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库比席克回家度复活节。他写信回来说，他患了角膜炎，大概是因为在煤油灯下用功过度之故，他还说，回到维斯巴诺夫后，他也许要戴眼镜了。对阿道夫说来，复活节那个星期天，既乏味又孤单。那年（１９０８）的复活节是４月１９日，即他１９岁生日的前一天。在给库斯特尔的复信中，希特勒显得心情沉重，但又有幽默感：“听到你双眼要失明的消息，本人满腹哀愁，使弹错的音键会越来越多，你也会读错音符，最终变成瞎子，而我则变成聋子。呸！”
后景是“圣山”；前景是一块巨大的祭祀石板，四周长满了橡树；两名身强力壮的武士同执一头黑牛，将庞大的牛头按倒在石板的空处。笔直地站立在他们身后的是身穿黑袍的技师。他手执大刀，并将用此刀斩牛头。周围站着许多长着大胡子的人，他们手执长矛，依着盾牌，全神贯注地看着。
那时的维也纳，正是奥匈帝国全盛时代末期的首府，是个语言混杂、没有统一语言的城市；人口来自奥匈帝国的四面八方，是个光辉夺目的大都会；在那里，生活的乐趣与城市的没落并存。从传统上说，哈斯堡王朝是德国式的，但其城市却是独特的。维也纳不仅是财政金融的首府，也是时装和文化的首府。与德国不同，它是彼此不相协调的民族的熔炉。“由于多少世纪以来，斯拉夫人、马札儿人和意大利人都涌向这里”，有个同时代的记者评论道，“他们说，这个城市已没有一滴德国血液了。”城内有一波希米亚剧场，一家意大利歌剧院；有法国的歌星，也有波兰人的俱乐部；在某些咖啡馆里，你会读到捷克文、斯拉夫文、波兰文和匈牙利文的报纸——就是没有德文的。你可能“是个纯血统的德国人，但你的妻子可能是加里西亚人或波兰人，厨师是波希米亚人，保姆是伊士特里亚人或达尔马西亚人，男仆是塞尔维亚人，车夫是斯拉夫人，理发师是马札儿人，老师是法国人……不是的，维也纳不是德国城市。”
这件事是库比席克无意中提到另一件事后引起的。库比席克说，瓦格纳死后，在整理他的文件时，发现了他写的关于维兰和史密斯的音乐剧的提纲。
他和库比席克常常空着肚子走出斯通帕加斯那间房子，穿过居住着中产阶级的昏暗的街道，走向“辉煌的大楼和华丽的旅馆林立、门前还站着衣着炫眼的仆人的”市中心。阿道夫变得越来越叛逆，常常没完没了地诅咒由不劳而获的财富所表现出来的缺乏正义的社会。比饥饿更令他讨厌的是到处爬满臭虫的斯通帕加斯那间房子。库比席克回忆说，希特勒“对与身体疾病有关的东西尤其敏感。”
他们嘲笑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嘲笑阿诺尔德·施恩伯格的声学太现代化，嘲笑奥斯卡·科科契卡的色彩太鲜艳，对霍夫曼斯达尔和施尼茨勒的作品，他们也觉得该批评的东西太多。
次日中午，库比席克吃完午饭回来，发现希特勒坐在钢琴旁。“我要把维兰写成一部音乐剧。”他说。阿道夫计划将音乐剧写成后，用钢琴弹给库斯特尔听，让他把“写成的曲谱，作必要的修改，再写出总评。”数晚后，希特勒把前奏曲弹出来，焦急地等待着库斯特尔的意见。库比席克觉得，这是瓦格纳的二等货，但基本的主题是好的，并主动提出将它写成诗的格式。希特勒对他的朋友所作的修改不满，便日以继夜地继续谱曲，还设计场景和服装，甚至还用木炭将主人公画了出来。晚间阿道夫一边写歌词，一边注意库比席克，一发现他在作曲时打瞌睡，便把他弄醒，小声地——因为是在深夜——朗读他的手稿。然而，过了几星期，希特勒把歌剧一事束之高阁，这也许是因为有某些事情要他去处理，或者是因为创作的烈焰业已熄灭。对此未竟之事业，他初时很少谈到，后来便索性闭口不提了。
晚间，唯一的光源是一盏煤油灯。他常在桌旁坐至深夜，在摇曳不定的灯光下写东西。出于好奇，库比席克问他在干什么，希特勒便把书写潦草的几页纸递给他：
库比席克摸不着头脑。希特勒解释说这是话剧。他激动地将基督教传至巴伐利亚时的情景描述了一番——山里人不愿接受新的信仰，决心要杀掉传教士。这出话剧恐怕压根儿就没写完，而其它呢——例如写画家穆利洛品舞剧——有的只有构思，有的刚刚刚开始，情节也多数取自日耳曼人的神话或历史。阿道夫有时会写到黎明，把写好的稿子扔到库斯特尔的床上，或朗读一两页。演出这些戏需要花费巨金，因为它们的场景从天堂排到地狱。库斯特尔建议他写些简单点的东西——例如，写一部不矫饰的喜剧。这个形容词激怒了希特勒，于是，他便把心思转到一项更雄心勃勃的项目上去。
那些像阿道夫一样，离开了奥地利其它城市和乡村来到维也纳的人们，尽管，也许是因为，它有着令人不安的矛盾，竟也拜倒在它的魔力之下。维也纳是个魅力和平民窟混杂的城市；既具有铁一般的传统习惯，又有知识分子们激进的试验；既有思想自由，又有强烈的民族偏见。阿道夫虽然被吸进了闪闪发光的维也纳，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成功希望的破灭，“这个值得怀疑的、魔术般的民族熔炉”（他后来这样描述它）也开始使他反感了。
年轻的希特勒，时而如痴如醉，时而愤俗疾世，常常想方设法打探这座表面华丽的城市的罪恶。库比席克把希特勒看成是有社会良知的病态伤感者。据他说，希特勒自我教育的计划是极不稳定的。他会跑到梅德林区去“研究”工人的住宅；也会去林格大街和邻近地区考察，一去就是几小时。回到又脏又小的房内后，他便为首都重新设计。这个青年既是市政计划者，又是建筑师。他一边在门与大钢琴间的过道上来回踱步，一边又强迫库比席克听他没完没了地讲解“谨慎的计划”。有一回，他一连失踪３天。回来后，他宣布“住宅区应该铲除”，并连夜设计工人模范村。
他对维也纳的这种感情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维也纳既给人们提供取得最高成就的巨大潜力，同时又具有阻碍实现这些成就的最顽固的反抗力。在这种奇特理智环境下成长的杰出人物，一旦成名，也就在对维也纳爱恨交织的辩证的混合体中生活。”这段话是布鲁诺·华尔特在自己的自传中写到马勒时说的。在此后５年内，希特勒几乎每月都要看一次马勒的鼓舞人心的作品《崔斯坦》，这部作名由罗勒配上鲜明的彩色布景——橙色的、紫色的和灰色的。总而言之，在维也纳居住的都是些爱鸣不平者，他们有专门攻击杰出公民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