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在天堂侍人，不如在地狱统治。”
也许他是害怕婚姻会减弱他作为元首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在大多数德国人眼中，他是个耶稣式的人物。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他天性中的资产阶级的一面迫使他用婚姻的神圣去报答他的忠实的情妇。
（卢瑟福在密尔顿的《失乐园》中之语）
希姆莱的叛变，结束了希特勒的犹豫不决，也使他的一丝希望破灭。尽管他对格莱姆表示他仍有信心，但自己内心承认，温克也无济于事，为末日作准备的时刻已经来临。他把特劳德尔·容格叫来。她原以为他有话要口述；她发现，他那里有张桌子，装饰得很漂亮，好像过节似的：上边铺一条绣有Ａ·Ｈ（Ａ·Ｈ，阿道夫·希特勒之首字母——译注）两字母的台布，一套银质茶具，还有香槟酒杯。他是否想庆祝一下他与人们的永别？
他口述完后，两眼仍未离台面。一时间他竟无话可说；之后，他便开始口述私人遗嘱。“我觉得，在斗争年代里，我无法承担婚姻的责任。现在我决定，我在这个世界上承担的职务结束之前，娶……”特劳德尔暗吃一惊，抬起头来，终于明白了那张桌子何以要装饰得像过节似的。她想起了一小时前爱娃对格尔达·克里斯蒂安和她说的简短的一句话：“今晚我会哭的！我与你打赌！”但特劳德尔并未流泪。……“那位多年来与我真诚友好相处，现在又自愿来到这个几乎完全受包围的城市，与我共享命运的姑娘为妻。她自动要求，作为我的妻子，与我一起结束她的生命。在我为我的人民操劳服务中，我们被剥夺的东西，死亡会给我们补偿的。”他把自己的财产遗赠给了党，“党若不存在了，便给国家。”并指定他之最忠诚的党内同志马丁·鲍曼为遗嘱的执行人。他在遗嘱末尾说的话，可说是受瓦格纳的激励后说的，也可说是他年轻时编写的歌剧里说过的：“为躲避被推翻或投降的耻辱，我和我的妻子选择了死亡的道路。我们希望将我们的尸体立即焚化，地点就在这里，就在过去１２年中我为人民服务时本人完成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
客人一共有８个：鲍曼，戈培尔夫妇，格尔达·克里斯蒂安，首席副官布格道夫，克莱勃斯，阿图尔·阿尔斯曼（“希特勒青年团”首领）和厨子曼齐阿里小阻。他们在附近的人民冲锋队的一个单位里找来一位小官，由他充当司仪——非常合适，他的名也叫瓦格纳。爱娃穿着一条黑色的塔夫塔绸长袍；希特勒则穿一身军服。仪式很简短，只有两个不妥之处，还有一事令人有点儿狼狈。戒指太大了；是匆忙在盖世太保的金库里找来的。后来，与许多新娘那样，爱娃在结婚证书上签字时，写错了字。她开始时签的是“爱娃·勃……”，后来她急忙将“勃”字划掉，写上了爱娃·希特勒·勃劳恩氏。瓦格纳，就是那个小官，签了字后，戈培尔与鲍曼以证婚人身份也签了字。此事发生在４月２８日快到午夜时。（*由于结婚证上写的日期是４月２９日，人们便一般都认定婚礼是在４月２９日凌晨举行的。事实是，在匆忙中，瓦格纳在墨迹未干时便把两张文件叠在一起。约在半小时后，他发现原来的日期已被污点盖掉了，便想重新将日期填好。修改前，他看了看表，其时已是１２时３５分了。于是，他便把日期改成４月２９日。在原件上这个修改是很明显的——原件在艾森豪威尔图书馆，复印件里却没有。）
打完这三个文件时，已快凌晨４时了。此时，鲍曼，戈培尔和希特勒三人，俯身看她打字，其中一人把最后一页从打字机上撕下来。三人回到会议室后，希特勒便在正式的政治遗嘱上签了字。戈培尔、鲍曼、布格道夫和克莱勃斯也作为证人签了字。他将消灭犹太人的功劳归于自己，以此重申了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萦绕于心头的恐惧。他说，战争是他们发动的，而他也让他们为“他们的罪恶”付出了代价，“即使他使用的是较为人道的方式”。他并不为自己之所为而懊悔。相反，他为自己从未软弱下来而自豪。“最重要的是”，他在结尾说，“我已吩咐国家领导人及他们的手下，最大限度地维护种族法，毫不留情地反对国际犹太人这个各民族的共同毒素。”他为完成了灭绝犹太人这个使命而感到骄傲。他重申，他虽有众多的同谋，但若没有他，是不会有“最终解决”的。
他眨了眨眼。“可以开始了吧。”说完，他便领着她进了会议室。与通常一样，他站在放地图的台前——今天未放地图——目不转睛地盯着光滑的台面。“我的最后的政治遗嘱。”他说。她一边记录，手一边在发抖。这是正在形成的历史呀！她敢肯定，这定然是供词，是辩护词。在死亡的边缘上，谁还愿意撒谎？但是，她所记下的却是反唇讥讽之词，叱责之词。通常，他是要作许多改动的，还要把每句话都理顺。今晚呢，他几乎讲个不停，双眼还不离台面。他攻击说，不管是他还是德国任何一个人，都不想进行战争；战争“完全是那些犹太或为犹太利益效劳的国际政治家挑起来的”。
特劳德尔进了一间小屋，前去将这两份文件用打字机打出来。希特勒来到地图室，加入了前来参加婚礼的人群。他先前曾常常在朋友们面前提到，他不能“承担婚姻的责任”。
希特勒挽着他的新娘，走进书房参加婚宴。他开了一阵玩笑，还喝了些匈牙利产的托凯牌萄萄酒。他让人把只有一张唱片（《红玫瑰》）的留声机给取来，又到走廊上去接受工作人员的祝贺。消息传出去后，整个地堡内，人们三五成群地在庆贺。希特勒兴致勃勃，却又精神不集中，不时出去看看特劳德尔打文件的工作进展如何。她刚打完，戈培尔便闯了进来。他脸色惨白，神情紧张。他高喊道，元首命他离开柏林，以便在新政府里任要职，但是，他怎么能离开他的身边？他突然停住了口，忘记了滚下双颊的热泪。“许多决定元首都作得太迟了！为什么这一个决定，最后的决定，却又作得太早？”他叫她离开打字机，让她记下他的遗嘱，以便与元首的附在一起。“在我的一生中”，他口述道，“我断然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这还是首次。我的妻子和儿女，与我一起，拒绝这一命令。”他继续说，在希特勒的周围，有的是梦魇式的叛逆；但就在这叛逆中，至少有一人无条件地与他呆在一起，直至死亡。
他宣称，他将“满心欢喜”地死去，但他已令他的将领“继续参加全国进行的斗争。”令特劳德尔吃惊的是，他竟为新政府提出人选。他提名海军上将邓尼茨为他的接班人——既是帝国的总统，又是武装部队的统帅。由戈培尔出任总理，鲍曼任党务部长。特劳德尔不明白的是，如果一切都已失去，德国已被毁灭，国家社会主义也已死亡，这些新官有什么可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