巨浪的声音的海啸，瞬间达到一种不可思议的速率，然后再度暴跳起来，跳得更高，当它高至简直要超越人类的极限时却还能更高一筹，最终呼剌剌似大厦倾倒，令人头晕目眩地崩裂下来，在C小调起始主音那坚实而又安全的地面上摔得粉身碎骨。只剩下几个持续的音符，预示着在无限的空间中终得解脱和祥和。再后面就是持续四十五秒钟的渐弱，渐渐溶入四小节的静音。大结局。
每当他对自己生出这种疑心的时候——自从他从湖区回来，已经发生过三四次了——世界在他眼里就变大，变得寂静无声了，而在三月清晨那灰蓝色的光照中，他的钢琴，他的迷笛电脑，那些茶碟和茶杯以及莫莉的扶手椅，都呈现出一种具有雕塑感的圆满的造型，不禁令他想起他年轻时服用过酶斯卡灵后周遭事物呈现出来的样态：体积膨胀开来，带着一种怡然自若的神情悬浮起来。他就要离开工作室去睡觉时，仿佛眼见着他的工作室出现在一部描述他本人的纪录片中，而它将向好奇的世人揭示出，一部杰作是如何诞生的。他还看到那故意模糊处理的背对着他的那一边，在门口徘徊的一个身影，穿着邋遢的宽松白衬衫，牛仔裤紧紧地绷在凸起的肚子上，由于疲劳而眼睛充血，两个大黑眼圈：这就是那位作曲家，虽然胡子拉碴、头发凌乱，却像是个英雄般让人敬爱。确实有这样伟大的时刻，就在他此前从未经历的创造力喷涌勃发的欣喜若狂的时段，他就在这样的时刻当中，在一种几近幻觉的状态中暂停他的工作，站起身，飘飘然地下楼来到卧室，踢掉鞋子，蜷起身子钻进被窝，委身于一种无梦的睡眠，那就是一种病态的麻木，一种虚空，一次死亡。
“我想请你现在就去警察局，告诉他们你都看到了什么。”
等他回到家里，把报纸在厨房的桌子上展开时，他真是大吃了一惊——加莫尼竟然在莫莉面前搔首弄姿，为了她而扭捏作态，而照相机就举在她温暖的手里，她当时还是活生生的目光曾一度标识出克利夫如今看到的这幅画面。可是，这张头版仍旧很是不堪，并非因为，或者并非仅仅是因为，一个男人在他脆弱的隐私时刻被揪出来示众，而是因为这份报纸为了这么点事儿就如此兴奋不已、小题大做，竟然动用了如此强有力的资源对其进行大肆传播。就仿佛是揭露了某种罪恶的政治阴谋，或是在外交部的桌子底下发现了一具死尸。竟会如此不谙世故，如此偏颇不公，如此大惊小怪。而且如此不择手段地一心想赶尽杀绝，也实在是显得幼稚可笑。比如那幅言过其实、一味侮蔑的漫画，还有那篇幸灾乐祸的社论，在“drag”一词上玩弄点幼稚的语义双关，为了哗众取宠，大谈什么“卷起来的女士灯笼裤”，还有什么“盛装”、“陋装”两个词的拙劣对置。那个念头不禁又在克利夫脑海中浮现出来：这个弗农非但是可恶，他肯定是疯了。可这也并不能减轻克利夫对他的憎恶。
来到工作室后，他把书籍和旧的乐谱一把推到地板上去，给自己腾出一块空地来，拿起一张乐谱纸和一支削尖了的铅笔，刚完成一个高音谱号，楼下的门铃就响了起来。他的手僵住了，他就这么等着。门铃再度响起。他可不想下去开门，至少是现在，在他就要解决那个变奏的节骨眼上。肯定是某个假装成前煤矿工人的家伙，想兜售熨衣板套子的。门铃又响了一次，然后就没声儿了。人已经走了。一时间，那个微妙的乐思也丢失了。然后他又找到了它，或者是它的一部分，他正要画出一个和弦的符干时，电话又响了。他真该把电话给切断的！他在盛怒中一把抓起听筒。
就是这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克利夫这才从迷糊一变为清醒。事实上，他此刻回想起来的是那次乘火车前往彭里斯的旅行，还有那些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的内省，及其酸楚的况味。每一回言辞往还都等于火上浇油——完全都顾不得颜面二字了。借助于对莫莉的难忘回忆——“意思是你在莫莉的坟头上拉屎”——克利夫纵容自己投身于狂热的义愤洪流当中，痛快淋漓地洗了个澡，而当弗农肆无忌惮地威胁说他自己要去警察局告发他的时候，克利夫气得直喘粗气，一脚把被褥踢开，只穿着袜子站在床头桌边，想结束相互间的谩骂。可是正当他要挂断弗农的电话时，弗农倒是先挂了他的电话。克利夫鞋带都懒得系，在狂怒中跑下楼梯，边走边骂。时间还不到五点钟，可是他该当喝一杯了，要是谁想阻止他，他能一拳把他给揍趴下。可是，他当然是独自一人了。谢天谢地，他弄了杯金酒加汤力水，不过大部分都是金酒，就站在洗碗池的沥水板旁边一气儿灌了下去，没加冰也没加柠檬，一面酸苦地想着他受到的侮辱。奇耻大辱！他已经在构想着该如何措辞，给这个他错当作朋友的人渣写一封信了。这个王八蛋，整天价儿就知道蝇营狗苟，他那个就知道讽刺挖苦和设计陷害的肮脏脑子，他那副以退为进、花言巧语只知道敲诈钻营的伪善嘴脸。这个虫豸哈利戴，他压根儿就不知道何为创造，就因为他这辈子从来就没创造出任何美好的东西，所以他才对那些能够创造的人恨之入骨，他整个儿被这种仇恨给吞没了。他那种迟钝的乡气十足的谨小慎微竟然也可以称之为道义立场，可与此同时他又整个儿都掉进了毛厕坑，事实上他还就真的把帐篷搭在了粪便上。为了加倍获得他那肮脏的利益，他不惜贬损对莫莉的回忆，毁掉加莫尼这种易受诱惑的傻瓜，号召起那起黄色小报惯用的仇恨措辞和无耻伎俩，还自始至终都在自夸，并且告诉每个愿意听的人——这是最让人莫名惊诧的——说他是在履行他的责任，说他是在为某种崇高的理想服务。他疯了，他病了，他根本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
“怕是不行。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可能不得不请你去曼彻斯特参与几次指认工作，帮我们确定一个嫌疑犯，最多也就占用你一两天的时间。所以，如果你不介意把门打开的话，林雷先生……”
一大早，在破晓时分适度的激动退去之后，当伦敦城已经又要喧嚣地开始一天的工作，当他的创造性骚动终于被疲惫不堪窒息之后，克利夫这才从钢琴前站起身来，一步一拖地挪到门口把工作室的灯关掉。当他再度回顾一眼围绕着他的辛勤劳作的那一屋子丰富而又美丽的混乱景象，一个想法又再一次稍纵即逝，那是一种疑心的一小块碎片，他可不愿意跟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分享，就连在日记里吐露都不成，他只在脑海里勉强浮现出其关键词；那个想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说他是个……天才也不会太离谱。一个真正的天才。尽管他在内心有些愧疚地向自己清楚地念出这个词语，他却绝不让这个词儿从嘴唇间吐露出来。他绝非虚荣之辈，他是个天才。这个术语虽说已经饱受被滥用之苦，可是它确实代表了一种不容置疑、超越了个人见解的成就，真金不怕火炼。真正的天才可并不多。在他的同胞当中，莎士比亚是个天才，这是自然；还有达尔文和牛顿，他曾听人说过。普赛尔，差不多也算是。布里顿，又稍逊了一筹，不过也还八九不离十。可是在他的祖国，却从来没有出现过贝多芬这样的天才作曲家。
当他在上午九十点钟从短暂的睡眠中醒来时，他知道，这一轮的才思喷涌，那创造力的狂欢，已经彻底过去了。并不只是他觉得疲惫不堪和宿醉难受这么简单。一等他坐到钢琴面前，试弹了两三种变调的处理方式后，他就发现不仅是这个段落，就连整个乐章也已经死在了他面前——突然间就成了他嘴里的灰烬。他就没敢再多想这部交响曲本身。他的秘书打来电话，想跟他确定什么时候过来拿最后几页乐稿，他先是对她很粗暴，后来又不得不打回电话去道歉。他出去散了散步，想借此清醒一下大脑，顺便把写给弗农的明信片付邮，因为上面的文字今天读来不啻是克制的杰作。他顺道买了份《大法官报》。为了使他的精力集中不受干扰，他一直都不看报纸，不看电视也不听广播的，所以他对一直以来舆论的导向都一无所知。
“警察，刑事调查科的，现在就站在你门外。想问你一句话，不胜感谢。”
“是。”
星期二早上，他被乐团经理的电话吵醒，这位经理在电话里实际上是冲着他大喊大叫了。星期五就排练了，可他们现在连完整的谱子都还没有。同一天上午晚些时候，克利夫从一位朋友的电话里听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消息——弗农已经被迫辞职！克利夫忙不迭地跑出去买了张报纸。自打上周五的《大法官报》以后他就再没看到或者听到任何消息，否则的话，他早该意识到舆论已经转而反对《大法官报》的主编了。他端了杯咖啡来到餐厅，在那儿看报。自己对弗农行为的看法得到了证实，这让他感到一种阴沉沉的满足。对于弗农他可算是仁至义尽了，他试图警告过他，但是弗农一意孤行，根本就不听。读完三条对弗农的严厉控诉之后，克利夫走到窗边，凝视着花园尽头苹果树旁那一簇簇水仙花。他不得不承认，他感觉好些了。时令已经是早春，不久钟表就要拨快一小时，实行夏令时了。四月，等交响曲的首演结束之后，我要去纽约拜访苏茜·马塞兰。然后他要去加利福尼亚，那里的帕洛阿尔托音乐节要演奏他的一部作品。他意识到他的手指正在暖气片上敲击出某种新节奏的拍子，他想象到一种情绪、一种主音的转变，有一个音符在变化的和声和定音鼓狂野的律动中一直保持不变。他转过身匆匆走出房间。他有了一个乐思，或者一个乐思的四分之一，在它溜走之前，我一定要赶到钢琴前。
宿醉持续了整个周末，又一直牵连到星期一——如今想借酒精兴奋一下神经已经是殊非易事了——极度的头疼恶心为苦涩的沉思提供了合适的背景。工作是停滞不前了，曾经的甘美之果如今变成了干枯的苇条。抄谱员们急切地想收到他那最后十二页乐谱，乐团的经理已经打来三次电话，为了强压下恐慌连声音都哆嗦起来了。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已经花巨资预定了下星期五开始的两天排练时间，克利夫额外要求的打击乐手也已经付了订金聘定了，同时聘定的还有手风琴师。朱利奥·鲍想看到作品的结尾，已经很不耐烦了。伯明翰的首演安排也已然一切就绪。要是到星期四在阿姆斯特丹还交不出完整的乐谱，他——乐团经理——就别无选择，只能把自己溺死在最近的运河里了。看到有人比自己还要痛苦，自然颇有点安慰作用，可是克利夫仍旧拒不交稿。为了他那意义重大的变奏他绝不肯轻易妥协，说起来了，他开始认为这部作品的完整性就全指望这个变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