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他加入小小的德国工人党以来，争取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不过是希特勒完成的一项业绩而已。不到一年时间，他不但改变了党的性质，而且还将党员人数提高到近３０００。他把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他到处游说，使他本人和党均相当出名。他曾作为主讲人出席过约８０次群众集会，在卡普起义期间曾与埃卡特一同前往柏林，曾在国家社会主义者萨尔斯堡大会上讲过话。
希特勒答应让格里戈尔担任全国第一个区党部领导人，并将下巴伐利亚交给他，奥托对希特勒却全不以为然。他插嘴问道，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是什么？“问题不在于纲领”，希特勒说。唯一的问题是权力。奥托对此反驳说，权力不过是实现纲领的手段罢了。“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意见”，希特勒简略答道，“我们需要权力！”很明显，希特勒并不喜欢奥托，片刻后便指责他与赤色分子同流，反对卡普政权。
据奥托·斯特拉塞说，次日上午，一辆大轿车在他哥哥的药店前停了下来。车内出来两个男人。奥托认出了第一个，是所有民族主义者心目中的英雄鲁登道夫。在他身后不远处，有一个脸色苍白的青年，他留着一把又粗又短的胡子，身穿一套不合身的蓝外衣，“像营长的通讯员”。此人就是希特勒。“我们必须把所有民族主义的团体团结起来”，鲁登道夫将军宣称。政治训练嘛，由希特勒先生负责。鲁登道夫本人则接管这些民族主义组织的军权。他要格里戈尔本人及其突击队“服从我的指挥，并加入希特勒先生的党”。
接着，左右两翼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些观察家觉得，后者的论据比较充足，但世界革命的思想却又令人兴奋，无法抗拒。会上，２３７票赞成加入按列宁的条件组成的第三国际。投票反对的有１５６人，投票后，他们集体退场。未退场者，大多数变成了共产分子。
群众集会的成功并未使希特勒满足。他需要一个更宽阔的论坛——一份自己的报纸。原来那份《人民观察家报》由于诽谤言论太多，早已处于破产边缘。这份报纸正是他所需要的，而财政危机也正是他所期待已久的时机。１２月１７日清晨两点钟，希特勒突然闯到埃卡特的住处，激动万分地宣称，由于债务过多，必须将《人民观察家报》卖掉，但有落入外人之手的“危险”。有个分裂主义者企图将它买来作为宣传自己的纲领的论坛。党必须将它买过来。出价是便宜的——仅１８万马克。希特勒确信，埃卡特肯定能在有钱的朋友中凑足这笔款子。
希特勒拒绝向奥托·斯特拉塞透露党纲，其原因不在于他没有或难于启齿，而是因为他太顽固，不愿与曾反对过卡普的“卖国贼”讨论这一问题。还有，希特勒此行的目的是要争取格里戈尔和他的部队。在分别时，他感到，这两者最终肯定会加入他的阵线。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与他同属一种人：上过前线的下级军官，与他一样，也曾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很明显，他也是个有信念的人；是个炽烈的民族主义者，既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且认识到，犹太人是这两者的“脊骨和大脑”。
次日上午８时，德莱克斯勒出现在埃卡特的门前。对一个具有后者的生活习惯的人来说，这是个有苦也难言的时刻。“起初”，德莱克斯勒回忆说，“他发了一通脾气。后来，我们便一同外出。”至中午时分，他们已从冯·埃普将军处（埃普的“自由兵团”各部曾于１９１９年协助推翻了慕尼黑的苏维埃政权）募得６万马克，从其他捐款人中（包括一名反犹的医生在内）募得３万马克，德莱克斯勒本人承担了该报１０万多马克的债务。当日下午４时，购买《人民观察家报》之登记手续便办理妥当。到此时，希特勒及品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主要是靠了一个行为古怪的作家和一个工具制造者的帮助——已为下一步的跃进作好了准备。
奥托立即予以反驳。自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人，怎么能支持像卡普那样的反动分子？他解释说，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曾在柏林奋斗，就像希特勒曾在慕尼黑反对苏维埃统治一样。各自的道路似乎都是正确的；他才是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有个代表带着惊诧和觉醒离开了哈勒。此人名叫奥托·斯特拉塞。在听季诺维也夫演讲时，他越听越烦，越听越担心。他说，“听来像是新的救世论”，由莫斯科统治德国。斯特拉塞及其一个兄长格里戈尔曾长期抱有社会主义梦想，两人均准备毅然承受激烈的改革——但不是受外国左右的改革。他们所追求的是德国式的社会主义。这点，奥托觉得，只有在革命的“独立社会主义党”人中才能找到。
在哈勒大会后，奥托成了无党派人士。他心烦意乱，便决定前往兰舒特与其兄长磋商。格里戈尔组织了一支“自由兵团”式的私家军，拥有步兵、炮队和一个机枪连。格里戈尔承认，没有什么比俄国人更危险，但又没有哪个政党能成功地反对他们。“光说一点用也没有”，他说，“只有行动。”关于这个问题，马上有两个重要的客人前来讨论。
卡普起义，以及德国中部之共产政权之被消灭，使社会主义事业摇摇欲坠。埃伯特及其“社会主义多数派”，由于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利用“自由兵团”的部队去反对普尔区的工人，使他们与左翼“独立社会主义者”之间的鸿沟加深了。１９２０年秋初，叛逆者——内部又分裂为亲共和反共两派，两派齐鼓相当——在哈勒集会５天，目的在于决定“独立社会主义党”未来之发展方向以及该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大会的发言者，最鼓舞人心的是第三国际的总裁、来自莫斯科的格利戈里·季诺维也夫。苏维埃派他前来的目的，是要把人数几乎达９０万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推向极左。在长达数小时的发言中，他讲的“是有点结结巴巴的德语，其结果却提高了他的讲话效果”。他的演讲，博得亲共分子的热烈掌声。
讲坛上所取得的成功并未冲昏希特勒的头脑。其实，他常在自己室内踱来踱去，不断向他的警卫乌尔里希·格拉夫（原是个屠夫）抱怨自己无能，“不能出去，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诉人民，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告诉他们。能讲演就好了！能讲演就好了！”他常常这样高喊。由于对自己的讲演方法和群众大会的掌握方法均不满意，他便顽强地对这两者实行改进。为此，他参加过对手的群众集会，并发现对方的主讲人在演讲时，“其风格有如妙语连篇的报刊文章，又有如科学论文，没有激烈的言辞，还不时有些小笑话。”这种冗长的集会使他懂得了该忌讳的是什么。他把自己的讲演搞得既生动活泼又具有鼓动力。气氛也是实事求是而亲切，常有免费的啤酒、香肠之类供与会者享用；有时，若党的经费许可，还有手风琴演奏和民歌助兴。然后，心理上的火候一到，希特勒本人便在奏乐声中和舞动的卍字旗群中出场。通常，他开讲时总是心平气和。然后，如同一个演员一样，他善于觉察听众的感情，按听众的需要调整齐讲演方法与内容，使会议达到高潮，使听众几乎无法控制其热情。
鲁登道夫插话了。“民族主义反对派的政治不可能是共产主义政治”，他说，“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政治。”他当辎重兵监时，比诸工人、资本家的麻烦还多些。他这一席惊人话顿时使空气为之一新，会晤也就在友好中结束——但格里戈尔未作肯定的答复，他要思考一番。当晚，格里戈尔对弟弟说，他已下定决心与鲁登道夫和希特勒会师，即使他对希特勒的印象不深。“将军会恰到好处地使用他的”，他说，“在这方面，我信任鲁登道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