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了这一成功，这些流亡国外的共产党人自己搞了个审判，于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４日在伦敦开庭，由包括英国的Ｄ·Ｎ·普里特和美国的阿瑟·加菲尔德在内的国际陪审委员会主审。听众席上的名人有乔治·肖伯纳——希特勒很崇拜他的作品，特别是《圣女贞德》。肖伯纳拒绝入陪审席，只以持异议者的身份出现：“要是犯人被用作棍子去打政府时”，他说，“他的命运早就定了。”经过私设法庭６天的审判后，早可料到的法庭结论公布了：“对国会大厦系国社党领导人或他们的代表纵火焚烧一说，存在着严重怀疑的根据。”
局外人却认为，那荷兰人不外乎是纳粹的工具，其纵火的目的是要制造消灭共产党的口实。许多历史学者，包括布洛克和希拉，也有同感；但他们的推测都是在弗里兹·托比阿斯的书出版前作的。托比阿斯的书写得很详尽，结论是，共产党和纳粹都与此次大火无关，纵火者只卢勃一人。不少历史学者，包括布拉切尔，对托比阿斯的书提出疑问。尽管如此，他所列举的事实，与汉斯·莫姆森所列举者相同。莫姆森的权威文章，是由当代史研究所发表的，而这个研究所是不大可能同意纳粹的解释的。再者，对卢勃的历史及审判记录所作的审查和研究表明，他的智力在一般人之上，他之纵火是一个喜欢单独行动的流浪汉的行为。
这是个作让步的季节——希特勒作出了另一个友好的姿态。这次是在３月１４日向美国人作的。外交部氏冯·牛赖特电告驻纽约的总领事，让他向多德大使——多德大使乘“曼哈顿号”即将抵达纽约——转达下列口信：
在欢呼希特勒的阵阵胜利声中，却也有刺耳的声音——国会纵火案审判之拖延。此案拖至秋季的第一天才开审，但至此时，德国共产党人已令世界大多数人相信，国会的大火是原告纵的。首先，他们在巴黎出版了一本旨在揭露希特勒恐怖的书，但书的内容却是以想像为基础的。“我们没有直接证据，找不到证人，只能暗中与德国通讯”，阿瑟·科斯勒后来供称，“事实上，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一无所知。”
汉夫施坦格尔说，他是在总理府进午餐时偶然听到这番话的。那年秋天，他再次努力，试图让希特勒走上一条西方更能接受的道路。他给美国大使的女儿、娇媚动人的玛尔塔·多德打了个电话，说：“希特勒应有个美国女人——一位可爱的女郎能改变欧洲的整个命运。玛尔塔，你就是这个女人！”（与众多元首的心腹一样，汉夫施坦格尔并不知道，希特勒已有一个情妇即爱娃·勃劳恩，但被弃置）。
这个口信远未达到其目的。它不仅措词刺耳，且时机不对。一周前，“美国犹太人协会”在马迪逊广场公园举行模拟审判，题为“文明对希特勒主义、希特勒政权之法律和行径之事迹展出”。由著名律师萨姆埃尔·西布里扮演“文明”的律师，证人包括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市长、阿尔·史密斯和雷蒙德·莫雷。人们众口一词地宣布，“文明”为胜方。
午餐后，希特勒提出了详细的建议。他要求得到他的邻居的机群总数的３０％，并同意，德国的飞机数量永不超过法国飞机数量的６０％。他欣然自动提出缩减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数量，使艾登好生惊奇。他还说，“他的常识和政治本能永不会让他批准在国内建立第二支军队。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莱比锡审判的判决虽受外国舆论的影响，但它也表明，法庭仍保留了一些独立性。戈林牢骚满腹，说法官的行为丢脸（“你简直可说，受审的是我们，而不是共产党”）。希特勒的回答却泄漏了天机：“我亲爱的戈林，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很快就会让那帮老傢伙讲我们的话的。反正，他们都该退休了，到那时，再把我们的人安插进去。不过，只要老头子还活着，我们就没有多少办法。”
多德大使对希特勒没有多少印象，但他的英国同行们却认真对付起希特勒来了。关于元首之重新武装的要求，他们愿意作出相当的让步，并急于达成某种协议。这由１９３４年初，英国掌玺大臣安东尼·艾登勋爵访问柏林时透露了出来。艾登对希特勒的印象是，他绝不仅是政治煽动家。“他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会晤的时间很长，随着会晤的进展，他表明，他完全掌握了会谈的主题。”关于国际保证，德国所要求的只是自我防卫的可能性。如果这种条约得以签订，希特勒答应保证解除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武装。次日，２月２１日希特勒作出了一个不平常的姿态，即前往英国大使馆进午餐。这似乎要着重表明他和解的意图。这是元首首次步入一外国使馆。他对饭菜和饮料兴趣不浓，但是，一当谈到个人在大战中的经历时，他便“大大的不拘泥了”。艾登说，退伍军人是最不希望再发生一场战争的。希特勒”欣然同意”这一说法。
“这个送上门来的机会”使玛尔塔·多德很是“兴奋”。她同意与元首会面，并“改变欧洲的历史”。在凯撒饭店的茶室里，希特勒吻了她的手，还狼狈地喃喃了几个字。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正与欧洲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面面相觑。“他好像很谦虚，中产阶级，相当不活泼，且很腼腆——但又有一种奇怪的温柔感和令人感兴趣的无可奈何感。”在晚餐时她描述了她对他的印象。父亲“对我之易受感动觉得非常好笑”，叫她勿冲洗被这位伟大人物吻过的手。
翌日，德国的审判在莱比锡开庭了。戈林亲自插手起诉，被４个被告共产党人驳得狼狈不堪。戈林大发雷霆，大声呵斥季米特洛夫（后成了保加利亚总理）：“你这个流氓！等我们出了法庭后再收拾你！”戈林有最后的发言权，但胜利却在共产党一边——全部被法庭无罪开释。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只他自己有罪的范·德·卢勃被判死刑，并被处决。
帝国总理请多德先生向罗斯福总统转达他的问候。他对总统为美国人民的利益所作的英勇努力表示祝贺。总统为消除经济危机进行了成功的斗争，全体德国人民正满怀兴趣和钦佩予以效尤。总理同意总统的见解，即责任感和纪律等诸美德，应是全民族的最高准绳。总统给每个公民提出的这个道德要求，正是德国哲学的精髓。我国的座右铭“公众利益在先，个人利益在后”正表明了这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