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震曾向苏曼殊学画。到日本后，苏曼殊寄居在刘家，何震要求刘师培必须对苏优礼有加。得知苏曼殊的母亲生计艰难，何震立刻勒令刘师培拿出钱支助苏曼殊，但是刘家的钱财由刘母掌管，刘师培表示为难，何震就训斥刘师培为“没有丈夫气魄的小气鬼”。
刘师培投靠端方后，何震也渐渐安静下来，不再写文章宣扬女性解放。1910年，何震曾产下一女，但几个月后就不幸夭折。1911年，刘师培随端方入川，辛亥革命后，端方被杀，刘师培被捕。当时在武汉的何震曾辗转千里入川寻夫。刘师培被保释后，两人一起到友人南桂馨家中任家庭教师。
何震也影响了刘师培的政治生涯，刘师培此后叛变革命，投靠端方，出卖章太炎等人，也是受了何震的影响。
何震是极端的女权主义者，她倡导女性解放，宣称：“男子者女子之大敌也！”因对“男女阶级”与社会革命等现存问题“目击心伤，故创为女子复权会，讨论斯旨，以冀实行其目的”，1907年6月10日，何震等人在日本创办《天义报》，作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
何震在长文《女子复仇论》中全面而详细地阐述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妇女的种种限制和压抑，她说“儒家之学术，均杀人之学术也。”同时，她在文中鼓吹男女一切平等，认为天下男子都是女子的大敌，女子要复仇，不仅要“革尽天下压制妇女之男子”，还要“革尽天下甘受压制之女子”，对女子中“甘事多妻之夫”者，要“共起而诛之”。
刘师培和何震夫妇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又成立“混帐讲习会”，创办《衡报》，宣传“混帐理论”，提倡无政府主义。
1903年，“苏报案”发生前，刘师培回乡探亲期间，与何班完婚。婚后，刘师培携妻子返回上海。何班到上海后，进蔡元培等人开办的爱国女社就读，这时的何班从一位旧式的大家闺秀变成了极端的女权主义者，自称“女权运动的狂人”。为了显示男女平等，她先是改名为震，姓氏也改为从父母两姓，署名何（殷）震。
何震成为女权主义者后，自然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也要寻求女性解放。在婚后的生活中，何震打着“男女平等”的大旗，常常对刘师培“发河东狮子吼”，动辄对刘师培施以训斥惩罚，甚至拳脚耳光。因畏妻如虎，刘师培被人戏称为“惧内泰斗”。
关于汪、何二人关系，据当时也在东京的汪东回忆：刘终日埋头著作，又有肺病，何震则既好名又多欲。她一面利用刘能写文章，替她出名办刊物，一面又对刘不满足，行为放荡。汪公权趁此勾引，便与何发生了关系。周作人也说：由于苏曼殊住在刘家，已有佚事传出，龚未生、钱玄同、刘叔雅都讲过。张鸣对此事评论说：“废除家庭的高调，原本不过是何震为了名正言顺地红杏出墙，明目张胆地在刘师培眼皮底下，跟情人双入双出，据说刘师培一点脾气都没有。刘师培后来之所以变节，实际上也是何震的情人给牵线搭的桥。”蔡元培也说：“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
1919年，年仅36岁的刘师培因病逝世，何震因受刺激精神失常，后来削发为尼，法名小器，不知所终。也有说法说何震因刘师培的去世也发狂而死。
张继曾回忆刘师培的惧内：有一个晚上，刘师培慌慌张张地冲进张继家中，喘息不定的时候，外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只见刘师培面色惨白，哆嗦着说：“必是我太太来了，怎么办？我非躲起来不可！”说完就闪电般冲进卧室，并迅速钻到了床底。张继开门后，发现是他的一位朋友，就进卧室叫刘师培出来。但刘师培认为张继骗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从床底下钻出来。最后张继无计可施，只好趴下把他从床底硬给拽了出来。
据说，何震还给刘师培戴上一顶“绿帽子”。何震的“情人”是她的表弟汪公权。1097年，章太炎和刘师培夫妇同住时，曾经向刘师培提过此事。刘师培非但不信，还认为章挑拨二人夫妻关系，与章反目。
这一时期，何震将女子解放与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混杂糅合在一起，写了一系列文章：《女子宣布书》、《女子复仇论》、《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女子革命与经济革命》、《“论妇女问题”按语》、《论中国女子所受之惨毒》等。
刘师培身材瘦弱，其貌不扬，妻子却非常漂亮。刘师培的妻子何震，原名何班，是能写诗作画的才人美女，父亲何承霖，曾任武进县学教谕。何、刘两家为世交，何班的长兄娶刘师培叔叔的女儿为妻，因此刘师培和何班的婚姻属于亲上亲。何班容貌秀美，家教严格，待字闺中时是一位教养极好的大家闺秀。
朱维铮说：“平情而论，刘师培与何震，名为夫妇，情如狮羊。就现有材料看，何震在婚后宣称与刘师培‘男女平等’是假，以传统的‘河东狮吼’方式对付刘师培是真。”
何震还撰有《女子解放问题》，认为西方社会的男女职业平等、女子和男子拥有同样的选举权和参政权也还不是“真平等”，必须实行“根本改革”，女子才能真正解放，这就是要走所有人均等、废除私产和政府之路。“故谓职业独立，女子可以解放，不若谓实行共产，妇女斯可得解放也。”又“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覆人治”，“由运动政府之心，易为废灭政府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