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梁启超荣归祖国，顾盼自雄，欲作内阁总理，经纬天下。但袁世凯认为梁“仅能提笔作文，不能胜任国家重任”，仅将其放到财政总长的位置上。
梁启超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在《三十自述》中他写道：“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1909年，梁深感国势垂危，叹言“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拯救。”又说“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我听我，亦无能为力矣。”
梁启超对财政学兴趣极浓，他有感于清末以来财政紊乱，以俄国财政名臣槐特自任，希望能一展抱负，将濒于破产的中国财政，“不数年而苏生之”，“起死而肉骨之。”
梁启超崇拜墨子的人格，故自称任公，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梁对办学也颇有意兴。他意欲将中国公学办成与北大、东南大学三足鼎立的局面。校长王敬芳曾想将校长一职让与梁，梁亦跃跃欲试，但由于学生蒋百里认为梁只适合教书，坚决反对，梁遂作罢。
梁自谓：“中国不可少之一人。数年之后，无论中国亡与不亡，举国行当思我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