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说下去呀，我的朋友，嗳，说下去呀，”卢皮欣接着说，“您恐怕免不了要给人家选作法官了，一定会选上的，您瞧着吧。当然喽，那时候会有陪审官来替您出主意的；可是无论如何，您总得会说话，即使说说别人的见解也好。万一省长来了，就会问：‘为什么法官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别人就会回答他：‘因为得了麻痹症。’省长就说：‘那么给他放血吧。’这在您的地位是不体面的，您一定同意这话吧。”
我的邻人抓住他的睡帽，把它拉到了鼻子上。
Das ist der Mensch in seinem Wahn！
于是卢皮欣尖声地笑起来。
“当然喽，请讲下去吧。”
“我还没有和您相识的荣幸，”我回答说，“为什么您能断定……”
“这太不像话了，”邻室里坎塔格留欣先生的瞌睡懵懂的声音埋怨说，“是哪一个傻瓜半夜里在谈天？”
甜蜜的地主笑得要命。
“终于，”他又说起话来，“我摆脱了我妻子死后我所感到的沉重的颓丧，我就打算去从事所谓事业。我在省城里就了职；但是在公家机关的大房间里，我觉得头痛得厉害，目力也坏起来；正好发生了其他的事由……我就辞职。我想到莫斯科去一趟，可是第一，钱不够用；第二……我已经对您说过，我是与世无争了。这与世无争是突如其来的，又不是突如其来的。在精神上，我早就与世无争了，可是我的头还不肯低下去。我认为我的思想感情的质朴，是受了乡村生活和不幸事件的影响……另一方面，我早就注意到：差不多所有我的邻居，年轻的和年老的，起初由于我有学问，到过外国，以及我的教养方面的其他情况而感到惶恐，现在不但已经完全看惯了，竟开始对我粗暴或者轻率起来，不再听完我的议论，对我说话也不再用恭敬的称呼了。我还忘了告诉您：在我结婚后的第一年中，因为寂寞，我曾经尝试写作，还寄了一篇文章到一个杂志社去，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一个中篇小说；但是过了一些时候，收到编辑一封彬彬有礼的信，信里有一段是说：我的智慧是不能否定的，但是缺乏才华，而在文学中需要的就是才华。还有，我听人家说：有一个过路的莫斯科人，倒是一个善良的青年人，在省长的晚会上顺便批评了我，说我是一个才能枯竭而毫无价值的人。但是我的半自发的盲目性还是继续存在着，您知道，我不愿意打自己的‘耳光’；终于有一天早晨，我睁开了眼睛。是这么一回事：县警察局长来找我，他的目的是要我注意我领地里有一座桥坍了，而这座桥是我绝对没有能力修理的。这个宽宏大量的秩序监督者用一块鲟鱼干下一杯烧酒，同时用长辈的口吻责备我的疏忽，不过，他为我设身处地想，劝我只要叫农民们堆些粪料上去就行了；接着他吸起烟斗，和我谈论即将来到的选举。那时候，有一个叫做奥尔巴萨诺夫的人正在图谋省贵族长这个荣誉的称号；他是一个无聊的空谈家，又是一个受贿的人。况且他在财富和声望上都不是特出的人。我发表了对他的看法，而且说得很不客气；老实说，我看不起奥尔巴萨诺夫先生。县警察局长对我看看，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和气地说：‘喂，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我和您是不该议论这种人的——我们哪里配呢？……安分守己些吧。’‘得了吧，’我生气地反驳，‘我和奥尔巴萨诺夫先生之间有什么差别呀？’警察局长把烟斗从嘴里取出，睁大了眼睛，突然噗哧一声哈哈大笑起来。‘哈，这人真滑稽，’最后他流着眼泪说，‘说出这样的话来，……啊！怎么啦？’直到离去为止，他不断地嘲笑我，有时用胳膊肘推推我的身体，而且竟直呼我的名字。他终于走了。这是我所缺少的最后一滴；我的杯子满得要溢出来了。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好几回，在镜子面前停下来，久久地注视着自己的狼狈的脸，慢慢地伸出舌头，带着苦笑摇摇头。我眼睛上的翳落下来了，我清楚地看到，比在镜子里看自己的脸更清楚地看到，我是一个多么无聊的、不足道的、没有用的、平凡的人！”
“那么叫我做什么呢？”
“不，看上帝面上，”他打断我的话，“请您不要问我姓名，也不要向别人打听。就让我在您心目中成为一个无名的人——为命运所伤害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吧。况且我是一个不奇怪的平凡的人，也就不配有独特的姓名……但是如果您一定要给我一个称呼，那您就称呼……称呼我为施格雷县的哈姆莱特吧。无论在哪个县份里，都有不少这样的哈姆莱特，不过别的您也许没有碰见过……再见吧。”
他又钻进他的羽绒被里去了；第二天早晨他们来叫醒我的时候，他已经不在房里。他在黎明之前就离去了。
“我觉得奇怪，”略微沉默一会之后他继续说，“为什么这里没有跳蚤。这里没有的话，哪里有呢？”
我好容易等到了晚上，吩咐我的马车夫在明天早上五点钟给我套车，就去睡觉了。可是我被注定在这一天内还要认识一个特出的人。
Und schrecklich ist des Tigers Zahn，
卢皮欣又大笑起来……忽然一种骚乱的兴奋散布在整个屋子里。大人物来了。主人马上奔到前室里。几个忠诚的家人和热心的客人跟着他跑……嘈杂的谈话声变成了柔和而愉快的絮语声，好像春天的蜜蜂在自己蜂房里发出的嗡嗡声。只有一只不停不歇的黄蜂——卢皮欣——和一只很神气的雄蜂——科泽尔斯基——没有压低嗓门……终于蜂王进来了——大人物进来了。人心雀跃地欢迎他，坐着的人都欠身而起；甚至那个以廉价向卢皮欣买马的地主，甚至这个地主也把下巴贴在胸前。大人物神气非常威严，无以复加：他常把头向后面仰，仿佛在点头的样子，同时说几句嘉许的话，每一句话都用一个拖长的带鼻音的“啊”字开头；他极其愤慨地看看科泽尔斯基公爵的胡子；向有工厂和女儿的、破产的文官伸出左手的食指。过了几分钟，——在这几分钟内，大人物已经把他没有迟到而非常欣幸的话说了两遍，——大家走进餐厅去，有权势的人走在前面。
Doch das schrecklichste der Schrecken——
“您肯跟我打赌吗？”他突然很响地说。
讲话的人迅速地钻进被窝里，胆怯地探出头来望着，举起一根手指来警告我。
因为来客很多，没有一个人能有单独的卧室。亚历山大·米哈伊雷奇的听差长领我走进一间绿色的有潮气的小房间里，这里面已经住着另一位客人，衣服都脱光了。他一看见我，就敏捷地钻进被窝里，把被一直盖到鼻子上，在松软的绒毛褥子上翻来覆去了一阵子，安静下来，然后用锐利的目光从他那棉布睡帽的圆边底下向我注视。我走向另一张床（这房间里共有两张床），脱了衣服，躺到潮湿的被褥里。我的邻人在床上辗转反侧起来……我向他道了晚安。
讲话的人低下了头，把双手举向上面。
“瞧，”我想，“他用这样的字眼。”
“终于我回到了祖国，”他用疲倦的声音继续说，“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我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在国外我大都是沉默的，可是到了这里，忽然高谈阔论起来，同时天晓得为什么变得妄自尊大了。碰到一些谦虚的人，几乎把我看做天才；女士们同情地倾听我的夸夸其谈；但是我不善于保持我的声望。有一天早晨，发生了对我的诽谤（谁造出来的，我不知道，一定是某一个男性的老处女，——这种老处女在莫斯科多得很），发生之后，就像草莓一样生芽抽须。我被纠缠住了，想跳出来，切断这些粘缠不清的线，可是不行……我就离开了。在这一点上也表明了我是一个荒谬的人；我应该静静地等候这次袭击过去，像等候荨麻疹痊愈一样；那么这班谦虚的人会重新欢迎我，这些女士们会重新微笑着听我讲话……但是糟就糟在这里：我不是一个怪人。您知道，我的良心忽然苏醒了，我觉得不好意思再讲空话，絮絮不休地讲呀，讲呀——昨天在阿尔巴特，今天在特鲁巴，明天在西弗采维-弗拉瑞克，讲的老是这一套……但是别人要听这一套可又怎么办呢？请看这方面的真正的战士：他们对于这个满不在乎；相反的，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个；有的人二十年不停地饶舌，而且老是这一套……这就是自信心和自尊心！我也有过这种自尊心，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坏就坏在这里：因为我，再说一遍，并不是怪人，我是中不溜儿的；上天应该赋给我更多的自尊心，或者索性完全不给我。但在最初的时期，我的确弄得走投无路；加之旅居外国，彻底耗尽了我的财产，而要我娶一个年纪还轻而身体已经弱得像果冻的商人的女儿，我又不肯，——我就退避到自己的村子里去。”接着我的邻人又斜看我一眼，继续说：“关于乡村生活的第一印象、自然界的美、孤寂生活的幽静的魅力等等，我大概可以略去不谈了吧。”
不须对读者详述：大人物如何被安排坐在首位，文官和省贵族长的中间——这位省贵族长脸部表情自然而尊严，同他那浆硬的胸衣、极其宽大的背心和装法国烟末的圆形鼻烟盒十分相称；主人如何张罗，奔走，忙乱，敬客，经过大人物后面时向他的背脊微笑，像小学生般站在屋角里，匆忙地接过一盘子汤或者一小块牛肉吃着；听差长如何端上一条嘴里插着一束花的、长一个半俄尺的鱼；穿号衣的仆役如何板起了脸，阴郁地硬要给每一个贵族斟玛拉加酒或乾马德拉酒；差不多所有的贵族，尤其是年长的贵族，如何像尽义务似地勉强喝干一杯一杯的酒；最后，如何砰砰地开香槟酒，开始举杯祝颂健康——所有这一切，读者大概都太熟悉了。但我觉得特别出色的，是大人物在全体欢乐的肃静中所讲的一段逸话。有一个人，好像是那个破产的文官，他是熟悉新文学的，他提到了女性的一般影响，尤其是对青年人的影响。“对，对，”大人物接着说，“这是实在的；但是对青年人应该严加管束，不然，恐怕他们一看见女人的裙子就要发疯。”（全体客人的脸上都浮出孩子般愉快的微笑；有一个地主的眼色中竟露出感激之情。）“因为，青年人是愚蠢的。”（大人物大概是表示神气的缘故吧，有时改变单词通行的重音。）“就像我的儿子伊万，”他继续说，“这傻瓜还只二十岁，可有一回他突然对我说：‘爸爸，让我结婚吧。’我对他说：‘傻瓜，先要有职业啊……’于是他就失望，流眼泪，……可是我……才不管呢……”（大人物说“才不管呢”这句话时，仿佛不是从嘴唇上而是从肚子里说出来的；他沉默一下，威严地看看他邻座的文官，同时把眉毛抬得极高，高得出乎意料之外。文官愉快地略微向一侧低头，把对着大人物的那只眼睛极迅速地眨动起来。）“结果怎么样呢，”大人物又说话了，“现在他自己写信给我，说：‘父亲，谢谢你，开导了我这傻瓜……’可见事情是应该这么办的。”全体客人当然对讲话的人表示十分赞同，而且仿佛因为得到满足和指导而活跃起来……宴会完毕之后，大家站起身，走向客厅里去，发出较大的、然而仍是彬彬有礼的、仿佛这时候所特许的嘈杂声……大家坐下来玩纸牌。
我的邻人默默地对我一看。
“您这人真是，”基里拉·谢利凡内奇含糊地说着，笑起来。
他从枕头底下取出鼻烟盒，把它打开，一边摇晃着打开的鼻烟盒，一边又讲起来。
“这里的人都认为我是爱说俏皮话的，”在谈话之中他对我说，“您别相信这话。我只不过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要大声骂人，因此我毫无拘束。实际上，我又何必拘谨呢？无论是谁的意见，我都看得不值一文，我什么也不追求；我是一个恶人，——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恶人至少不需要才智。这是多么爽快，您不会相信吧……喏，譬如说，喏，您看我们的主人！天晓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奔走，时时刻刻看表，微笑，出汗，装神气，而让我们饿肚子？一个显贵人物，有什么稀罕！瞧，瞧，他又跑了——还是一瘸一拐的呢，您瞧。”
于是卢皮欣跑去迎接公爵了。
“况且，”讲话的人继续说，“这些都是无聊的，至少我所接触到的是如此。我在乡村里很寂寞，就像一只被关起来的小狗；虽然，我承认，春天第一回在归途上经过熟悉的白桦树林的时候，我头晕目眩了，我的心由于一种模糊的甜蜜的期望而怦怦跳动了。但是这种模糊的期望，您知道，是永远不会实现的；相反的，却实现了完全没有料到的另一些情况，例如：兽疫啦，欠租啦，拍卖啦，诸如此类。我由总管雅科夫帮助，一天一天地勉强混日子；这总管是代替以前的管家的，到后来就变成了即使不比前者更厉害，至少也一样的掠夺者，外加他那涂焦油的长统靴的气味毒害了我的身心；有一回我想起了邻近一家相识的人家——一个退伍陆军上校的夫人和两个女儿，就吩咐套马车去访问这邻家。这一天应该是我永志不忘的纪念日：六个月以后，我就娶了这位上校夫人的第二个女儿！……”
“哪有这样的事？”我吃惊地含糊说。
讲话的人沉默了一会。
“先生！”他喊叫一声，“我认为：通常只有怪人才能生活在世界上；只有他们才有权生存。有一个人说：Mon verre n'est pas grand，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您瞧，”他低声插一句，“我的法语说得多纯正。我认为：即使你脑袋大，装得下许多东西，即使你理解一切，知识丰富，追随时代，但如果你完全没有一点自己的、特殊的、固有的东西，有什么用处呢！只不过在世间增添了一个陈腔滥调的仓库罢了，谁能够从这里得到什么快感呢？不，你即使是个蠢人也好，但必须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要有自己的气质，自己固有的气质，就是这么回事！您不要以为我对这种气质要求很高……决不！这样的怪人多得很：不论你往哪儿瞧，到处都是怪人；所有活着的人都是怪人，可是我不在其内！”
“可以，可以，”我回答。
“相反，”我连忙回答，“我很高兴跟您谈话。”
“是啊，”我回答，“您也睡不着吧？”
“您认为小组有什么可怕呢？”我问。
我的邻人开始使我感到兴味了。
他连忙抬起头来。
“为什么！单是听您说话的声音就可以知道：您这样随随便便地回答我……不过我完全不是您所想象的人……”
“不过，”他热情地继续说，“我不愿意使您对我死去的妻子有不好的看法。决不可以！这是一个极高尚、极善良的人，一个可爱的、能忍受一切牺牲的人；虽然如此，我应当在您我之间说老实话：要是我没有遭到丧妻的不幸，我大概不可能在今天跟您谈话了，因为我家的库房里的梁木至今还在，我曾经不止一次准备悬梁自尽呢！”
“瞧，他笑了，”卢皮欣继续说，恶狠狠地望着基里拉·谢利凡内奇的起伏的肚子，“他怎么不笑呢？”他又转向我说，“他吃得饱饱的，身体健康，没有孩子，农奴没有抵押出，——他还给他们治病呢，——太太傻头傻脑。（基里拉·谢利凡内奇把脸略微扭向一旁，装作没有听清楚的样子，但是一直笑着。）我也要笑，我老婆跟一个土地测量员逃跑了。（他咧着嘴笑着）您不知道这回事吗？可不是！她拿定主意，就逃跑了，给我留下一封信，信上写着：‘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维奇，请原谅我；我为爱情所吸引，跟我的心上人一同离去了……’她爱这测量员，只是为了他不剪指甲，而且穿紧身裤子。您觉得奇怪吗？您会说：‘这个人真直爽。’唉，我的天！我们草原上的人说话就是这样直言不讳的。可我们还是走开些吧……我们为什么要站在未来的法官旁边呢……”
“请听我说……”
“当做草原上的乡巴佬，当做大老粗……您老实说吧……”
“于是，我们就这样享了三年福；第四年上索菲娅在第一次分娩时死了，而且——真奇怪——我仿佛早就觉得，她是不可能给我一个女儿或儿子，给世上一个新居民的。我记得她殡葬时候的情景。那时候是春天。我们教区的教堂并不大，已经很旧了，圣幛发黑了，墙壁上光秃秃的，砖地有好几处破损了；每一个唱诗班席位上供着一个古老的大圣像。棺材抬进来，安放在圣幛正门前面正中央的地方，罩上了褪色的盖棺布，周围摆着三个蜡烛台。仪式开始了。一个衰老的教堂执事后面拖着一条小辫，低低地系着一条绿色的腰带，在读经台前悲哀地诵读经文；教士年纪也老了，相貌和善，双眼矇眬，穿着黄色花纹的紫色法衣，兼任着助祭的职务在做祷告。窗子都敞开着，垂枝白桦的新鲜的嫩叶填满了窗口，在那里摇曳着，发出簌簌的声音；院子里飘进青草的气味；蜡烛的红色火焰在明丽的春光中变成了淡白色；整个教堂里都听得见麻雀的吱喳吱喳声，有时圆屋顶下飞进一只燕子来，发出响亮的叫声。在金粉似的太阳光里，几个农民的淡褐色的头很快地起伏着，正在热心地为死者祈祷；香炉的洞孔里冒出一缕淡蓝色的烟来。我看着我妻子的遗容……我的天！就是死，就是死神亲自来到，也不能解救她，不能治好她的创伤：还是这么一副病态的、胆怯的、隐忍的表情，——她仿佛进了棺材还不自在……我心中充满悲痛。她是个善良的，善良的人；可是为她自己着想，还是死了的好！”
“您大概没有睡着吧？”我的邻人说。
他又低下头，又脱下了睡帽。
我抬起头，加倍注意地看看这个怪人。在寝灯的幽暗的光线中，我勉强才能看清楚他的面貌。
“至少让我请教尊姓……”我问。
我没有回答我邻人的问题。
“要不要我把我的生活讲给您听听？”他用断断续续的声音问我，“或者还是把我生活中的几个要点讲给您听听？”
他在床上跳起来，恨恨地咬着牙齿，喃喃地低声说：
“先生，请您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请您判断一下，我能从黑格尔的百科全书中得到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您倒是说说，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在这百科全书和俄罗斯生活之间，您倒是说说，有什么共通点？叫我怎样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来？不单是这百科全书而已，还有一般的德国哲学……说得过分些，甚至全部科学。”
他从头上拉下睡帽，把它丢在床上。
他把脸转向我，挥动两只手。
“喏，您现在望着我，”他整一下他的睡帽，继续说，“您大概在问自己：‘怎么我今天没有注意到他？’我告诉您，为什么您没有注意到我，因为我不高声说话；因为我躲在别人后面，站在门背后，不跟任何人讲话；因为听差长端着盘子在我面前走过的时候，预先把手臂抬得同我的胸部一样高……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为了两个原因：第一，我穷，第二，我已经与世无争……请您老实告诉我，您没有注意到我吧？”
“不，我最好给您讲讲我是怎样结婚的吧。结婚原是一件大事，是整个人的试金石；结婚好像一面镜子，能反映出……可是这种比喻太陈腐了……对不起，我要嗅一嗅鼻烟。”
沃伊尼岑领我走到一个穿咖啡色燕尾服、系花领带、额发高耸而长着髭须的、身材矮小的人那里。他那肝火旺的、灵活善变的面貌，的确显示出机敏相和刻毒相。飘忽的、讥讽的微笑不断地扭歪他的嘴唇；一双黑色的眯缝的小眼睛在不整齐的睫毛下表现出果敢的神色。他旁边站着一个地主，身体宽阔，态度柔软而甜蜜，真正是个甜言蜜语的人，而且是独眼的。他在这矮小的人还没说出俏皮话之前就笑着，仿佛高兴得全身融化了似的。沃伊尼岑把我介绍给这位爱说俏皮话的人，他叫彼得·彼得罗维奇·卢皮欣。我们相识后，交换了初次见面的敬意。
“可是，”他略微想了一想又说，“我好像答应过给您讲讲我是怎样结婚的。请听吧。第一，我告诉您，我妻子已经不在人世了；第二……第二呢，我觉得我必须给您说说我的青年时代，要不您什么也不能理解……您不想睡觉吗？”
“啊，我私人的仇敌来了，”他突然回到我这里，低声说，“您看见吗？那个胖子，面孔焦黄色的，头上长着硬毛，喏，就是手里抓着帽子、靠着墙壁走路、像狼一样探头探脑的那个人。我卖一匹马给他，只卖了四百卢布，这匹马却值一千，这个不声不响的家伙现在有充分的权利来轻视我了；其实他是那么缺乏思考力，尤其是在早晨，喝茶以前，或者刚吃饭以后，如果你对他说一声‘您好’，他就回答：‘什么？’啊，文官来了，”卢皮欣继续说，“退职的文官，破产的文官。他有一个甜菜糖似的女儿，和一所制造瘰疬腺病的工厂……对不起，我说倒了……可您是懂得的。啊！建筑师也到这儿来了！是个德国人，可是留着髭须，而且不熟悉自己的业务，真是怪事！……其实他又何必熟悉自己的业务呢；他只要拿贿赂，替我们这些柱子贵族多立几根柱子就好了！”
“您愿不愿意，”他突然低声对我说，“我介绍您认识这儿最爱说俏皮话的一个人？”
“就是这样。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睡；躺着，躺着，就睡着了。”
“不，我不想睡觉。”
“为什么我跟您，跟我素不相识的人，这样冒昧地说起话来呢——天知道，只有天知道！（他叹一口气）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心灵相接近啊！您和我两个都是正派人，也就是利己主义者：您对我毫无关系，我对您也毫无关系；是吗？可是我们两个人都睡不着……那为什么不聊聊天呢？我现在精神饱满，这在我是很难得的。您看得出吗，我是很胆怯的，我胆怯并不因为我是外省人，没有官职的人，穷人，而因为我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人。可有的时候，在我既不能确定、也不能预知的偶然发生的良好情况的影响下，我的胆怯完全消失了，譬如现在就是这样。现在即使叫我同达赖喇嘛面对面，我还想跟他讨点鼻烟来嗅嗅呢。可是，也许您想睡觉了吧？”
我同主人分手后，就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几乎所有的客人都是我素不相识的；有二十来个人已经坐在纸牌桌旁了。在这些朴烈费兰斯的爱好者之中，有两个军人，相貌高贵而略带憔悴；有几个文官，系着又紧又高的领带，留着只有果断而安分守己的人才有的下垂的染色髭须（这些安分守己的人整理纸牌时神气十足，并不转动头而只是侧目斜视着走近来的人）；有五六个县城官吏，肚子圆肥，两手丰满而多汗，两只脚规规矩矩地一动也不动。（这些先生们用柔软的声音说话，温和地向各方面微笑，把纸牌拿得紧靠着胸衣，出王牌时不敲拍桌子，反之，用波浪形的动作把纸牌飞送到绿呢桌面上，收取赢牌时发出轻微而极其彬彬有礼的哧哧声。）其余的贵族有的坐在长沙发上，有的一群群地挤在门口或窗边；有一个年纪已经不轻、外貌像女人的地主，站在屋角里，打着哆嗦，红着脸，忸怩不安地在腰际捻弄他的表坠，虽然并没有人去注意他；还有几位先生，穿着莫斯科裁缝——终身行会技师菲尔斯·克柳欣做的圆形燕尾服和格子纹裤子，肆无忌惮而兴致勃勃地在那里议长论短，同时随意地转动他们的肥润光秃的后脑勺；有一个二十岁光景的、眼睛很近视、头发淡黄色的青年，从头到脚穿着一身黑的，样子很腼腆，但在刻薄地微笑着……
“有些梨子，”他略微沉默一会之后又开始说，“要放在地窖里过一些时候，它们的所谓真滋味才能出来，我那已故的妻子看来也是属于这一类造物的。只有到了现在，我才能为她说句完全公道的话。只有到了现在，譬如说，我回想起结婚前和她在一起度过的几个黄昏，非但不引起我一丝痛苦，反而使我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她们的家境并不富裕；她们的房子很老式，是木造的，但是很舒适，建造在山上，位于一个荒芜了的花园和一个杂草丛生的院子之间。山下有一条河，透过茂密的树叶，隐约望得见河水。一个大凉台从屋子里通向花园，凉台前面有一个长满蔷薇花的椭圆形的花坛，美不胜收；花坛的每一端都长着两棵相思树，已故的主人在它们还细嫩的时候就把它们编绕成螺旋形。稍远的地方，在荒芜了的野生的马林果丛中，有一个亭子。亭子内部装饰得很精巧，但是外貌却那样陈旧衰朽，使人看了心里怪不舒服的。凉台上有一扇玻璃门通往客厅；在客厅里，有这样的光景呈现在观者的好奇的眼前：屋角里都砌着瓷砖火炉；右面有一架蹩脚钢琴，上面堆着些手抄的乐谱；一张长沙发蒙着褪色的白花纹浅蓝色缎子；一张圆桌；两个玻璃橱，上面放着叶卡捷琳娜时代的瓷器玩具和玻璃珠玩具；墙上挂着一幅有名的肖像画，上面画着一个淡黄发少女，胸前抱着一只鸽子，眼睛朝上看；桌上放着一瓶新鲜的蔷薇花……您瞧，我描写得多么详细。就在这客厅里，就在这凉台上，演出了我的恋爱的一切悲喜剧。这女邻居本人是一个凶恶的女人，说话常常带着凶狠的嘶哑声，是一个强横的泼妇；两个女儿中一个叫薇拉，跟普通县城里的小姐没有什么两样；另一个叫索菲娅，我爱上了索菲娅。姊妹俩另外还有一个房间，是她们共同的卧室，这里面有两张简朴的木床，有颜色发黄的纪念册，有木犀草，有画得很拙劣的男女朋友的铅笔肖像画（其中有一个绅士的肖像很特出，他脸上的表情特别刚劲有力，画上的签字更加刚劲有力，他在青年时代曾使人对他怀着过高的期望，但是结果同我们大家一样——一事无成），还有歌德和席勒的胸像，德文书籍，干枯了的花冠以及其他留作纪念的东西。但是这房间里我难得进去，而且不喜欢进去：我在那儿不知道为什么透不过气来。还有——真奇怪！我最喜欢索菲娅，是当我背对她坐着的时候，或者，当我在凉台上，尤其是在黄昏，思念她或更多是幻想她的时候。那时候我望着晚霞，望着树木，望着已经变暗而还清楚地显出在蔷薇色天空中的细碎的绿叶；在客厅里，钢琴旁边，坐着索菲娅，她正在不停地弹奏贝多芬作品中她所喜欢的热情沉着的一个乐句；那凶恶的老太婆坐在长沙发上安稳地打鼾；在充满夕照的餐室里，薇拉忙着准备茶；茶炊发出奇妙的咝咝声，仿佛有什么乐事；脆饼折断时发出愉快的爆裂声，匙子碰着茶杯时发出叮当声；金丝雀不饶人地啭了一整天，突然静息，只是难得啾啾地叫几声，好像在打听什么；从透明的轻柔的云层中偶尔掉下几点疏落落的雨滴……我坐着，坐着，听着，听着，望着，我的胸襟开朗起来，我又感觉到我在恋爱了。于是，就在这样的黄昏的影响之下，我有一回向老太婆请求娶她的女儿，大约过了两个月，我就结婚了。我似乎觉得我是爱她的……到现在这时候，应该知道了，可是我实在到现在也还不知道我到底爱不爱索菲娅。这是一个善良、聪明、沉默寡言的人，有一颗温柔的心；但是天晓得是为了什么缘故，是为了久居乡村的缘故还是另有别的缘故，在她的心底上（如果心有底的话）有一个创伤潜隐着，或者不如说，有一个伤口在溃烂着，这伤口没有办法治好，而且无论是她还是我，都说不出它的名称。关于这个创伤的存在，我当然是在结婚之后才猜测到的。我为它费尽心机，都没有用！我童年时养过一只黄雀，有一回给猫抓住了，又被救出来，治好了伤，可是我这可怜的黄雀不能复健；它闷闷不乐，憔悴起来，不再唱歌了……结果，有一天夜里，一只大老鼠钻进它那开着的笼子里，咬掉了它的嘴，它这才决心死了。不知道一只什么样的猫把我妻子也抓了一下，她也闷闷不乐，憔悴起来，像我那不幸的黄雀一样。有时她自己显然想振作一下，在新鲜空气中、阳光底下、自由天地里振奋起来；她尝试一下，又缩成了一团。她是爱我的，她曾好几回向我保证，她更无别的愿望了，——呸，见鬼！——她的目光黯然失色了。我想，会不会过去有过什么事情？我就调查，但是结果一无所得。好，现在请您判断：如果是个怪人，大概会耸耸肩膀，叹两口气，照旧过自己的生活；可是我，因为不是个怪人，就要想到悬梁。我的妻子深深地沉浸在老处女的一切习惯中——贝多芬、夜游、木犀草、和朋友们通信、纪念册等等，——因而对于任何其他生活方式，尤其是对于主妇的生活，她无论如何也不能习惯；可是，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为无名的烦恼而苦闷，每天晚上唱《你不要在黎明时唤醒她》，实在是可笑的。
“您的意思是说，我把您逗乐了……那更好了……那就让我告诉您吧，这里的人都叫我怪人，这就是说，在别的无聊话中间偶然提起我的名字的那些人，都这样称呼我。‘我的命运绝没有一个人关心。’他们想要侮辱我……唉，我的天！他们哪里知道……我所以倒霉，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一点也不怪的缘故，除了像我现在跟您说话这样的冒昧以外，一点也不怪；但是这种冒昧是一文钱也不值的。这是一种最廉价、最低级的怪癖。”
“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那你为什么要到外国去？为什么不坐在家里，就近研究你周围的生活呢？这样你就可以认识生活的要求和未来，也可以弄清楚你自己的所谓使命了……可是，得了吧，”他又换一种声调继续说，仿佛在替自己辩护而胆怯起来，“那种还没有经任何圣贤写到书本里去的东西，叫我们到哪里去研究呢！我很乐意向它——向俄罗斯生活——学习，可是它这宝贝不开口。它说，你就这样理解我吧；可是我没有这能力：请您给我作一个结论，下一个判断吧……判断吗？他会说，这就是一个判断：你听听我们莫斯科人说话——不是像夜莺一样吗？可是糟就糟在这里：他们像库尔斯克的夜莺那么啭着，而不是像人那样说话……于是我再三考虑，我想：‘科学大概到处都是一样的，真理也是一样的。’我就打定主意动身到外国去，到异教徒那儿去了……有什么办法呢！青春和自负支配着我。您知道吗，我不希望自己到时候就发胖起来，虽然人家说胖是健康的。不过，如果造物不给你肉，你的身体就不会胖起来！”
他坐起身，交叉了两臂；他的睡帽的长长的影子从墙上折照到天花板上。
邻人又默不作声了。
“只是一个缺陷，没有太太们，”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继续说，“是单身汉的宴会，——不然，我们这班人就得意了。您瞧，您瞧，”他突然叫起来，“科泽尔斯基公爵来了——就是那个高个子的男人，留着胡子，戴黄手套的。一看就知道他是到过外国的……总是这么迟到。我告诉您，他是一个傻瓜，就像商人的一匹马一样；您要是看见过就好了，他对我们这班人讲起话来多么谦虚，我们那些如饥似渴的母亲们和女儿们恭维他时，他多么宽宏大量地微笑！……他有时也说几句俏皮话，虽然他只是顺便经过才住在这里的；他可真会说俏皮话！简直就像钝刀子割纤索。他讨厌我……让我去招呼他一下。”
他拉住我的手臂，我们走到了窗边。
在一次旅行中，富裕地主兼猎人亚历山大·米哈伊雷奇·格***邀请我去吃午饭。他的村庄离开我当时所住的小村约五俄里。我穿了燕尾服——我劝任何一个出门人即使去打猎时也非穿这种衣服不可——到亚历山大·米哈伊雷奇家去。午餐约定在六点钟；我五点钟来到，已经有许许多多穿制服、便服、和其他难以定名的各种服装的贵族先到了。主人殷勤地迎接我，但立刻又跑进餐室管理员的房间里去了。他正在等候一个显贵的官员，心情有些兴奋，——这兴奋对于他的独立的社会地位和富裕是完全不相称的。亚历山大·米哈伊雷奇一直没有结过婚，也不喜欢女人；到他家里来聚会的都是独身者。他生活阔绰，大规模地增筑并装修祖传的大厦，每年向莫斯科定购约一万五千卢布的酒，向来受到人们极大的尊敬。亚历山大·米哈伊雷奇很久以前就退职，并没有获得任何光荣头衔……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要强请这位显贵光临，并且在盛宴的这天从清早起就兴奋呢？这正如我所认识的一位司法稽查官所说的话，别人问他拿不拿甘愿送他的贿赂时他回答说：无可奉告。
“我从来就不想睡。”
“遗憾得很，我的确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
过了半个钟头。不管我怎样努力，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不必要的模糊的念头，形成了无穷尽的行列，顽强而单调地一个个移行，就像扬水机上的吊桶似的。
讲话的人极迅速地转过脸去，把头埋到枕头里。
“其实，”他略微沉默一会之后继续说，“我在青年时代有过多大的抱负啊！我在出国前以及回国后最初一段时期，曾多么自命不凡！在国外的时候我十分警惕，老是独来独往，我们这种人是应该这样做的，我们老是自己领会，领会，可是直到最后，竟连最基本的东西都不懂，都没领会！”
讲话的人双颊通红，眼睛黯淡无光。
“唔……赌什么？就赌这个：我相信您一定把我当做傻瓜。”
“您既然还不想睡，为什么要躺到床上去呢？”
“不，不是可怜它们；不过我喜欢一切事情都合乎逻辑。”
“我必须再度向您说明，我不熟悉您……”
“赌什么？”
Gefährlich ist's den Leu zu wecken，
他把头低了一会儿。
“不，请您听我说。第一，我讲的法语不比您差，讲的德语甚至还比您好；第二，我在外国住过三年，光是在柏林就住了八个月。我研究过黑格尔哲学，先生，我能够背诵歌德的作品；而且，我长时期恋爱过一位德国教授的女儿，回国后娶了一个患肺病的小姐，是个秃头，可是人品优秀。可见我和您是一样的人；我并不是您所想象的草原上的乡巴佬……我也拼命地反省，我一点也不鲁莽。”
“那好极了。您听听……隔壁房间里坎塔格留欣先生打鼾打得多难听！我是并不富裕的父母所生的，——我说父母，是因为根据传闻，我除了母亲以外还有一个父亲。我不记得他了；据说，他是个不大聪明的人，大鼻子，满脸雀斑，头发是火红色的，用一个鼻孔吸鼻烟；我母亲的卧室里挂着他的画像，穿着红色的制服，黑色的衣领碰着耳朵，相貌非常难看。我常常被带到他的画像旁边去挨鞭子，这时候我母亲总是指着画像说：‘要是你父亲在世，他还不止这样对付你呢。’您可以想象，这对我有多么大的鞭策。我没有兄弟，也没有姊妹；不，说实在的，我有过一个不中用的兄弟，后脑上生了英国病，不久就痛苦地死去了……真奇怪，英国病为什么要钻到库尔斯克省的施格雷县来？可是问题不在这里。母亲怀着草原女地主的坚强毅力从事我的教育：她从我出世的那个辉煌的日子开始就教育我，一直到我满十六岁。……您是不是在听我讲？”
“请您坦白说，”他突然斜看我一眼，继续说，“您一定觉得我是一个很古怪的人，就是所谓反常的人；或者，也许比这更坏：也许您以为我是假装怪人的吧？”
“请允许我把我的一个好朋友介绍给您，”卢皮欣抓住了这甜蜜的地主的手，突然用刺耳的声音说。“不要固执呀，基里拉·谢利凡内奇，”他又说，“不会吃掉您的。来，”他继续说，这时，狼狈的基里拉·谢利凡内奇笨拙地鞠着躬，仿佛他的肚子落下来了似的。“来，我来介绍：这是一位最好的贵族。他五十岁以前身体一直很健康，忽然想起要给自己治眼睛，因此就变成了独眼。从此以后他给自己的农民治病，也得到同样的成功……而他们呢，当然还是同样表示忠诚……”
“也许是的，天晓得，也许是的。可是我们这种人只剩下一件乐事，那就是夸张。于是，我就这样在莫斯科住了四年。先生，我没法形容给您听，这一段时光过得多么快，快得不得了；回想起来，竟使我感到悲哀和懊丧。往往早晨起来，就像乘了雪橇滑下山去一样……眼睛一眨，已经飞到了山脚下；转眼黄昏到了；于是一个睡眼矇眬的仆人给你穿上一件绷紧的常礼服——你穿好衣服，不慌不忙地去到朋友那儿，抽几筒烟，喝几杯淡茶，谈谈德国哲学、爱情、精神的永恒的源泉，以及其他海阔天空的话题。不过在那里我也碰到过有独创见解的出类拔萃的人：有的人无论怎样摧毁自己，压迫自己，可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本性；只有我这个不幸的人，像柔软的蜡那样捏塑自己，我可怜的本性一点也不表示反抗！那时候我二十一岁了。我接受了我的承继产，或者，更正确地说，接受了我的承继产中我的保护人认为可以留给我的那部分，我把全部世袭领地托付给一个已经赎了身的家仆瓦西里·库德里亚舍夫照管，便出国去，到了柏林。我在国外，我已经对您说过了，住了三年。可是怎么样呢？在那儿，在国外，我仍然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首先，不用说，我对于欧洲本身，对于欧洲的生活，丝毫也不了解；我不过是在德国教授和德国书的诞生地听德国教授讲课和读德国书罢了，所不同的就是这一点。我度着孤独的生活，像修道士一样；我和几个退伍的俄国陆军中尉厮混，他们像我一样为渴求知识而苦闷，不过理解力很迟钝，也不善于辞令；我又结交一些从平扎和其他农业省份里来的愚钝的人家；我常上咖啡馆，读读杂志，晚上去看看戏。我和当地人很少往来，跟他们谈话似乎很紧张，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来访问我，除了两三个纠缠不清的犹太籍骗子，他们时常跑到我这里来，向我借钱，以为der Russe容易受骗。最后，一个奇妙的机会偶然把我带到了我的一个教授家里；事情是这样的：我到他那里去登记听讲，但他忽然邀请我参加他家的晚会。这位教授有两个女儿，年纪都在二十七岁左右，身体矮矮壮壮的——天晓得——鼻子那么大，头发鬈曲，淡蓝色的眼睛，红润的手，淡白色的指甲。一个名叫林亨，另一个名叫明亨。以后我就常常到教授家去。我必须告诉您：这教授并不笨，可是好像受过打击，他在讲坛上讲话头头是道，但在家里舌头就大了，而且老是把眼镜戴在额上；此外，他还是个博学的人……于是怎么样呢？忽然我觉得我爱上了林亨，这种感觉整整持续了六个月。我跟她谈话的时候实在很少，老是对着她看；可是我把各种动人的作品朗诵给她听，偷偷地握她的手，到了晚上就和她一块儿幻想着，目不转睛地看着月亮，或者单看天空。此外，她煮咖啡煮得好极了！……这样看来，还等待什么呢？只是有一点使得我很窘：在所谓不可名状的幸福的瞬间，不知怎的，我的心窝里老是隐隐作痛，一阵苦闷、寒冷的颤抖掠过胸怀。我终于忍受不了这种幸福，就逃跑了。此后我又在国外过了整整两年：到过意大利，在罗马看过《基督变容》，也曾伫立在佛罗伦萨的维纳斯像前；我突然陷入了过度的兴奋，仿佛着了魔似的；晚上常常做诗，开始写起日记来；总之，那时候我的举止行动和大家一样。可是您瞧，要成为一个怪人是多么容易。譬如我对于绘画和雕塑是一窍不通的……这一点我照理可以公开地说……可是不，那怎么可以！还是得找个向导，跑去看看壁画。……”
“您好像可怜它们，”我说。
“唔，很好。到了我满十六岁的时候，我母亲立刻毫不踌躇地撵走了我的法语家庭教师——从涅仁的希腊区来的德国人菲利波维奇；她带我到莫斯科，在大学里报了名，就一命归天了，把我留给我的亲叔叔照看，叔叔是一个司法稽查官，名叫科尔通-巴布拉，是不仅施格雷县一地闻名的人物。我的亲叔叔，司法稽查官科尔通-巴布拉，照例把我的财产都侵吞了……可是问题也不在这里。我进大学的时候——应该为我母亲说句公道话——已经具有相当好的素养；可是我的缺乏独特性在那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我的童年时代跟其他青年的童年时代毫无差别：我也是那么愚蠢、萎靡地长大起来，好像裹在羽毛褥子里那样；也是很早就开始背诵诗篇，而且消沉起来，借口喜欢幻想……幻想什么呀？——哦，对了，幻想美……等等。我在大学里不走别的路：我立刻加入了小组。那时候和现在不同。……可是您也许不知道，什么叫做小组？记得席勒在一首诗里说：
“嘘……嘘……”他低声说，接着，仿佛是向坎塔格留欣说话的方向道歉和赔礼，恭敬地说：“知道了，知道了，对不起……”继而又低声说：“应该让他睡觉，他需要睡觉，他要恢复体力，那么，至少明天吃起东西来可以照样地满意。我们没有权利打扰他。况且我所要谈的，似乎都对您谈过了；您大概也想睡了。祝您晚安。”
“唔，您太夸张了，请允许我指出，”我打断了他的话。
“在伏尔泰的一出悲剧里，”他颓丧地继续说，“有一个贵族因为不幸到了极点而感到欢喜。在我的命运中虽然没有一点悲剧性的事件，但是老实说，我也体味过这一类心情。我领略到了冷酷的绝望中的尖酸的狂喜；我感受到整个早晨从容不迫地躺在自己床上诅咒自己的出生时日是多么甜蜜；我还不能一下子与世无争。而实际上，请您想想，贫穷把我困住在我所痛恨的乡村里；什么产业啦、职务啦、文学啦——都与我无缘；我避免和地主们来往，书读厌了；至于那些抖动着鬈发而热狂地絮聒着‘人生’这个字眼的、水肿、病态、神经质的小姐们，自从我停止了空谈和赞扬以来，她们对我一点也不感兴趣了；我不善于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离群索居……我就开始，您知道怎么着？我就开始到邻居们那里去闲逛。我好像醉心于自轻自贱似的，故意去招致各种琐碎的屈辱。餐桌上仆人斟酒送菜时漏掉我，人们冷淡、傲慢地对待我，终于完全不理会我；他们竟不让我加入共同的谈话，于是我往往就故意在屋角里向一个最愚蠢的发言人唯唯称是，这种人当我在莫斯科时是乐意吻我脚上的灰尘和大衣的边角的……我竟不愿意想起我正在委身于讽刺的痛苦的快感……算了吧，孤单一人还谈得上什么讽刺！瞧，我就是这样地一连过了好几年，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怪人，怪人！”他带着责备的口气摇摇头接着说……“人家把我称为怪人，……可是事实上，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在下我正常的人了。我大概生来就是模仿别人的……真的！我的生活也仿佛是模仿着我所读过的各种作家，我辛辛苦苦地生活着；我曾经求学，恋爱，最后还结了婚，好像不是出于我本人的意愿，好像是履行一种义务，或者上一门功课，——谁分得清呢！”
“我向您保证，他要说的并不是这个；他要说的是：Das ist ein‘小组’……in der Stadt Moskau！”
就是这个沃伊尼岑来招呼我了。我同他谈到莫斯科，谈到打猎。
“我认为有什么可怕的？”他叫起来，“是这样的：小组，是一切独创发展的毁灭；小组，是社交、女性、生活的丑恶的代用品；小组……唉，且慢；让我告诉你，什么叫做小组！小组，是懒散、疲沓的生活的共存并列，人们却给它蒙上合理事业的名义和外形；小组用议论代替谈话，使你习惯于毫无成果的空谈，使你不能独自做有益的工作，使你染上文学的疥疮，终于剥夺了你灵魂的清新和纯洁。小组，这是亲睦、友爱的幌子下的庸俗和无聊，这是以坦白和同情为借口的争论不休和自命不凡的凑合；在小组里，凭仗每个朋友的权利，无论何时何刻，都可以把自己的污秽的手指一直插进同伴的内心深处，无论谁的心灵上，都没有一处纯洁无瑕的地方；在小组里，人们都崇拜空口说漂亮话的人，自尊心很强的自作聪明的人，少年老成、爱戴庸碌无才而有‘隐晦’思想的诗人；在小组里，十七岁的年轻小伙子狡狯地、巧妙地谈论女人和爱情，可是在女人面前一声不吭，或者像对付书本一样跟她们谈话，——谈的都是些什么呀！在小组里盛行着巧言舌辩；在小组里互相监视不亚于警察官……啊，小组！你不是小组，你是一个魔法圈，在这圈子里毁灭了何止一个正派的人！”
我渐渐地觉得有些寂寞起来，忽然有一个名叫沃伊尼岑的人来招呼我了；这是一个没有毕业的青年大学生，住在亚历山大·米哈伊雷奇家里，算是一个……究竟算是什么，很难说。他打枪打得很好，又善于训练狗。我还是在莫斯科时就认识他。他属于这样的一种青年：这种青年往往在每一次考试时都“装木头人”，这就是说，对于教授的问话绝不回答一个字。为求音节的美丽，人们又称这些先生们为“生连腮胡子的人”。（您可以想见，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事情是这样的：例如叫到沃伊尼岑的名字。沃伊尼岑在这以前挺直身子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的长凳上，从头到脚直冒热汗，眼睛迟缓而茫茫然地向周围望着，这时他就站起身来，急忙扣好制服的钮扣，侧着身子挤到考试桌前。“请拿一张考题，”教授和悦地对他说。沃伊尼岑伸出手去，手指战战兢兢地碰到了那叠考题。“请不要挑选，”有一个外来参加监考而很容易激动的小老头——别系的教授——忽然憎恨起这不幸的“生连腮胡子的人”来，用颤抖的声音说。沃伊尼岑只得顺从自己的命运，拿了一张考题，出示一下号码，走过去在窗子边坐下，等候他前面的一个学生回答好自己的试题。沃伊尼岑坐在窗边，眼睛不离开考题，至多只是像刚才那样迟缓地向四周望望，身体却一动也不动。可是他前面的学生回答完了，教授们按照他的才能对他说“好，你去吧”，或者竟是“很好，好极了”。于是叫沃伊尼岑了。沃伊尼岑站起身，用坚决的脚步走近桌子前。“把你的考题念一遍，”教授对他说。沃伊尼岑双手把考题捧到鼻子边，慢慢地念了，慢慢地放下两只手。“现在请你回答吧，”那教授懒洋洋地说，同时把身体往后靠，两手交叉在胸前了。死一般的寂静支配了考场。“你怎么啦？”沃伊尼岑不开口。外来监考的小老头焦灼起来。“多少讲一点儿呀！”我的沃伊尼岑一声不响，仿佛已经麻痹了。他那剃光的后脑勺一动不动地突出着，在那里迎接全班同学的好奇的目光。外来监考的小老头的眼睛几乎跳了出来，他对沃伊尼岑恨极了。“这可奇怪了，”另一个监考人说，“你为什么像哑巴一样站着？是不是回答不出？那就照实说呀。”“请让我另外拿一张考题，”这不幸的人用低钝的声音说。教授们互相看看。“好，你拿吧，”主考人挥一挥手回答。沃伊尼岑重又拿一张考题，重又走到窗边，重又回到桌子前，重又像死人一样一声不响。外来监考的小老头恨不得把他活活地吞下去。结果他们把他赶走，打了个零分。你以为现在他至少会走出去了吧？没有这回事！他回到自己的坐位上，照样一动不动地坐着，直到考试结束，走出去的时候叫嚷着：“唉，受罪！真倒霉！”这一天就整日在莫斯科街上彷徨，有时抓着脑袋，痛骂自己无才，遭此不幸。书本他当然碰都不碰，第二天上午再反复同样的情况。
“好，费心了。”
“嗳，对啦，嗳，对啦，”他打断我的话，“我知道的。”
“好，费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