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地方的确比较好些，我对您说，”奥夫夏尼科夫回答，“我们生活比较安定，比较富裕，的确，……不过总还是现在好；到了您的孩子们的时代，一定更加好。”
大约两星期之后，雷戎从这个地主那里转到了另一个富裕的有教养的人那里，由于愉快温柔的性格而得到他的赏识，就和他的养女结了婚，而且就了职，变成了贵族，后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奥廖尔的地主洛贝扎尼耶夫——一个退伍的龙骑兵兼诗人，他自己也迁居到奥廖尔来了。
“请您老实告诉我，卢卡·彼得罗维奇，”在谈话中有一次我这样说，“在从前，在您那时代，是不是比较好些？”
“是的，”奥夫夏尼科夫叹一口气，继续说，“我出世做人以来，时光像水一样流过了不少，时势已经改变了。尤其是在贵族们中间，我看到了很大的变迁。领地少的人，或者去就职了，或者不住在原地方了；领地多的人，那就认不出他们了。这些大地主，在划分地界的时候我看见得多。我得告诉您：我看看他们，心里很高兴，他们都是和和气气、斯文一脉的。只是有一点我觉得很惊奇：他们都是博览群书的，说话头头是道，感动人心，可是对于实际问题都不懂得，连自己的利益都顾不到；他们自己的农奴管家可以任意捉弄他们，像弯马轭一样。您大概认识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科罗廖夫的，——这不是一个道地的贵族吗？这人风姿翩翩，家产富足，受过大学教育，似乎还到过外国，说话流利，态度谦恭，同我们大家都握手。您认识他吗？……那么您听我讲。上个礼拜我们为了经纪人尼基福尔·伊里奇的招请，到别廖佐夫卡去聚会。经纪人尼基福尔·伊里奇对我们说：‘诸位先生，必须划分地界了；我们这地段比所有其他的地段都落后，这是可耻的。我们着手工作吧。’于是就着手工作。照例经过商讨和争论；我们的代理人使起性子来。可是第一个吵闹起来的是奥夫钦尼科夫·波尔菲里……这个人为什么要吵闹呢？……他自己一寸土地也没有，是受他兄弟的委托来办这件事的。他嚷着：‘不行！你们骗不过我！不，我不是那样的人！拿地图来！把测量员给我叫来，把这出卖基督的家伙叫到这里来！’‘您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呢？’‘见鬼了！哼！你们以为我能马上把我的要求说出来吗？……不行，你们把地图拿来，就是这样！’他就用手在地图上敲打。他又大大地侮辱了马尔法·德米特列夫娜。她嚷着：‘你怎么敢侮辱我的名誉？’‘我么，’他说，‘把你的名誉给我的栗毛母马都不要。’好容易用马德拉酒使他安静下来。把他劝服了，别的人又吵起来。我亲爱的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科罗廖夫坐在屋角里，咬着手杖的头，只是摇头。我觉得难为情，忍不住了，真想跑出去。他对我们有什么想法呢？一看，我的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站起来，表示要说话的样子。经纪人着了慌，说：‘诸位先生，诸位先生，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要讲话了。’对贵族实在不能不赞誉：全体的人立刻肃静。于是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开始讲话，他说：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而集会；又说：划分地界，虽然无疑地是对领主有益的，可是实际上它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使农人减轻负担，使他们工作比较便利，对付得了劳役；像现在那样，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土地，往往驾了车到五俄里外去耕作，也不能追究他。后来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说：不关心农民的福利，是地主的罪恶；又说：归根结蒂，如果合理地判断起来，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好，我们也好；他们苦，我们也苦……又说：所以，为了一点小事而不妥协，是罪恶的，是没有计算的……他又说，又说，……说出那样的话！一句句打入人的心坎里……贵族们都低下了头；我实在差点流下眼泪来。老实说，古书里不曾有过这样的话……可是结果怎么样呢？他自己的四俄亩青苔沼地不肯让出，也不肯卖掉。他说：‘我要叫我手下的人把这块沼地弄干，在这上面开办一个改良的制呢厂。’他说：‘我已经选定这地点；关于这件事我有我自己的打算……’这是真实的才好，可是实际上只是因为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科罗廖夫的邻居安东·卡拉西科夫舍不得给科罗廖夫的管家一百卢布钞票的缘故。我们就这样没把事情办完就走散了。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到现在还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常常在谈论那制呢厂，可是并不动手去弄干那块沼地。”
“因为痛苦！唔，既然你有那样的热忱，就该帮助他，而不该自己跟这醉汉一块上酒店。他说话花言巧语，那有什么稀罕！”
“到过的，很久了，很久以前了。我现在七十三岁，到莫斯科是十六岁上。”
“这样看来，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是不欺侮任何人的，”我说。
“佩列霍多夫的确是自作自受……”
塔季扬娜·伊利尼奇娜低下头，微笑一下，脸红了。
米佳，一个身材高高、体态匀称、头发鬈曲的、年约二十八岁的小伙子，走进房里来，看见了我，在门边站定了。他的服装是德国式的，但是仅仅他肩上的大得不自然的皱襞，就显著地证明了裁剪这衣服的是俄罗斯裁缝，——不仅是一般的，还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裁缝呢。
“唉，您说说，”他转向我，继续说，“叫我怎样对付那些亲戚？拒绝他们是不可能的……上帝居然也赏给我一个侄儿。这小子很聪明，又伶俐，这是没话说的；学问很好，可是我对他不会有什么指望。他本来在官家当差，却把职务辞去，因为没提升他……难道他是贵族吗？即使是贵族，也不会马上升作将军的。现在他就闲着没事了……这倒还没有什么，哪晓得他竟当上了讼棍！替农民写状子，打呈报，教唆乡警们，揭发测量员，在酒店里进进出出，结交一班告病假回家的兵士、市侩和旅馆里打扫院子的人。不是就要遭殃了吗？区警察局长和县警察局长警告他已经不止一次了。幸亏他会胡调：逗得他们发笑，可是后来又给他们找麻烦……得了，他还坐在你那小屋里吗？”他转向他的妻子，补充说，“我很了解你：你是大慈大悲，袒护他的。”
“您听到过关于瓦西里·尼古拉伊奇·柳博兹沃诺夫的事吗？”
“啊，弗朗茨·伊万内奇！”奥夫夏尼科夫叫起来，“您好！近来可得意吗？”
“Monsieur！Monsieur！”那可怜的人叫起来。
亲爱的读者，请想象一个年约七十岁的、又胖又高的人，面貌有几分像克雷洛夫，低垂的眉毛底下有一双明亮而聪慧的眼睛，风采威严，语调从容，步态迟缓，这就是奥夫夏尼科夫。他穿一件宽大的长袖蓝大衣，钮扣一直扣到上面，脖子上围一条淡紫色的绸围巾，脚上穿着一双擦得很亮的有穗子的长统靴，大体上看来像一个富裕的商人。他的手漂亮、柔软而白净，他常常在谈话时用手摸弄自己的大衣钮扣。奥夫夏尼科夫的威严和镇定、机灵和懒散、正直和顽固，使我想起彼得大帝以前时代的俄罗斯贵族……他穿起古代的无领大袍来一定是很合适。这是旧时代最后的人物之中的一个。邻居们都非常尊敬他，认为同他交往是光荣的。同辈的独院小地主们都很崇拜他，远远看见他就脱下帽子，并且以他为骄傲。一般地说，在我们那里，直到现在，独院小地主很难区别于农人：他们的产业差不多比农人更坏，牛犊小得可怜，马仅能活命，挽具是绳索做的。奥夫夏尼科夫在这一般规律中是例外，虽然也算不得是富人。他和他的妻子两个人住在一所舒适整洁的小屋子里，用的仆人不多，让他们穿俄罗斯服装，称他们为雇工。他们也替他种田。他并不冒充贵族模样，不装作地主，他从来没有所谓“忘形失礼”，他在第一次被邀请时不立刻入席，有新来的客人进来，他一定站起身来，然而带着那样的威仪、那么庄重的殷勤，使得客人不知不觉地向他更低身地鞠躬。奥夫夏尼科夫守着古风，并不是由于迷信（他的心灵毫无拘束），而是由于习惯。例如，他不喜欢有弹簧座的马车，——因为他感觉不到它的舒适，——常常乘坐竞走马车，或者有皮垫的、漂亮的小马车，自己驾着良种的枣红色的跑马（他养的全是枣红色马）。马车夫是一个面颊红润的青年小伙子，头发剪成周圈垂发式，穿着蓝色的外衣，戴着低低的羊皮帽，腰里系着皮带，恭敬地坐在他旁边。奥夫夏尼科夫常常在午饭后睡一下，每星期六进澡堂，读的全是宗教书（读的时候煞有介事地在鼻子上架起一副圆形的银边眼镜），起身和就寝都很早。然而他的胡子是剃光的，头发剪成德国式样。他招待客人非常亲切诚恳，但不向他们深深地鞠躬，不忙着张罗，不把任何干果和腌渍物都拿出来待客。“太太！”他慢吞吞地说，并不站起身，只是略微把头转向她，“拿些好吃的东西来待客吧。”他认为出卖谷物是罪恶的，因为谷物是上帝的惠赐。在一八四○年普遍饥荒和物价飞腾的时候，他把全部贮藏分发给附近的地主和农民；下一年他们感激地给他送实物来还债。邻居们常常跑到奥夫夏尼科夫这里来请他裁判和调停，差不多总是服从他的判决，听从他的忠告。有许多人多亏了他，才终于划清了田地的界线……但是经过了两三次和女地主的冲突以后，他就声明：拒绝女性之间的一切调停。他不能容忍仓猝忙乱、惊慌着急以及女人们的闲话和“无谓纷扰”。有一次他家不知怎的失了火。一个雇工急急忙忙地跑到他房里，喊着：“起火了！起火了！”“唔，你喊什么？”奥夫夏尼科夫从容地说，“把我的帽子和手杖拿来……”他喜欢自己训练马。有一次，一匹劲头很足的比曲格马载了他飞奔下山，向峡谷里跑去。“喂，好了，好了，年轻的小马儿，你要摔死了啊，”奥夫夏尼科夫温和地对它说，一转眼，他就连同那辆竞走马车、坐在后面的男孩和那匹马，一同跌进峡谷里。幸而峡谷底上堆着沙。没有一个人受伤，只是那匹比曲格马的一条腿脱了骱。“唉，你瞧，”奥夫夏尼科夫从地上爬起来，继续用镇静的声音说，“我对你说过了啊。”他找的妻子同他很相配。塔季扬娜·伊利尼奇娜·奥夫夏尼科娃是一个身材高高的、庄重而沉默的女子，永远围着一条咖啡色绸围巾。她的态度冷淡，可是不但没有人抱怨她严厉，却反而有许多穷人称她为好妈妈和恩人。端正的容貌、乌黑的大眼睛、薄薄的嘴唇，现在还证明着她当年出众的美貌。奥夫夏尼科夫没有孩子。
“我还碰见费多西娅·米哈伊洛夫娜呢。”
“譬如，就再说关于您祖父的事吧。他真是一个有势力的人！他欺侮我们这班人。您大概知道——自己的田地怎么会不知道呢——从切普雷金到马利宁的那块耕地吧？……现在你们在这地上种着燕麦……要知道这块地是我们的，——完全是我们的。您的祖父把它从我们手里夺去；他骑着马出来，用手指着说：‘这是我的领地。’——就归他所有了。先父（愿他升入天堂！）是一个公正的人，也是一个火爆性子的人，他忍受不住了，——谁愿意失去自己的产业呢？——就向法院告了一状。可是他一个人告了，别的人都不出头，他们都害怕。就有人去告诉您祖父，说彼得·奥夫夏尼科夫在告您的状，说您抢了他的土地……您祖父马上派他的司猎包什带了一大帮人来到我们这里……他们抓住了我的父亲，把他带到你们的世袭领地上。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光着脚跟他跑。您知道怎样？……他们把他带到你们家的窗子下面，就用棍棒打他。您祖父站在阳台上看；您祖母坐在窗子下面，也在那里看。我的父亲喊着：‘老太太，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替我说个情，可怜可怜我吧！’可是她只是时时挺起身子，看了又看。后来他们要我父亲声明放弃这块地皮，而且命令他感谢放他活命的恩德。这样，土地就归你们了。您去问问您那些佃户，这块地叫什么？它叫做棒地，因为是靠棒打夺来的。因为这缘故，我们这些小人物对于旧时代的制度没有多大的留恋。”
“看见了许多达官贵人，全都看见的；他们生活阔绰，叫人又赞叹又惊奇。可是没有一个人赶得上已故的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奥尔洛夫-切斯缅斯基伯爵。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我是常见的；我的叔叔在他那里当管家。伯爵住在卡卢加门附近的沙波洛夫卡。这真是一个达官贵人！那样的风采，那样诚恳的礼貌，简直使人不能想象，无法描述。单说身材就很魁梧，精力充沛，双目有神！当你没有认识他，没有接近他的时候，你真觉得害怕，胆小；可是你一接近他，他就像太阳一样使你温暖，使你觉得非常愉快。他对每个人都亲自接见，对所有的事都爱好。他亲自参加赛马，和所有的人竞赛；他从来不马上赶上人，不得罪人，不拦阻人，只是到了最后才超过别人；而且那样地和蔼可亲：安慰对方，称赞他的马。他喂养着最上等的翻筋斗鸽子。常常走到院子里，坐在安乐椅上，吩咐把鸽子放起来；四周有仆人们拿着枪站在屋顶上防备鹞鹰。伯爵的脚边放着一只盛水的大银盆；他就在水里看鸽子。穷人和乞丐，有许许多多人靠他生活……他散了许多钱财！可是他动起怒来，那真像打雷一样，非常可怕，可是你不必害怕，过一会儿他就笑了。他一举行宴会，就几乎把全莫斯科的人都醉倒！……他又是极聪明的人！他曾经打败土耳其人。他又喜欢角力；大力士从图拉，从哈尔科夫，从坦波夫，从各处地方来到他这里。谁被他摔倒了，他就奖赏谁；可是如果有人摔倒了他，他就送给他很多礼物，还吻他的嘴唇……还有，我待在莫斯科的那会儿，他发动了一个俄罗斯从来不曾有过的猎犬竞赛会：他邀请全国所有打猎的人到自己家里，规定了日子，给了三个月的期限。人都集拢来了。带来了许多猎狗和猎手，——啊，浩浩荡荡，真像一支军队！起先大摆筵席，然后出发到城郊去。大家都跑拢来看，真是人山人海！……您猜怎么着？……您祖父的狗竟超过了所有的狗。”
然而，恐怕读者和我在独院小地主奥夫夏尼科夫家里已经坐得厌倦，那我就不再饶舌了。
米佳出去了。塔季扬娜·伊利尼奇娜跟着他出去。
“你这几天在哪里？”老头儿又说起话来。
“喜欢是喜欢的，……的确，——可不是现在：现在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是在青年时代……不过您要知道，因为我们身分的关系，也搞不好的。我们这班人跟在贵族们后面是不行的。的确，我们这个阶层中也有爱喝酒而没有能力的人常常去和大人先生们周旋，……可是这有什么乐趣呢！……不过是自取屈辱罢了。给他一匹蹩脚的、磕磕绊绊的马；常常把他的帽子摘下来丢在地上；拿起鞭子像打马一样轻轻地打在他身上；可是他始终装着笑脸，又逗别人笑。不，我告诉您：越是身分低的人，操守越是要谨严，不然，正是自取其辱。”
雷戎魂不附体地坐到椅子上，因为他有生以来没有碰过钢琴。
“来赔不是。”
“可是，慢来！”地主又说……“喂，你这麦歇，你懂音乐吗？”
“是不是用你的钱？是不是？唔，唔，好，我去说，我去对他说。可是我不知道，”老头儿带着不满意的神气继续说，“这个加尔片琴科，天晓得，是一个吝啬鬼：他收购期票，放钱生利，竞买田地……谁把他弄到我们这边来的？咳，我讨厌这些外乡人！这件事不会马上见分晓的；不过，看看再说吧。”
“我们在这里淹法国人呢，老爷。”
“有什么病！他长得那么胖，肥头大耳，年纪轻轻的……真是天晓得！”奥夫夏尼科夫深深地叹一口气。
我回答奥夫夏尼科夫说，这位柳博兹沃诺夫先生大概是有病的。
“是不是米洛维德卡？”我问。
“好，我总帮忙。可是你得留神点儿，给我留神点儿！好了，好了，不要辩解了……算了，算了！……只是以后要留心，不然的话，真的，米佳，你不得太平呢，——真的，你要完蛋。我不能老是替你担当……我自己也是没有权势的人。唔，现在你去吧。”
“这是怎么回事，卢卡·彼得罗维奇？我以为您是守旧的呢。”
“对啊，是米洛维德卡，米洛维德卡……伯爵就开始请求他，说：‘把你的狗卖给我吧，随你要什么代价。’‘不，伯爵，’他说，‘我不是商人，没用的破布也不卖，可是为了表示敬意，即使妻子也可以出让，就是米洛维德卡不能让……我宁愿自己当俘虏。’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就称赞他，说：‘说得好。’您祖父就用马车把这只狗载回去了；后来米洛维德卡死的时候，还奏着音乐把它埋葬在花园里，——把这狗埋葬了，而且在上面立一块有铭文的石碑。”
“没有，没听到过。”
“咦，伯伯，不是您自己对我说过……”
“他因为痛苦，才喝上酒的，”米佳放低了声音说。
“您倒说说看，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我真想不通。是他那些农民讲出来的，可是我不明白他们的话。您知道，他是一个青年人，不久以前从他母亲那里得到一笔遗产。他就来到了自己的世袭领地里。农民们都聚拢来看自己的主人。瓦西里·尼古拉伊奇出来见他们了。农人们一看，真奇怪！老爷穿着棉绒裤子，像一个马车夫，他的靴子上有镶边；衬衫是红的，上衣也是马车夫样子的；留着胡子，头上戴着一顶很奇怪的帽子，相貌也很奇特，——说他喝醉，可又并没喝醉，但是疯疯癫癫。‘你们都好，’他说，‘小伙子们！上帝帮助你们。’农民们向他鞠躬，——可是都不说话，您知道，他们都胆怯了。他自己也好像很胆怯。他就对他们讲话：‘我是俄罗斯人，’他说，‘你们也是俄罗斯人；我爱好一切俄罗斯的东西……我有俄罗斯的灵魂，我的血也是俄罗斯的……’忽然他发出命令：‘喂，孩儿们，大家唱一个俄罗斯民歌吧！’农民们两腿直哆嗦；完全呆住了。有一个胆大的人刚开始唱，立刻又蹲下身子，躲在别人后面了……叫人奇怪的是：我们那里也有这样的地主，都是些肆无忌惮的人，又是著名的游棍，真的；穿得像马车夫一样，自己跳舞，弹吉他，和仆人们一起唱歌，喝酒，和农民们大吃大喝；可是这位瓦西里·尼古拉伊奇却像一个闺房小姐：老是读书，或者写字，不然就朗诵赞美歌，——不跟任何人谈话，怕见生人，常常独自在花园里散步，仿佛是寂寞或者忧愁。以前的管家在最初的时候害怕得不得了：在瓦西里·尼古拉伊奇来到以前，跑遍了农家，向所有的人鞠躬，——显然是，猫心里明白它吃了谁家的肉！农民们觉得有了希望，他们想：‘哼，老兄！回头就要查办你了，你这宝贝；你就要遭殃了，你这个吝啬鬼！……’可是结果并不是这样——我该怎样对您说呢？连上帝也弄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瓦西里·尼古拉伊奇把他叫来，对他说话，可是他自己反而脸红了，而且您知道，呼吸也很迫促：‘你替我办事要办得公正，不可以压迫任何人，听见了吗？’可是从此以后就不再叫他到跟前来！他住在自己的领地里，好像一个陌生人。于是，那个管家就放心了，而农民们都不敢到瓦西里·尼古拉伊奇那里去，因为他们害怕。还有稀奇的事哩：这位老爷对他们鞠躬，和颜悦色地望着他们，他们却反而吓得要命。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先生，您倒说说看？……或许是我糊涂了，老了，还是怎么的，——真不明白。”
“在城里。”
“卢卡·彼得罗维奇，我还以为您要对我赞美旧时代呢。”
“你瞧这些劣种！没有一个人会讲俄语的！缪齐克，缪齐克，萨维·缪齐克·芙？萨维？嗳，你说呀！孔普雷内？萨维·缪齐克·芙？披雅诺，茹哀·萨维？”
“我不到这大肚子家里去。给你吃很贵的鱼，放的奶油却是腐臭的。不去睬他！”
“不，这个免了吧，”他急忙地说，“实在……也可以讲些给您听听，可是算了吧！（奥夫夏尼科夫挥一挥手）我们还是喝茶吧……等于农民，简直是农民；可是老实说，我们还会怎么样呢？”
“穷，穷，……他是一个醉汉，是一个狂妄的人——就是这样！”
他默不作声了。茶端出来了。塔季扬娜·伊利尼奇娜站起来，坐得靠近我们一些。在这天晚上，她有好几次悄悄地走出去，又悄悄地走回来。房间里肃静无声。奥夫夏尼科夫郑重其事地慢慢地喝茶，一杯又一杯。
“嘿，不要吹牛，你的脑袋免不了要遭殃呢，”老头儿说，“你这人完全发疯了！”
“你们在那儿干什么？”他问农人们。
“他这人是最好不过的……”
“茹哀吧，茹哀吧，”地主反复地说。
“事情往往是这样的：阎王好见，小鬼难当嘛。”
“就是买了米库里诺地方的地主加尔片琴科家的那个。费多西娅是米库里诺人。她出了代役租，在莫斯科当女裁缝，租金按时缴纳，每年一百八十二个半卢布……她做生意很能干：在莫斯科向她定货的人很多。可是现在加尔片琴科写信去把她叫了来，留住她，不给她活儿干。她准备赎身，向主人说过了，可是他不作出什么决定。伯伯，您和加尔片琴科认识，可不可以替她说一句话？……费多西娅愿意出重价赎身。”
“我当然知道。”
“那时候我们邻近还有一个人，叫做斯捷潘·尼克托波利翁奇·科莫夫。他用尽千方百计把我父亲折磨得要命。这人是一个酒徒，喜欢请客，等到他喝醉了酒，用法语说一声‘C'est bon’，然后舐一舐嘴唇，——那时候可就闹得凶了！他派人去请所有的邻居都到他家里来。他的马车都准备好了，停在那里；如果你不去，他马上亲自闯来……这真是一个怪人！他清醒的时候不说谎；可是一喝醉，就开始说：他在彼得堡的丰坦卡街上有三所房子：一所是红色的，有一个烟囱；另一所是黄色的，有两个烟囱；还有一所是蓝色的，没有烟囱；——他有三个儿子（其实他还没有结婚）：一个在步兵队里，另一个在骑兵队里，第三个待在家里……又说每所房子里住着他的一个儿子，大儿子家里常有海军将官们来访，二儿子家里常有将军们来访，小儿子家里常有英国人来访！这时候他站起来说：‘祝我的大儿子健康，他是最孝顺我的！’于是他哭起来。如果有人拒绝举杯祝贺，那就糟糕了。‘枪毙你！’他说，‘还不许埋葬！……’有时候他跳起来，叫着：‘跳舞吧，上帝的子民们，让自己开心开心，又可以安慰安慰我！’于是你只得跳舞，精疲力竭也只得跳。他把自己农奴的女孩子们折磨得厉害。她们常常通夜合唱，唱到天亮，嗓子最高的，就得到奖赏。可是如果她们疲倦了，他就双手托住头，悲叹起来：‘唉，我这无依无靠的孤儿！大家抛弃了我这可爱的人儿！’马夫们连忙去鼓励女孩子们。我父亲也给他喜欢上了，有什么办法呢？他几乎把我父亲赶进了棺材，险些儿被赶了进去，幸而他自己死了，是喝醉了从鸽子棚上跌下来摔死的……瞧，以前我的邻近会有这样的人！”
“现在你不拿，等到自己生活困难起来，就要拿了。不违背良心……嘿，你呀！你倒像是一直在庇护好人！……可是你忘记了鲍里卡·佩列霍多夫吗？……是谁为他张罗奔走？是谁包庇了他？啊？”
“这件事也是我对的，——再请您判断吧。舒托洛莫沃农民们的邻居别斯潘金耕种了他们的四俄亩地。他说：‘这地是我的。’舒托洛莫沃的农民在付代役租，他们的地主到国外去了——您想，有谁保护他们呢？可是那块地，毫无疑问，一向是地主租给他们的。于是他们到我这里来，说：给我们写一张诉状。我就写了。别斯潘金知道了就恐吓我，他说：‘我要拔出米佳这家伙的骨头，还要取他的脑袋……’等着瞧吧，看他怎样取法，我的脑袋到现在还是完好的呢。”
“我是另外一回事。我不是贵族，也不是地主。我的产业算得什么？……而我又不懂得别的生财之道。我但求做得正当，做得合法，这就谢天谢地了！年轻的先生们不喜欢旧式，我赞美他们……现在是动脑筋的时候了。只是有一点很糟糕：年轻的先生们很会自作聪明。对付农民好像玩弄木偶，翻来覆去一阵子，弄坏了，就丢开了。于是农民又处在农奴出身的管家或者德国籍的执事的掌握之中了。最好这班年轻的先生们中间有一个人出来作个榜样，指点一下：应该这样办理！……这结果会怎么样呢？……难道我就这样死去，看不见新局面了吗？怎么会有这种怪事？真是青黄不接！”
“Sauvez moi，sauvez moi，mon bon monsieur！”雷戎反复地说。
“譬如什么事呢？”
“喂，孩子们，”他对她们说，“我替你们找到一位教师了。你们老是缠着我说：教我们学音乐和法国话吧。瞧，我替你们请来了一个法国人，他还会弹钢琴……喂，麦歇，”他指着五年前向卖花露水的犹太人买来的一架破旧的钢琴，继续说，“把你的技术表演给我们看看：茹哀！”
“无论什么人都这样，可是你显然不是这样的，”老头儿低声说……“那么你在那边同舒托洛莫沃的农民们干些什么勾当呢？”
“一定是在那里打台球，喝茶消遣，弹吉他，在衙门里跑进跑出，躲在后房里写状子，跟商人的儿子们一起游荡，是这样吗？……你说！”
读者已经知道，我是在拉季洛夫家里同他相识的，大约过了两天，我就去访问他。恰好他在家。他正坐在一只皮制的大沙发椅上读《圣徒言行录》。一只灰猫坐在他肩上打鼾。他依照自己的惯例殷勤而庄重地招待我。我们就谈起话来。
“怎么您知道米洛维德卡，却不知道包什？……这是您祖父的司猎头儿和管猎狗的人。您祖父爱他不亚于爱米洛维德卡。他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您祖父无论吩咐他什么，他马上就办到，哪怕要他上刀山也行……他喊起猎狗来，森林里就发出一片啸声。可是他忽然闹起脾气来，跳下马，躺在地上……猎狗听不到他的声音——就完了！它们不再去跟踪新的足迹，无论有什么好东西都不去追赶了。嘿，您祖父就动怒了！‘不绞死这个坏小子，我就不活着了！把这出卖基督的家伙剥下皮来！把这杀人坯的脚跟拉起来穿进他的喉咙里去！’但是结果总是派人去问他需要什么，为什么不喊猎狗？包什在这种时候大都是要求喝酒，喝完了酒，站起来，又起劲地大声呼喊猎狗了。”
“他来干什么？”
“您在那里看见了些什么人？”
“在你看来都是好人。……怎么样，”奥夫夏尼科夫转向他的妻子，继续说，“送去给他了吗……喏，就是那儿，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奥夫夏尼科夫，而且不敢看他的脸。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奥夫夏尼科夫。他回头望望，向我坐得更近一些，继续低声说：
米佳显然不愿意在我面前表白和辩解。
“不，不要以后再说，要现在说，”老人继续说……“你呀，我知道的，你在这位地主先生面前怕难为情，那更好了，你快痛改前非吧。你说，你说呀，……说给我们听听。”
“Oui，monsieur，oui，oui，je suis musicien；je joue tous lesinstrumentspossibles！Oui，monsieur……Sauvezmoi，monsieur！”
奥夫夏尼科夫叹了一口气。
雷戎终于懂得了地主所要表达的意思，就肯定地点点头。
“您怎么知道？”
“那么包什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略微沉默一会之后，我问。
奥夫夏尼科夫皱起眉头。
“可是伯伯您想：他穷，还有家眷……”
亲爱的读者，请允许我把这位先生也介绍给您。
“看样子，您也是喜欢打猎的，卢卡·彼得罗维奇？”
“您到过莫斯科？”
塔季扬娜·伊利尼奇娜点点头。
马走动了。
“哪一个费多西娅？”
“以后再说吧，伯伯，”他喃喃地说。
“啊！”地主淡然地答应了一声，就转过脸去。
“嗯，正是这样，”奥夫夏尼科夫继续说……“唉，你是宠惯他的！好，叫他进来吧，——就这样啦，看在贵客面上，我饶恕这个蠢东西……好，叫他来吧，叫他来吧……”
“大概是这样吧，”米佳微笑着说……“啊呀！差点儿忘了：安东·帕尔费内奇·丰季科夫请您星期天到他家去吃饭呢。”
“喂，走过来，走过来，”老头儿说，“怕什么难为情？你要谢谢伯母，因为她替你说情了……嗳，先生，我来介绍一下，”他指着米佳继续说，“这是我的亲侄子，可是我怎么也管不好他。已经走上末路了！（我们两人互相鞠躬）你说，你在那边闯了什么祸？为什么他们告你，你说。”
“不，我觉得旧时代没有什么可以特别赞美的。喏，举一个例来说，您现在是地主，同您的已经故世的祖父一样是地主，可是您没有那样的威势了！当然您本来也不是那样的人。我们现在也受别的地主的压迫；可是这看来是不能避免的。也许，总有熬出头的日子。不，我在青年时代看得多的那种事，现在已经都看不到了。”
“我知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话了，”奥夫夏尼科夫打断了他的话，“的确，做人应该正直，而且有帮助亲友的义务。有时候应该连自身都不顾惜……可是你是不是常常照这样做的呢？不是有人把你邀到酒店里去吗？他们请你喝酒，向你鞠躬，说：‘德米特里·阿列克谢伊奇，先生，帮帮忙，我们一定酬谢你。’于是把一个银卢布或者一张五卢布钞票偷偷地塞给你，是不是？啊？有没有这种事？你说，有没有？”
“且不谈贵族，”我开始说，“关于独院小地主，您讲些什么给我听听呢，卢卡·彼得罗维奇？”
“一概采用新方法。农民都不喜欢，——可是不必去听他们的话。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办得很好。”
“给他喝茶吧，好太太，”奥夫夏尼科夫在她后面叫道……“这小伙子并不蠢，”他继续说，“心地也善良，只是我替他担心……可是，对不起，我们拿这些小事把您耽搁了很久。”
“啊，啊！”狼皮外套带着责备的口气说，“带了十二个民族到俄国来，烧掉了莫斯科，该死的家伙，偷去了伊凡大帝钟楼上的十字架，现在却叫着‘麦歇，麦歇！’这一下可要夹着尾巴了！这是报应……走吧，菲尔卡！”
“我并没有什么难为情，”米佳精神勃勃地说起话来，把头摇晃一下。“伯伯，请您自己判断。列舍季洛夫的独院地主们到我这里来说：‘老弟，帮帮忙。’‘怎么一回事？’‘是这样的：我们的粮仓办得很完善，实在不能再好了；忽然一个官员来到我们这里，说是被派来检查粮仓的。检查过之后说：“你们的粮仓办得很混乱，有严重的疏忽地方，必须报告长官。”“有什么疏忽的地方呢？”“这个我心里明白，”他说……我们就聚在一起作出了决定：要好好地送那官员一笔酬谢，可是老头儿普罗霍雷奇出来阻止，他说：这不过是使这班人更加贪心罢了。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我们就没有主持公道的法庭？……我们就听从了老头儿的话，可是那官员恼火了，就提出控诉，打了呈报。现在就要我们去出庭。’‘那么你们的粮仓的确是完善的吗？’我问。‘上帝看见的，很完善，而且有法定数量的谷物……’我说：‘那么你们不必害怕。’就替他们写了一张状子……现在还没有知道是谁胜诉……至于他们为了这件事到您这儿来告我，——那是很明显的：无论什么人，自己的衬衫总是贴自己的身。”
“米佳今天来过了，”塔季扬娜·伊利尼奇娜低声说。
雷戎被叫去坐在雪橇里了。他高兴得喘不过气来，哭着，哆嗦着，向地主、马车夫、农民们鞠躬道谢。他身上只穿一件有粉红色带子的绿色绒衣，天冷得厉害。地主默默地看看他那发青的冻僵了的肢体，就把这不幸的人裹在自己的皮外套里，载了他回家。仆人们跑拢来，急忙把这法国人弄暖和了，给他吃饱了，穿上了衣服。地主就带他去见自己的女儿们。
通穿堂的门开了。一个身材矮矮、头发斑白、穿丝绒大衣的人走了进来。
“这的确是我的错，”米佳低下头回答，“可是我不拿穷人的钱，不违背良心。”
“时势大变了！”我说。
“挪用了公款……开玩笑！”
塔季扬娜·伊利尼奇娜走到门边，叫了一声：“米佳！”
正是这个雷戎——或者像现在人们所称呼他的弗朗茨·伊万内奇——当我在座的时候走进奥夫夏尼科夫的房里来，他和奥夫夏尼科夫之间有友好的交情……
奥夫夏尼科夫摇摇头。
弗朗茨·伊万内奇·雷戎（Lejeune）是我的邻居，是奥廖尔的一个地主，他以不很平常的方法获得了俄罗斯贵族的荣誉称号。他生在奥尔良，父母都是法国人，他跟着拿破仑来侵略俄国，充当鼓手。起初一切都非常顺利，我们这位法国人就昂首阔步走进了莫斯科。但是在回去的路上，可怜的雷戎先生冻得半死，鼓也没有了，落到了斯摩棱斯克农民们的手里。斯摩棱斯克的农民们把他在一个空着的缩绒厂里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把他带到堤坝边的冰窟那里，就开始要求这位“de la grrrrande armée”鼓手赏个脸儿，这就是要他钻到冰底下去。雷戎先生不能同意他们的建议，操着法国口音，开始向斯摩棱斯克的农民们求情，要求放他回奥尔良去。“在那里，messieurs，”他说，“住着我的母亲，une tendre mère。”但是农民们大概不知道奥尔良城的地理位置，继续要求他向蜿蜒的格尼洛捷尔卡河顺流而下，去作水底旅行，而且已经在那里轻轻地推着他的后颈和脊骨，催他动身。忽然传来了一阵铃声，使雷戎快乐得不可言喻。堤坝上驶来一辆大雪橇，特别高耸的后座上盖着一条五彩的毯子，前面套着三匹黄褐色的维亚特种马。雪橇里坐着一位穿狼皮外套的、肥胖的、红光满面的地主。
“帮帮忙吧，伯伯。”
“谢谢，老爷，谢谢。请您带他去吧。”
这可怜的人绝望地敲打键盘，像敲鼓一样，胡乱地弹了一会……“当时我心里想，”后来他讲给别人听，“我的救命恩人一定会抓住我的衣领，把我赶出门外去。”可是这位被迫的即席演奏者竟大吃一惊，因为地主略停了一会，赞许地拍拍他的肩膀，“很好，很好，”他说，“我看出你是个内行；现在请去休息吧。”
“他在自己的领地里怎样安排呢？”
“嘿，你的运气好，”地主说……“小伙子们，放了他吧；给你们二十戈比买烧酒喝。”
“对啊，对啊，”奥夫夏尼科夫承认，“喏，所以说：在旧时代，贵族们的生活豪奢得多。至于那些达官贵人，更不必说了。这些人我在莫斯科见得多。听说那里现在也没有这种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