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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国学大师们 作者:民国文林 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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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刘文典不仅号召别人研究日本,自己也全力以赴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氏的《告日本国民书》,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国人更多地了解日本这个民族,常常翻译到深夜。据一位学生回忆:“刘先生那时正着手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茺木贞夫氏的《告全日本国民书》。有一天上国文时精神委靡得连说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时才休息。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1937年底,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辗转千里,取道天津从海路到香港、越南,历时几个月来到西南联大。一路上,他心中反复默念着文天祥的诗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当他抵达云南蒙自与西南联大会和时,禁不住泪流满面,他对梅贻琦时戏言:“只剩这一身衣裳了!”后来,他在给梅贻琦信中说:“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

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与他同居一寓,北平沦陷后,刘管廷下水,到冀东某日伪政府当差。刘文典得知后极为愤怒,以生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后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拒绝与其同住,逐其迁居。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因为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正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活动。刘成章因体质羸弱,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归来后不幸患病亡故。

刘文典坚持知己知彼的道理,一直致力于研究日本,1942年,他作《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不知道》一文,坚信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刘文典在安徽大学任校长时,某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通知刘文典说安大预科学生王某是共产党员,要刘文典对其严加监视。因“证据确凿”,刘文典遂令校警搜查了王的宿舍,果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刘立即让安大传达室的王裕祥送王某离开学校。这天夜里,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前来搜捕王某,扑了个空,质问学校,刘向当局推诿,最后不了了之。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学界不分派别,积极营救,联名上书要求释放陈独秀。刘文典积极响应,并动员安徽旅京同乡会的各界知名人士(包括省长)一起进行积极营救。罗章龙在《红楼感旧录》中记载:“陈先生虽然出了狱,但随时还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他不得不在刘文典先生家中隐藏下来。”

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文典从日本回国到上海,在于佑任、邵力子等人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二次革命”失败后,报社被查封,刘文典亦遭暗算手臂中弹,幸好无大碍。他逃到日本,并于1914年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袁世凯去世后,刘文典回国,他看到各路军阀混战,饿殍遍野,国力每况愈下,市面百业凋零。刘文典很是失望,愤而远离政治,决定专心致力于学问研究。于是,他由陈独秀介绍到北大任教。

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未能及时离开北平,日军得知他曾留学日本多年,精通日语,多次利诱,劝他继续到北大任教。日本人还请了刘的好友知交来当说客,其中就有周作人。但刘文典说“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认定“气节不可污”,坚辞不就。

刘文典到联大后,给夫人张秋华写信道:“岂有文章千载事,更无消息几时归?”几个月后,张秋华和次子刘平章,带着刘文典的四大箱珍贵书籍、资料,经香港辗转到云南。到香港后,但因书籍资料实在无法携带,便寄存在香港,后不幸被日本人掠走。刘文典在课堂上沉痛地说,我的私人书籍都已丢失,资料没有了,我就把脑子里的东西给你们吧!他多次露天演讲“国势的阽危”,讲日寇“险恶的用心”,讲中国文化的重要,他还要求学生们潜心研究日本,多了解日本这个民族。

刘成章去世后,刘文典十分悲痛,更增加了他对日本人的痛恨。每次上课,刘都要先讲一段“国势的阽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教授印象记》中记载:“然尚有一事更可以使我们对于刘先生表示极大的敬意的,就是刘先生爱国心的热烈,真是校内无二人!去年长城战事闹得极凶的时节,刘先生每次上国文班,必花一部分的时间,哭丧着脸向我们伸说国势的阽危,并且告诉我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

1938年5月22日,当梅贻琦看到满面尘灰的刘文典出现在他面前时,泪水差点夺眶而出。当时的刘文典,头发已有点花白,身着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袖口和领口上沾满了油渍,黑得发亮。肩上挎着的一个小包袱,就是他的全部行李了。

见劝说无效,日本人便采取强硬手段,两次派宪兵抄了刘文典的家,将于右任、胡适、陈独秀、邵力子等人写给刘的信函都抄走了。刘与夫人张秋华安坐在椅子上,“身穿袈裟,昂首抽烟,怒目而视,以示抗议”。日本人问他话,刘文典不置一词,翻译官责问他为什么对太君的问话一言不答,他怒道:“我以发夷声为耻!”

1931年,刘文典大骂蒋介石后,一向反对蒋介石的粤系军阀陈济棠曾多次函请刘赴粤共谋大业,并汇来重金相请。刘婉言拒绝,将巨款退回,叹道:“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刘文典的次子刘平章先生回忆说,安徽大学“学潮”事件发生后,刘文典因与蒋介石产生激烈的冲突,险些丧命。后经蔡元培、胡适等人过多方奔走解救,他被释放,但不得不离开了安徽大学。当时陈立夫和蔡元培上书蒋介石力荐赋闲的刘文典担任教育部部长,但刘文典断然回绝了两人的好意。在后来给刘平章的一封信中,刘文典告诉儿子拒绝的理由:“只有终身之教授而无终身之部长,我决定北上到北大去教书。”

刘师培是刘文典的业师,刘文典十分钦佩老师的学问。刘师培后来背叛革命投靠清廷,后又拥护袁世凯称帝,刘文典从此便很少与之往来,言谈中也鲜少提及刘。

据吴晓玲回忆,他比刘文典晚到昆明,刘见到他便打听周作人消息。吴说周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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