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烈的愤慨，遇到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的明朗而柔和的目光，也是抵挡不住的。
“啊，原来是她家的鸡！”地主得意扬扬地叫起来，“是马车夫叶尔米尔家的鸡！瞧，他打发他的纳塔尔卡来赶它们了……倒没有派帕拉莎来，”地主轻声地补说一句，意味深长地微笑一下。“喂，尤什卡，不要管鸡了，给我把纳塔尔卡抓来。”
尤什卡跑去了。
“您怎么知道？”瓦夏回答。
“您怎么啦，年轻人，您怎么啦？”他摇着头说，“您这样盯住我看，难道以为我是个坏人吗？惩罚他是出于爱护，您也知道的吧。”
教士开始辞谢。
“等一下，等一下，神父，”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说时没有放开我的手，“别走……我叫他们给你拿伏特加去了。”
“请问，”我开始说，“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迁移在那边峡谷后面大路上的那几户农家，是您的吗？”
“这么乱七八糟！”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反复地说，“真要命！”
过了一刻钟，我向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告别。我的车子经过村子的时候，我看见了管餐厅的瓦夏。他正咬着核桃，在街上走。我吩咐马车夫把马勒住，叫他过来。
可怜的年轻人就服从了。
这时候四周完全寂静了。只有风偶尔一阵阵吹来，最后一阵风在屋子附近停息下来的时候，从马厩那边发出一种均匀而频繁的敲打声，传到我们耳朵里。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刚刚把倒满茶的碟子端到嘴唇边，已经掀动鼻孔，想喝茶了，——大家都知道，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没有一个不是这样喝茶的，——但是他停止了，倾听一下，点点头，喝了一口茶，然后把碟子放到桌上，带着最仁慈的微笑，仿佛本能地配合着那敲打声喊着：“嚓嚓嚓！嚓嚓！嚓嚓！”
在一个夏天的傍晚七点钟光景，我坐马车来到他家里。他刚刚做完晚祷，一个样子非常羞怯、新从神学校出来的青年教士坐在客厅里靠门的一张椅子边上。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照例十分亲热地接待我；每一个客人来了都使他感到真心地欢喜，他的为人大体上是极善良的。教士站起身，拿了帽子。
“就是刚才伺候我们吃饭的。还长着一脸大胡子呢。”
“你家老爷告诉我的。”
“啊，好了，好了，去吧……真是个好人，”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目送着他，继续说，“我对他很满意；只是一点：还年轻。老是说教，连酒都不喝。嗳，您怎么样，我的老爹？……您怎么样，您好吧？我们到阳台上去吧，——瞧，多么可爱的黄昏。”
“那儿，按照我的命令，正在惩罚一个调皮捣蛋的家伙……那个管餐厅的瓦夏，您知道吗？”
“是我的……怎么？”
“哪一个瓦夏？”
宽厚的读者诸君，我已经有过把我邻近几位绅士介绍给你们的荣幸了；现在请让我顺便（在我们作家看来一切都是顺便的）再介绍两位地主和你们相识。我常常到他们那里去打猎，他们都是很可敬的、安分守己的人，受着好几县人们的普遍的尊敬。
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斯捷古诺夫一点也不像赫瓦伦斯基；他恐怕未见得在什么地方任过职，也从来没有被认为是美男子。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是一个矮胖的小老头，秃头，双重下巴，一双手很柔软，肚子相当大。他非常好客，而且性情诙谐，所谓自得其乐地度着日子；不论冬天和夏天，他都穿着一件条纹的棉睡衣。他只有一点和赫瓦伦斯基将军相同：他也是独身者。他有五百个农奴。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管理自己的领地相当注重外表；为了不作时代落伍者，大约十年前他就向莫斯科的布捷诺普公司买了一架脱粒机，把它锁闭在储藏室里，这就安心了。只有在晴明的夏日，他才吩咐套竞走马车，坐了到田野里去看看庄稼，采些矢车菊。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的生活完全是古风的。他的房子也是旧式建筑：在前室里，有很浓烈的克瓦斯、兽脂烛和皮革的气味；就在这儿右边，有一个餐具橱，里面放着烟斗和毛巾；餐厅里挂着家人的肖像，有苍蝇，有一大盆天竺葵和一架蹩脚钢琴；客厅里有三张长沙发、三张桌子、两面镜子和一架声音嘶哑的自鸣钟，钟面的珐琅已经发黑，两根青铜指针上雕着花纹；书房里有一张堆着文据纸张的桌子，一个贴着从上世纪各种作品上剪下来的图片的蓝色屏风，几个装着发霉的书籍、蛛网和黑灰尘的柜子，一把松软的安乐椅，一扇意大利式窗子，以及一扇钉死了的通往花园的门……总而言之，一切应有尽有。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有许多仆役，都穿旧式服装：高领子的蓝色长外套、灰暗色裤子和黄色短背心。他们称呼客人为“老爹”。经管他的产业的，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大胡子遮着整件皮袄的总管；料理家务的是一个包着褐色头巾、满脸皱纹的吝啬的老太婆。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的马厩里有三十匹各种各样的马；他出门时乘坐自制的一百五十普特重的四轮马车。他招待客人很殷勤，款待得很丰盛，这就是说，由于俄罗斯烹饪的令人心醉的特性，使得他们直到晚上除了玩朴烈费兰斯以外绝不可能做一点别的事情。他自己从来不做任何事情，连一本《圆梦书》也不看了。但是这样的地主在我们俄罗斯还多得很；也许有人要问，我由于什么原因，为了什么目的，要在这里讲起他呢？……好，让我把我有一次访问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的情况告诉你们，用以代替回答吧。
“好，神父，现在你可以去了。”
“他为什么要下命令惩罚你？”
“这是哪家的鸡？这是哪家的鸡？”他喊起来，“哪家的鸡在我们花园里走？……尤什卡！尤什卡！快去看看，哪家的鸡在花园里走？……这是哪家的鸡？我禁止过多少次了，说过多少次了！”
“喂，老弟，你今天受罚了吗？”我问他。
可是，现在让我们来谈另一个地主吧。
不幸的鸡，我现在还记得，两只花斑的和一只白色有冠毛的，依旧在苹果树底下悠然漫步，有时用几声拖长的咯咯声来表现自己的感情；突然，头上不戴帽子、手里拿着棍子的尤什卡和另外三个壮年的仆人，协力同心地向它们猛扑过来。这一下可热闹了：母鸡叫着，拍着翅膀跳着，大声地咯咯地叫着；仆人们跑来跑去，跌跌绊绊；主人在阳台上气急败坏地叫喊：“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这是哪家的鸡，这是哪家的鸡？”最后，一个仆人把那只有冠毛的鸡的胸脯按在地上，居然把它捉住了。正在这时候，一个蓬头垢脸、年约十一岁的小姑娘手里拿着一根长竿，从街上跳过花园的篱笆。
可是，气喘吁吁的尤什卡还没有跑到大惊失色的小姑娘身旁，不知女管家从哪里出现了，她抓住小姑娘的手，在她背上打了几下……
“这是怎么回事？”我惊奇地问。
我先给你们描写退伍陆军少将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赫瓦伦斯基。请想象一个高个子的人，曾经是体态匀称，现在皮肤略微松弛了些，但是绝不衰老，甚至不是老年人，而是壮年人，即所谓正当盛年。的确，他那曾经很端正而现在也还可爱的面貌略微有些变动，双颊松弛了，眼睛边放射出一条条密密的皱纹，有几个牙齿，像普希金所引证的萨迪的话，已经不在了；淡褐色的头发，至少现在所留下的那些，都已经变成了淡紫色，这全赖于从罗苗的马市上一个冒称亚美尼亚人的犹太人那里买来的药水的功效；可是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步履矫健，笑声响亮，使马刺发出叮当声，拈着髭须，而且自称为老骑兵。其实大家都知道：真的老人从来不自称为老人的。他平时穿常礼服，钮扣一直扣到上面，戴着结得很高的领带和浆过的硬领，穿着军装式的灰色花点裤子，帽子简直戴在前额上，后脑完全露出。他为人很善良，但有一些相当奇怪的见解和习惯。例如，对于并不富裕或者没有官衔的贵族，他决不能看做和自己平等的人。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总是把一边的面颊紧紧地撑在白色的硬领上，侧着头看他们，或者突然用明亮而呆滞的目光瞥他们一眼，默不作声，头发下的全部头皮都动起来；甚至说话时用的字眼也不一样，例如，他不说“谢谢你，帕维尔·瓦西里奇”，或者“请到这里来，米哈伊洛·伊万内奇”，而说作“谢你，帕尔·阿西里奇”，或者“这来，米哈尔·万内奇”。对于社会地位低的人们，他的态度更加奇怪：他压根儿不向他们看，在对他们说出自己的愿望或者发命令以前，带着担心而沉思的神态，一连几次反复地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把第一个字说得特别刺耳，而把其余的字说得很快，这使得他的话十分像雄鹌鹑的叫声。他是个忙忙碌碌的人，又十分吝啬，但并不是一个好当家：用一个退伍的骑兵司务长——一个非常愚蠢的小俄罗斯人——当管家。不过，讲到管理产业，我们这里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彼得堡的一个显宦：他从他的管家的报告中看到，他领地里的烤禾房常常遭火灾，因此损失许多粮食。他就发出一道极严格的命令：今后在火没有完全熄灭的时候，不准把禾捆放进烤禾房里去。这位显宦又曾经想把自己的全部田地都播种罂粟，这显然是出于一种极简单的打算：罂粟比黑麦贵，所以种罂粟更有利。他又命令他的女农奴都戴上根据彼得堡寄来的式样制成的头巾；果然，直到现在，他领地里的农妇们还都戴着这种头巾……不过是戴在帽子上面的……不过，我们还是回过来谈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吧。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十分爱好女色，他在自己县城里的林阴道上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马上就跟着她走，但是走起路来立刻就一瘸一拐了，这光景真好看。他喜欢玩纸牌，但是只同身分比他低的人玩；他们称呼他为“阁下大人”，他却任意叱骂他们。当他同省长或其他官吏玩纸牌的时候，他的态度就发生了可惊的变化：他微笑，点头，窥伺他们的眼色——浑身表出甜蜜的样子……即使赌输了，他也不悔恼。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很少看书，看书的时候，髭须和眉毛不断地抖动，仿佛把一阵波浪从脸的下部推向上部去似的。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脸上这种波浪式的动作，当他偶尔（自然是在客人面前）浏览《Journal des Débats》中各栏的时候，尤为显著。选举的时候，他担任极重要的角色，但是因为舍不得钱，辞谢了贵族长这个尊荣的称号。“诸位先生，”他常常对劝请他就任的贵族们说，声音中充满着体谅和自尊的语气，“我深深地感谢美意；但是我决心在孤独中度过我的余暇。”说过这些话之后，把头向左右摇晃几下，然后尊严地把下巴和面颊往领带上一靠。他年轻时候曾当过某要人的副官，他称呼这要人只用名字和父名；据说，他所担任的似乎不限于副官的职务，譬如说，他似乎曾经穿上全套仪仗服装，甚至扣上风纪扣，在澡堂里替他的上司擦背——传闻自然是不可尽信的。不过赫瓦伦斯基将军自己也不喜欢说起他的服务经历，这确是很奇怪的事。他似乎并没有参加过战争。赫瓦伦斯基将军独自住在一所小房子里；他一生没有经验过夫妇生活的幸福，因此直到现在还算是未婚者，甚至是优越的未婚者。然而他有一个女管家，这人年约三十五岁，黑眼睛，黑眉毛，长得丰满、娇嫩而有髭须。她平日穿浆硬的衣服，到了星期天就套上细纱袖。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在地主们招待省长和其他要人的大宴会上总很得意：在这里他可说是得其所哉了。这时候他倘不是坐在省长右边，总是坐在离开他不远的地方；在宴会开始的时候，他比较保持自尊感，身体向后仰，但不转动头，斜着眼睛俯视客人们圆圆的后脑和竖立的硬领；可是到宴会终了的时候，他就快活起来，开始向各方面微笑（对省长方面，他从宴会开始时就微笑的），有时竟提议，为了庆祝他所谓“地球的装饰”的女性而干杯。赫瓦伦斯基将军在一切庄严的和公开的典礼上、考场上、教堂仪式上、集会上和展览会上也很出风头；在祝福的时候他也是好手。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的仆役们在散场时，在渡口，以及在其他类似的场合下，既不骚扰，也不叫喊；却在拨开人群或者呼唤马车的时候，用悦耳的低沉的喉音说：“对不起，对不起，请让赫瓦伦斯基将军过去。”或者：“赫瓦伦斯基将军的马车……”赫瓦伦斯基的马车确是相当旧式的；仆役们的号衣相当破旧（自不必说，这是红镶边的灰色号衣）；那几匹马也相当年老，服务了一生一世。但是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不主张豪华，而且认为装阔气是不适合于自己的身分的。赫瓦伦斯基说话没有特殊的才能，不过或许是他没有机会表露他的口才，因为他不但对于争论，就是对于普通的辩驳，也不耐烦；他努力避免一切冗长的谈话，尤其是跟年轻人之间的谈话。这样做确实是有道理的；不然，对付起现在这班人来真糟糕：他们一不服从，就会对他失却尊敬。赫瓦伦斯基在地位高的人面前，大都是默不作声，但是对于地位低的、显然是他所轻蔑而仅乎交往而已的人，他说话简短而生硬，老是应用这样的语句：“可是，您说的是毫无价值的话。”或者：“归根结底，阁下，我不得不警告您。”或者：“可是，毕竟，您应该知道，您是在跟谁打交道。”诸如此类。邮政局长、常任议员和驿站长们，特别怕他。他家里不招待任何人，据说他是守财奴。虽然如此，他仍然是一个出色的地主。邻近的人们说他是“一个老军人，大公无私的人，守规矩的人，vieux grognard”。只有一个省检察官，当人们在他面前说起赫瓦伦斯基将军的出色而庄重的品质时，独自在那里冷笑，——但嫉妒使人什么都做得出！……
“况且，”他继续说，“那些农民都很坏，受过惩罚的。尤其是那边有两户人家；先父——祝他升入天堂——在世的时候，就不喜欢他们，很不喜欢他们。告诉您，我有这样的体会：如果父亲是贼，那么儿子也是贼；随您怎么说……唉，血统，血统，——这是很重要的事！坦白告诉您吧，我把那两户人家没轮到的人也送去当兵，就这样把他们往各处送走；可是不能根除，有什么办法？这些可恶的人繁殖起来很快。”
我们仍旧留在阳台上。黄昏的景色确实异常美好。
“老爷自己告诉您的？”
“对啦，嗳，对啦，”地主接着说，“啧啧啧！啧啧啧！……”他又大声地说：“把鸡扣留下来，阿夫多季娅。”然后眉飞色舞地对我说：“老爹，这次的追捕怎么样，嗳？我汗都出来了，您瞧。”
“走吧！”我对马车夫说。“这就是旧俄罗斯！”我在归途上这样想。
“您为什么这样做呢，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这真是罪过。分配给他们的屋子又脏又窄；四周看不见一棵树；连养鱼池都没有；只有一口井，而且是派不了用场的。难道您就不能另找一个地方吗？……听说您把他们以前的大麻田也夺去了？”
我们走到阳台上，坐下来开始谈天。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朝下面望望，突然激动得不得了。
教士开始鞠躬。
“笑话！你们这种人怎么会不喝酒呢！”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回答，“尤什卡！尤什卡！给神父拿伏特加来！”
“我不会喝酒，”教士忸怩不安地喃喃说，脸红到了耳根。
“喝吧，神父，别扭扭捏捏，这样不好，”地主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这是我应得的，老爹，是我应得的。我们这儿为了一点小事是不会受罚的；我们没有这种规矩——绝对没有。我们的老爷不是那样的人；我们的老爷……这样的老爷是全省里找不出的。”
有人给我们端来了茶。
“地界这样划分，你拿它有什么办法？”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回答我，“划分地界真伤脑筋（他指指他的后脑勺）。我从这划分地界看不出一点好处来。至于我夺去他们的大麻田呀，没有给他们那边挖一个养鱼池呀，——关于这些，老爹，我自有道理。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照老规矩行事。照我看，老爷总归是老爷，农民总归是农民……就是这么回事。”
于是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哈哈大笑起来。
尤什卡，一个年约八十岁的又高又瘦的老头儿，用一只肉色斑纹的深漆盘子端着一杯酒走进来。
对于这样明白有力的论据，自然是没有话可以回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