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德国受到两个重大打击：一是来自西线——鲁尔战区的德军全部投降；二是来自东线——朱可夫向柏林的全面进攻，在奥得河西岸突破了防线，打开了缺口，离元首的地堡只有４５英里。希特勒虽仍在大谈胜利，实际上却在为最坏情形作出打算。他将两项任务交给了一个来访的党的官员：一是将德国的黄金储备转移至图林根的一个盐矿里；二是将鲍曼交给他的加封包裹转移至安全处。这个包裹包的是希特勒作的口述材料，是他向德国和全世界立下的遗嘱。（*这个党的官员把这份文件藏在巴特加施泰因的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里。后来，这个官员因犯有战争罪被捕入狱。因怕遗嘱会加重他的罪，他便叫他的一个律师朋友将它毁灭。这个律师将它影印后才销毁。１９５９年，这份文件才公诸于世，因鲍曼被指定为这份遗嘱执行人，所以这份文件题目叫《阿道夫·希特勒之政治遗言，希特勒——鲍曼文件》。）
关于杜鲁门，戈培尔要报界客观地、含糊地发表评论；不说会惹怒新总统的话；要掩藏罗斯福之死带来的喜悦。但是，到了下午，这位宣传部长的兴奋便开始减弱了。当布赛将军来电询问罗斯福之死是否就是他日前暗示的情形时，戈培尔半心半意地回答说：“啊，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要看看。”前线发回来的报告表明，美国总统之更迭丝毫未影响敌人的军事行动。当日晚些时候，戈培尔向工作人员承认，“也许命运再次对我们太残酷并愚弄我们。也许我们是未孵化好的鸡。”
在私下里，这条口号的创作者已丧失了信心。戈培尔很凄凉，正在为结局作好准备：焚毁文件和私人的纪念品。在焚毁他的爱人丽达·巴阿洛娃的一幅大照片——有她的亲笔签名——时，他犹豫不决。“呀，多漂亮的女人啊！”他说。在久久地看过这幅照片后，他将它撕成碎片，扔进了火堆。
这种行动希特勒知道多少，希姆莱心中无数，所以他惶惶不可终日。过去数天来，人们不断敦促他采取重大的决策。
３月底，斯大林指责说，由于阿斯科纳会晤之故，德国人觉得将３个师从意大利调至东线也无妨。他进一步抱怨说，在雅尔塔达成的从东西南三方同时进攻希特勒的协议，盟国在意大利就未遵守。对此，罗斯福作了解释，但结果却惹出斯大林一封忿忿不平的电报，公开指责盟国玩弄欺骗的把戏。这便激怒了罗斯福总统。４月５日，他向斯大林发出了一封最咄咄逼人、最愤怒的电报：“坦率地说，对您之情报提供人，不管他们是谁，本人均不能不觉得愤恨，因为他们如此恶毒地曲解了我本人和我忠实的部下的行为。”斯大林匆匆复电说，他对罗斯福的正直和可靠从未怀疑过。但这是强硬的道歉；他补充说，阿斯科纳会议本应有苏联人参加的。他将自己的看法说成是“唯一正确的观点”。
盟国营垒中不和的详情，希特勒是不清楚的，只知道有这回事，且是他预见到的。它又抱着会奇迹出现的一线希望。当戈培尔将卡利勒对“七年战争”的年月的描写读给他听时，他听得津津有味：在普鲁士，由于眼看着要失败，腓特烈大帝闷闷不乐。他宣布，若在２月１５日前改变不了战局，他就服毒自杀。“勇敢的国王呀”，卡利勒写道，“再待呆一会儿吧，你受苦受难的日子即将过去。你的好运的太阳已经站在云彩的后头，很快就会升起，照临在你的身上。”２月１２日，沙皇之妻去世。形势急转直下，发生了令人不能置信的变化。
在格哈特的疗养院里，希姆莱也在准备祝寿。但，这远不是个喜庆之日。他满面愁容、精神紧张，不住地在摆弄戒指。与希特勒一样，他的身体也似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有相当理由的。他的办公室是人们出谋划策的老窝。他手下的人们，在他勉强支持下，有些正在瑞典秘密进行谈判；而党卫军的沃尔夫将军呢，尽管希姆莱已明确下令停止一切活动，却仍在瑞士与盟国谈判。
人人似乎都要他干点儿什么。凯斯坦和舒伦堡二人要他发动政变，推翻希特勒。当天早些时候，施维林·冯·克洛希特伯爵请他劝希特勒让教皇出面调停与盟国谈判，实现和平。希姆莱却只能说元首有不同的想法。“但他不愿透露他的想法是什么。”
在这个时刻超人该显身手了——当日晚些时候，希特勒便让一名超人指挥所有的喷气式战斗机。此人叫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早已是个传奇人物。他用“斯图卡”俯冲轰炸击沉了一艘战舰，炸毁５００辆红军的坦克。数月前，他在一次坠机事故中丧失了一条腿，但现在已能行走，可以继续进行更多的战斗了。戈林的参谋长对这一选择大为震惊，因为鲁德尔对喷气机一窍不通，但希特勒就是不听。“鲁德尔这人不错”，他说。空军里的所有人都不外乎是演员和小丑罢了。
里宾特洛甫可没有他那份热情！次日上午，４月１３日，他与希特勒一起外出短暂视察回来，情绪很坏。“元首已上了七重天了！”他对他的工作人员说。戈培尔那个流氓已令元首相信，罗斯福之死是扭转乾坤的转折点。“多么胡说八道，多么罪恶！罗斯福之死怎么能产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
鲁德尔被打发走时，已过了午夜。当他一拐一跳地走进客厅时，厅里已挤满了祝贺元首５６岁寿辰的人们。
令人不能置信的是，许多士兵都受到了希特勒的鼓舞，被他的话打动。连大多数公民都仍信任他，尽管西方仍在狂轰滥炸以及帝国的地盘在日见缩小。在普通德国人看来，元首不止是个人，他是个超自然现象。他们相信他是不可战胜的；许多人都相信这个广为流传的神话：墙上挂有他的画像的屋子是能经受任何炸弹的。７月２０日他之死里逃生，恰恰证明他是坚不可摧的；它比“希特勒就是胜利”之类的口号更能打起他们的精神，更能提高他们的希望。
伯爵大怒：“那末，不管用何种方法，你都得将元首搞掉。”
“听了这动人的故事后”，戈培尔后来对施维林·冯·克罗西格说，“元首眼中出现了泪花。”它也勾起了他对自己的星宿的兴趣，派人把希姆莱的研究部门里那两名占星学家找来。两人都预言，１９４１年前是胜利，然后是一系列失败，高峰是大灾难——时间是１９４５年４月中上旬。但是到４月下半月，将会出现暂时的胜利，接着是个间歇，８月取得和平。德国在１９４８年前将忍受困苦，１９４８年后将东山再起。
从一开始，盟国便把“日出战役”通知了斯大林；从一开始，他便强烈要求派一名代表积极参加谈判。盟国据理解释说，在这种情况下，沃尔夫是永远不会前来谈判的，但这却增加了斯大林的疑心。当他得悉在阿斯科纳会晤的消息时，他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指责盟国“瞒着在对德战争中首当其冲的苏联”，与德国私通，并将此事称为“不是一个误解，而是更糟的什么”。
鲁德尔本人对此也大加反对，原因是他自己还想驾机飞行。他开诚布公地拒绝这一工作，找了不少借口。他对希特勒说，俄国与盟国的会师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这将会把德国分成两个区域，用喷气机作战便成为不可能。你希特勒为何不与西方停战，以便在东方取得胜利？“说来容易”，希特勒带着困倦的微笑说。自１９４３年以来，他就曾试图取得和平，但盟国一直坚持要无条件投降。所以，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这场危机，以使我们的决定性的武器为我们带来胜利。”
希特勒给人的印象却恰恰相反。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并透露了一个拯救柏林的古怪战略：由向柏林退却的德军组成坚强的防卫核心，把俄国军队引来。这便能减轻其它部队的压力，使他们能从外围攻打布尔什维克。决战之役将在柏林赢得——他对一群半信半疑的听众说。为了鼓舞将士，他也将留在城内。有几个人劝他去贝希特斯加登，但他对此不予考虑。作为德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和德国人民的领袖，他有义务留在首都。他草拟了一份长达８页的通告——这是他最后给部队起草的文件——交给了戈培尔。连宣传部长都觉得它之激烈言辞太荒谬可笑。他用绿色铅笔着手修改，但改不下去，只好将它扔进废纸篓。过一会儿，他又将它拾起来，改了几句。１５日，戈培尔连最后的清稿都未过目便在前线散发。它说，东线的士兵若人人尽责，亚洲的最后攻击便会失败。因为命运已将罗斯福这个历史上最大的战犯铲除，战争肯定会有决定性的转机。
在大西洋彼岸，在佐治亚的温泉，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喃喃地说：“我头痛得。”说完他便失去了知觉。２小时２０分钟后，他便与世长辞。戈培尔一回到办公室便得悉了这个消息。“这就是转折点！”他喊了一声。接着，他便不相信地问：“这确是真的吗？”他给元首打电话时，１０多个人弯腰曲背地将他团团围住。“我的元首”，他说，“我祝贺你！罗斯福死了。星星上写着４月下半月是我们的转折点。”这是奇迹！他听了听希特勒说话，然后说，杜鲁门可能会比罗斯福温和些。现在，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戈培尔把电话挂了，眼中放射出光芒，即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好像战争就快完了似的。
这个冲突不外乎是更深刻的分裂的前奏罢了。数月来，卡尔·沃尔夫将军——原希姆莱的私人副官，现任党卫军驻意大利首脑——就一直通过美国战略情报处瑞士代表艾伦·杜勒斯的一名代理人，与美国人进行谈判。元首曾含混地答应让他去探讨此事，但是，沃尔夫却自作主张，建议让驻意大利的德军投降。接着，他便在瑞士的阿斯科纳秘密地会见了两名盟国的将军，讨论如何瞒着希特勒去将此事办完。
希姆莱已完全丧失了勇气，开始寻找藉口，但找的藉口又有气无力。他怎么能同时会见两人？这两个会见都不能延期吗？末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叫舒伦堡与马苏尔初步磋商。舒伦堡同意了。由于时间已过午夜，大家便用香槟酒向元首祝寿。
生性多疑的戈培尔是不会反对抓稻草的。这个历史先例给了他深刻的印象，所以，在４月１２日到奥得河附近的布赛将军的司令部视察时，他又讲了这个故事。有个军官刻薄地问：“嗯，这次沙皇之妻什么时候死？”“我不知道，但命运掌握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戈培尔答道。说完，他便趁慢慢黑下来的天色返回柏林去了。
尽管前线处处崩溃，希特勒仍竭力向人们灌输最后一分钟会出现奇迹的希望。他指出，他的敌人在雅尔塔为“勇敢的新欧洲”奠下的基础已经出现裂缝。这不是主观臆测。在草拟这个计划时“三巨头”是比较和谐的，但在执行时，他们已卷入纷争。为了建立波兰新政府，他们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已陷入僵局。一方面，莫洛托夫宣布，卢布林政府真正代表了波兰人民；另一方面，阿弗列尔·哈里曼和英国大使则争辩说，必须建立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政府，以便把逃亡的波兰人也包括进去。
“一切都完了！只要元首活着，要恰当地结束战争是不可能的！”希姆莱一听，吓得左看右看，使伯爵怀疑他是否“即时发了疯”。希姆莱歇斯底里大发作，反复说他连一件事也不答应做。为躲避，他逃往疗养院，不料却又碰到更多问题。凯斯坦刚在坦贝尔霍夫机场着陆，身边还带着一名“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代表。他名叫诺尔伯特·马苏尔，是在最后一分钟代替斯托茨的。这还不算。伯纳多特还在柏林等他，要他速回去再次见面。希姆莱的所有问题似乎全挤在一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