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7年起的六年中,他四却马衡、一却张嘉甫,终于答应成为北京大学的通讯导师,却又于两年后的1924年挂冠而去。个中原因,在给好友蒋汝藻的信中表露无遗:“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显然,王国维是徜徉于学术独立而有意识地疏远政治。
王国维(1877~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王国维毕生笃志于追求学术独立。1905年左右的王国维就曾敏锐地觉察到,自严复的《天演论》出,西洋学术逐渐进入中国,但是康、谭等人并未从形而上的层面上真正理解西方学术的价值,而只是将学术作为政治的一种手段。对此,王国维提出,“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至于“个人的学术独立”,王国维更是力行不辍。辛亥革命后,王国维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仍是用在学术研究上。
王国维在1925年应清华之聘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时曾给好友蒋孟蘋写信道:“数月以来,忧惶忙迫。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指溥仪)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穷困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受召魂魄,重理旧业耳。”
王国维执着于理想,向往一种无功利、纯粹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