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都不知道英国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就波兰被入侵一事向苏联宣战。英政府之所以如此，系教派人士和“克莱夫顿小组”施加压力的结果。因为他们认为，真正的敌人系赤俄，不是德国。毕竟，希特勒向波兰所提之要求是合理的，只是方式可憎。与此同时，对希特勒的围攻已名存实亡。在一次乘火车前往法国边境的旅途中，包乘组人员对威廉·夏伊勒说，自战争开始以来，此处边界上未发一枪一弹。他亲眼看到，双方似乎都在遵守非官方的停火协定。“法国只要发一颗‘７５’炮弹，我们的火车就会完蛋，德军在铁路沿线拉大炮和给养，法军并未打扰他们。真是一场奇异的战争。”事实上，它真是怪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致当时海军大臣建议皇家空军去轰炸德国西南部的木材厂时，英国空军大臣金斯里·伍德爵士竟回答说：“啊，不能这样做，那是私人财产。下一次你会让我去炸鲁尔了。”
希特勒既高兴又宽心。比诸克里姆林宫里的同事，他更为入神。斯大林是他唯一想深刻地了解的世界领导人。他详尽地盘问了从莫斯科回来的使者，把有关他的盟友的最微小的细节都问得一清二楚。据克里斯达·施洛德的回忆，他不时打断对方的话，热情地高喊，“斯大林其人是个残忍的家伙，但你不能不承认，他又是个异乎寻常的人。”这几乎像是在谈论他自己。
会议开得热烈真诚，希特勒成了会议主宰。他讲得心平气和，故作姿态。他说，他此行的目的是“将局势解释清楚”，以便让意大利总理作出自己的决定。
例如，哈利法克斯告诉内阁说，“我非常怀疑，这份文件是否是真的。”总参谋部同意此说，显然，这份文件是预先安排好的。他们沉醉在自己的攻势中：一支远征军在挪威登陆。这个一举而成大功的想法，使新任海军大臣非常感兴趣。即使上次大战中他曾有过类似的痛苦经历，那时，他据理办事，直到内阁被争取过去，否决此举。
解决这个俄国问题的同时，也解决了另一个问题：那年３月，芬兰人被迫接受了苏联的苛刻和平条件，结束了他们之间短暂的流血战争。希特勒原为要支持这一不受欢迎的事业感到尴尬，现在，他如释重负，把注意力转向更加丰饶的竞技场。其中之一是意大利。不久前，他曾就墨索里尼之不受欢迎的建议作了回答，在这方面跨前了一步。他详尽地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对意大利进行狂热地吹捧，像一个女学生给她的最新迷恋对象写信一样，用了许多斜体字。
时间这个因素令希特勒异常关切。两天后，他便决定——“在战争史上最大胆，最重要的决定”——在入侵西方之前发动进攻。进攻将于３月１５日开始。
他们的报告或许已令戈林宽心——希特勒却不然。他估计作战计划已泄露给了敌人，便下令取消入侵计划。正确的是他，不是那帮“千里眼”。残留的纸片已足以使比利时人得悉入侵之事。这份情报被送往伦敦，在那里，人们半信半疑。
在征服波兰不久，两国便开始就贸易协定一事，展开谈判。德国派了个３７人的经济代表团出访莫斯科；苏联派了个更大的代表团回访柏林——苏联代表团带了个采购机器和军用物资的货单，价值１５亿马克。德国人目瞪口呆，因为苏联人所需的机械和军备，大都是他们战争生产所必须的。结果双方展开了一场凶狠而长时间的角逐，最后由斯大林本人将之推上高峰。他牢骚满腹地宣布，德国人若不让步，“条约便不签订。”
希特勒则在等待一连５天好天的到来——把笑话变成可怕的战争。他的空军司令也在进退维谷。戈林不得不给人以等得不耐烦的印象，但私下里却希望坏天气得以继续，因他怕空军尚未作好作战准备。他亲自出席每天一次的天气会议，缠着气象台长迪新不放，要他提供更多的情况。希特勒还胁迫迪新作更长时间的预报。他坚决拒绝。“我的元首”，他答道，“我会大胆地预报３天内的天气，但不会蛮干——报不了５天内的！”
自然，信会被如此长时间担搁，它肯定要由一位有名望的人士转交的。于是，到了次日，３月９日，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带了一大群随员，离开了柏林。他们中有顾问、秘书、理发师、医生、体操教员和按摩师。在首次会见时，墨索里尼对里宾特洛甫所提出的“意大利是否参战？”的问题作了谨慎的回答。他说，他有意“对冲突进行干预，打一场与德国的战争相平行的战争。”但是，时日要由他来选择。里宾特洛甫试图将他就范，却未成功，他只同意与希特勒见面。３月１８日，星期一，这两位独裁者冒着大风雪，在勃伦纳山口会面。
在这些动荡的日子里，希特勒的主要进攻武器是戈培尔——战争的爆发使他重新受宠。他的宣传的主要矛头是针对法国，目的在于离间它和英国的关系。戈培尔冒着雨雪，亲临”两壁”视察，以获得第一手资料，看看身在几百码外的马奇诺防线里的法国兵在干些什么。他的结论是，普通的法国兵精神不振，愁眉苦脸，普遍厌战，完全可作为他自身关切的事物和偏见的牺牲品。“戈培尔知道”，他的秘书维纳·瑙曼回忆说，“普通的法国小兵是需要一张床，一个女人，一间暖屋，一个自己的花园和安逸。”他担心的是犹太人、英国人，以及最重要的，是这场荒谬的战争。因此，宣传部长戈培尔便指示德军向真空地段那边的陆军高声友好地问候，并与法国士兵进行兄弟般的交谈。宣传队用大喇叭广播新闻和消息，以证明德国与法国实在不是敌人。晚间，德军向马奇诺防线里的法军播送缠绵的法国歌曲。在节目结束前，广播员大致会说：“晚安，亲爱的敌人，与你们一样，我们也不喜欢这场战争。谁该负责呢？不是你们，也不是我们。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互相射击呢？又一天结束了，我们大家又可睡一晚甜觉。”最后播送的一首录制好的催眠曲。白天，传单在法军头上满天飞——画中画的是，一个法国兵在前线发抖，而他的妻子却与一英国兵同枕共席。
这，希特勒是不能允许的。２月初，他指示里宾特洛甫致函斯大林，让他重新检讨对德国的立场。显然，斯大林（他的顽固的谈判已从德国人那里得到了某些让步）已醒悟到，他已将他的盟友逼得走投无路（两个月以前，他的宿敌托洛茨基曾说过：“在希特勒的败钟敲响以前，欧洲的许多许多人已被消灭。斯大林不想居身于其中，所以，他机警得很，不愿过早脱离希特勒。”）斯大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变策略，要求停止争吵。他同意德国在两年零三个月内交货，答应在一年半内，将原料交给德国。在所有障碍都被清除后，这份条约于３天后签字。德国代表团兴高采烈。“这份协定”，团长报告说，“意味着通向东方的大门已为我们敞开。”
让施密特觉得奇怪的是，墨索里尼利用仅有的几分钟发言时间，着重阐明了他欲参战的意图。他说，这不过是选择最好的时机的问题罢了。两人在永远信任，永远友好的气氛中分了手。但希特勒却指示施密特勿将会谈纪要的副本交给意大利人。“意大利方谁会看到这份文件，会告诉哪个盟国的外交官，这谁也不知道。”墨索里尼似乎觉得，他最近所作的参战誓言是错误的。在返回罗马的途中，他指着窗外纷飞的大雪说，让雪一直落到南方的埃特纳去才能把意大利民族变成武士的民族。希特勒主宰会谈一事虽然使他恼怒，但他确切知道，他的盟友不会在陆上发动攻势了。
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０日，等得不耐烦的元首希特勒，再次为入侵订下了时日：一周后，日出前１５分钟。那天没结束，命运又来干预。空军的一架轻型飞机在边境迷航，在比利时降落时坠毁。在那天升空的飞机中，这架最重要：机上有个未经准许的乘客赫尔穆特·莱茵伯格少校。少校身上有个公文包，里边塞满了空袭比利时的作战计划。莱茵伯格在焚毁文件时被比利时军虏获。但他通过德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向空军司令部报告说，他已把计划烧成“微不足道的碎片，顶多只有巴掌那么大。”在惊愕之余，戈林还焚烧了一叠同样厚的纸张作为试验。试验的结果还不能令他信服。于是，他夫人便建议他用“千里眼”——对一个用过“造雨者”的人来说，这个建议并非不寻常。雇来的一群“千里眼”们异口同声地说，文件未存下一片纸片。
希特勒也准备夺取挪威。在此之前，他从未考虑采取这样的行动——毕竟，这些北欧人，如同在１９１４年那样，会守中立的——直到他的盟友斯大林入侵芬兰，打乱了他的算盘。希特勒害怕，这可能会给盟国以借口，开进挪威，从北面包围德国。他批准对入侵挪威的可能性进行研究，但紧急度极低。后来，２月底，令人吃惊的报告送上来了：英国人在斯堪的纳维亚登陆迫在眉睫，这使希特勒成了入侵挪威的热烈的鼓吹者——他担心，英国若在挪威找到了落脚点，波罗的海便会被封死，他的潜艇便会全部被困。同样可怕的是经济威胁。德国使用的铁矿，半数以上来自挪威和瑞典；铁矿供应就此告终，他的战争经济便告吹。因此，希特勒便于１９４０年３月１日下令同时占领丹麦和挪威。这要有“和平占领的性质，目的在于用武力保护北欧各国的中立”，但是，任何抵抗均“会被可能的手段”击溃。
在法国的英军，对戈培尔的宣传漠不关心。事实上，战争已变成了蹩脚的笑话比赛。英国的百姓也与英军一样厌战，把战争称为“虚假的战争”。张伯伦宣读周报时，越来越多国会议员打盹。
戈林绝望了。他用１０万马克的巨金雇来一个造雨者，施维弗勒先生。戈林元帅是想要连续５天的好天气呢，还是要坏天气得以继续，这谁也不清楚。但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施维弗勒仅有的工具是一台不响的收音机。另方面，米尔契元帅却希望有好天，因为他同意元首的看法，即，时间在敌人的一边。尽管有不足之处，空军仍占有空中优势。但是，由于美国飞机源源不断运往英法两国，这个优势渐渐减弱。
在国内，戈培尔令德国人咬紧牙关，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因为敌人“已决心将德国一举永远消灭”，他们的生活已岌岌可危。１２月中旬，他下令禁止各报刊登和平言论。“根据这一指示，在圣诞节问题上，各报和各电台均应避免感情调子。”只有一天，１２月２４日，可以庆祝。为使前线和后方团结一致，１９３９年圣诞节广播的主题是：“士兵的圣诞——人民的圣诞”。
对法国老百姓的宣传却又不同了。德国人用许多秘密电台，劈头盖脑地向他们广播，说他们的政府如何腐败，犹太人如何赚钱，希特勒的陆军和空军如何强大得吓人，等等。有份传单效果特别好。那是德文版的《诺斯特拉达穆斯预言集》——它预言，法国必将被第三帝国征服。
与此同时，他还设法支撑与他的两个盟国正在恶化的关系，特别是与俄国的关系，因为它已进入了令人不安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