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王仲闻在爱才若渴的国务院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推荐下，得到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的支持，悄悄来到了书局文学组，当一名没有名分的“临时工”。在中华版文学类图书中，不少帙部和难度很大的书都经过王仲闻的加工。至于《诗人玉屑》、《渚山堂词话·词品》、《蕙风词话·人间词话》、《唐五代词新编》等更由他直接校勘整理。他的《李清照集校注》被学界誉为“古籍整理典范”。遗憾的是王仲闻的多数校注著作都没有得到署名或署了其他名，如王学初、王幼安、王全等，以至于王仲闻的名字几乎被世人忘却。
王仲闻在中华书局最有成就的作品是编辑修订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他编辑态度极为认真，几乎踏破了北京图书馆的门槛。他倾其四年的全部心力，使原书增加约三分之一新内容。但在当时，一个临时工又有“特务”嫌疑的人，哪能在书上署名。学者陈鸿祥告诉王仲闻的儿子王庆山说，当年唐圭璋先生亲口对他讲，王仲闻学问深厚，《全宋词》没有他的署名，他深深不安。所以文革后唐圭璋无论如何也要为他加上大名。后来再版时有了“唐圭璋编，王仲闻参订”的署名，并在后记中记下了他的劳绩。这成为中华书局史上由作者请求编辑连署名字的佳话。
王国维几个子女中，最聪明、最用功、最调皮的是二子王仲闻。高中时，王仲闻进了上海的教会学校格致中学。每年圣诞学校放假庆祝，王仲闻和几个要好同学则要求孔子生日也放假庆祝，学校不予理睬。孔子生日这天，王仲闻和两位同学就没去上课，第二天学校张贴布告，把三人开除了。王国维没办法，只好让他去考邮局，寻个铁饭碗。王仲闻和王国维一样没上过大学，全靠自学成才。他在基层邮局工作出色，很快被调入邮政总局。他靠听广播，学会了俄语，竟能看原版书。
1957年，鉴于王仲闻在词学考据方面的成就，南京师范学院欲调他去教书，可北京邮局不放。王仲闻就此打成右派，并开除公职。家属也因此受到株连，当时还在部队里的二子王庆同被划为右派，被下到广西林场改造；还在上大学的王庆山也成了右派，后被流放到新疆农场。
1949年底，王仲闻调入邮电部任秘书处副处长。1950年初将王国维的遗稿、遗物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其中不少文物已成“镇馆之宝”。鉴于王仲闻以前参加过一个邮检部门的培训班，属中统管辖，1951年审干时被定为“特嫌”，遂调往地安门卖邮票。于是他把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做学问，很快在词学研究、考据方面小有名气。和唐圭璋、夏承焘、王利器等名家切磋书信不断；出版了《人间词话校释》、《南唐二主词校订》；《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几乎期期都有他的小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