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这点安慰为时太过短促，因为那是未来的事儿，而眼下的事儿还在现在，是他被炒了鱿鱼的现在。他在本该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却待在家里无所事事。他就只擅长干这个，可是现在谁都不会雇他的。他如今是丢人现眼，声名扫地了；要想接受再培训干别的行业，他又实在太老了些。这点安慰之所以如此短促还因为他的思绪不断地回到那张可恶的明信片上，那就是把扎进去还要转三转的刀子，那就等于在你锯齿状的伤口上再撒把盐，而且随着这一天的逝去，那张明信片渐渐成为了过去二十四个小时里他蒙受的所有大大小小的耻辱的总代表。克利夫写给他的这短短一行字代表了并浓缩了这一事件当中所有的怨毒——指控他的那帮家伙的盲目无知，他们的矫情伪善，他们的落井下石，还有超越了所有这些恶行、弗农认为是人类万恶之源的——个人的背叛。
在他的辞职信里，弗农特意提到报纸的发行量上升了十万份之巨。就在他写出那个数字，那一连串零的时候，他感到痛苦万分。他走到外间的办公室，把信封交给琼时，她似乎怎么着都无法正视他的眼睛。他回去收拾办公桌上的东西，整幢大楼都静得出奇。他的职务本能告诉他，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儿了。他让办公室的门开着，万一有谁念及同事一场，遵循友谊的常规进来看看他呢。他要收拾的东西往公文包里一塞就行了——一张镶框的曼迪和孩子们的照片，几封达娜写来的色情信，就写在众议院的信笺上。可是看来没有一个人冲进来向他表达义愤的同情，没有大群吵吵嚷嚷只穿着衬衫的同事像往常那样把他簇拥出去。那也好，反正他就要走了。他通过对讲机请琼告诉司机一声他就要下去了，她回他说他已经没有专任司机了。
弗农端着茶杯颓然倒下，他精神的计程器仍在忙着计数他蒙受的打击和羞辱。弗兰克·迪本对他背信弃义，他所有的同事都遗弃了他，每一家报纸都在为他的被逐欢呼雀跃；整个国家都在欢庆他这只被碾死的跳蚤，而加莫尼却依然毫发无损、逍遥自在。所有这些还不够，还要加上在他身边的床上躺着的那张恶毒的小卡片，对他的垮台幸灾乐祸，而这张卡片就出自他相交最久的老朋友之手，出自一个道德境界如此崇高、眼看着一个女人在他面前被强暴都不肯让他的工作受到打扰的杰出人物之手。真是可恨至极，十足的疯子。他是满怀怨毒。这么说来就等于是开战了。好得很，咱们这就动手吧，千万别犹豫了。他喝干杯子里的茶，拿起电话拨了一位在新苏格兰场工作的朋友的号码，他当年在犯罪报道部工作时结交的熟人。十五分钟以后，他已经透露了所有的细节，这事儿就算是搞定了，可是弗农仍旧不能释怀，心有不甘。闹了半天，克利夫并没有触犯法律。在要求他必须履行他的公民职责时，最多也就给他增添些许不便，不过如此——可是，绝对不能不过如此，一定得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一报还一报。弗农躺在床上，就这个主题又琢磨了一个钟头，最后终于穿好了衣服，不过并没有刮脸，在房间里晃荡了一个上午，有电话打来也不接。为了聊以自慰，他又拿出星期五的报纸。事实上，那确实是个才华横溢的头版。每个人都错了。除了头版，报纸其余的部分也铿锵有力，而莱蒂斯·奥哈拉对于荷兰医疗丑闻的报道实在是为他增光添彩。总有那么一天，尤其是如果加莫尼果真爬上了首相宝座，等到整个国家都被他彻底毁掉的时候，大家终将会为把他弗农·哈利戴给赶下台去而悔恨不已。
曼迪匆匆赶着去上班的时候，没来得及把衣橱的门关严，橱门的角度刚好让上面的镜子照出弗农狭窄、垂直的一小部分：倚在几个枕头上，把曼迪端给他的那杯茶搁在肚子上，在卧室昏暗的光线下，他那张没有刮的脸呈现出一种蓝白色，信件、垃圾邮件和报纸摊在他身旁——真是失业的一幅传神的画面。空闲。他突然间明白了商业版上这个词儿的真正含义。这个星期二早上，他有很多个空闲的钟头可以用来反复咀嚼昨天他被解雇的前前后后，所累积起来的所有那些侮辱和讽刺。比如说，那封信是由一个无辜的下属送到他办公室里来的，真够新鲜的，就是那个哭哭啼啼、患有诵读困难症的下属，而正是他保住了这个可怜虫的饭碗。其次就是那封信本身，客客气气地恳请他辞职，这样他就可以获得一年薪水的回报。这是对于他的聘任合同的温和暗示，他猜想，董事们是想提醒他，而又不必把丑话摆到桌面上：如果他拒不辞职，而是迫使他们解雇他的话，就压根儿不会有经济补偿这档子事儿了。信的末尾客气地指出，不管怎么说，他的任期在当天就要结束了，董事会希望能因他在任期内的卓越业绩向他表示祝贺，并预祝他在未来的事业中大展宏图。所以就这么回事儿了，他立马就得收拾东西走人，他可以选择是拿还是不拿那笔刚到六位数的补偿金。
在英语这种注重惯用法的语言中，因误读而引起误解的情况是在所难免的。只要把重音往后移动一下，一个动词就能变成一个名词，成为执行某件事的过程。“refuse”当动词用，意思是对你认为错误的事情坚持说不，而重音往前一挪，就成了一堆臭不可闻的垃圾。词汇是这样，句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克利夫在星期四写下来、在星期五寄给他的这句话，本来也就是想表达：你活该被炒鱿鱼。而弗农在星期二，在他当真被解雇之后，这句话却肯定要被理解为：你活该被炒鱿鱼。这张卡片若是星期一就寄到的话，他的解读方式可能就大为不同了。这也正是他们命运的喜剧性之所在：如果贴的是张隔日送达的快寄邮票，他们俩也就都各得其所、相安无事了。可话又说回来了，在他们俩之间兴许也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了，而这又是他们俩的悲剧性之所在。若果真如此，随着这一天的过去，弗农所感到的悲苦辛酸就注定要变本加厉，他就会不择手段地一心只想报复，也就必然会想起前不久他们俩达成的那个协议，以及这个协议加在他肩上的重大责任。因为显而易见，克利夫已经丧失了理智，必须得采取措施才行了。这个决定又得到了弗农感觉上的支持和鼓励：就在全世界都在恶意地陷害于他，就在他的生活已经一败涂地的时候，给了他最致命一击的竟然是他的老朋友，这是绝对不能饶恕的——是丧心病狂。那些反复琢磨自己受到了何等不公平待遇的人，有时是会将渴望报复的体验跟一种责任感搅和到一起的，这对他可是大有用处。几个小时过去了，弗农又几次拿起那份《大法官报》，反复阅读揭露荷兰医疗丑闻的那篇特写。当天晚些时候，他又亲自打了几个电话进行核实。又有几个空闲的钟头过去了，他在厨房里呆坐着，一边喝咖啡，一边沉思着自己毁于一旦的前程，琢磨着是否该给克利夫打个电话假意跟他讲和，为的是让他把他自己也邀请到阿姆斯特丹去。
他穿上外套，拿起公文包，走到外间的办公室。琼已经找了个由头办什么紧急要事去了，他在走到电梯的路上一个人都没碰到，连个鬼影子都不见。唯一向主编大人道声珍重的是在楼下接待台当班的门房，也是他告诉了弗农他的继任者是谁——先生，是迪本先生。弗农最低限度地点了下头，假装他早就知道了。当他步出《大法官报》报社大楼的时候，正在下雨。他抬手想叫辆出租，然后又记起身上几乎没有现金了。他改乘地铁，在瓢泼大雨中步行了最后半英里路才终于到家。一进家门他直奔威士忌，曼迪回家一心想安慰安慰他的时候，他跟她大发了一阵雷霆之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