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的脸被烟灰弄黑了，裤子也被炸得破碎不堪。两人都满身是土和木屑。他们像梦游者似的打他跟前走过。这时，普卡梅尔才感到几乎无法呼吸，因为空气辛酸刺鼻，他跟着希特勒和凯特尔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去。一到外边，他一条腿的膝部支持不住了，倒在地上。他贪婪地吸着新鲜空气，瞥见希特勒和凯特尔朝最高统帅部的地堡走去，后边还有人跟着，但不知是谁。
７月１８日下午，“狼穴”命令施道芬堡两天内前来汇报。他要向希特勒汇报的内容是能向东线投进多少后备兵员。东线的中部战区，由于两翼新近连战皆败，已面临崩溃。１９日整天，施道芬堡都呆在本德勒大街，作好了最后的准备。下午，他主持了密谋者的最后一次会议。他们匆忙地安排好了次日的行动信号；大家一致议决，大部分信息都按预先安排好的次序口头传达。用电话或电传时必须使用暗号，而且只准在传达重要事情时使用，因为整个电话系统都被盖世太保窃听。
莫雷尔医生赶来，为元首检查了心脏，还给他打了一针。病人处在兴奋状态，不断重复说，“想一想，我什么事也没有。想一想！”他的脉搏正常，这使莫雷尔医生很是惊异。三个秘书闯了进来，亲眼看见元首还活着。看见他的头发竖了起来，像豪猪似的，特劳德尔·容格差点笑了出来。他用左手向她们打招呼。“嗯，我的女士们”，他微笑着说，“我再次安然无恙。这再次证明，是命运选择了我去完成我的任务。否则，我就活不成了。”他的话很多，把这次阴谋归咎于某个“懦夫”，毫无疑问的是哪个建筑工人。“我不相信有别的可能性”，他加重语气说，还把脸转向鲍曼，要他证实。与通常一样，鲍曼点了点头。
他的副官给本德勒大街去了个电话，找到了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他用暗语告诉他，暗杀已经成功。奥尔布里希特的答话很含混，这说明“女神”并未行动。施道芬堡夺过话筒，要他们立即行动，不必等他回来。他叫了一辆空军的车回柏林。
接着前来祝贺的是希姆莱。他也认为是建筑工人把炸弹筑在墙里。还是一个外行人把线索弄清了。侍从林格去了会议所在地的兵营，从主管电话室的下士那里得悉，施道芬堡曾在那里等柏林的紧急电话。后来，不知谁想起，施道芬堡上校把一个公事包放在桌下。他们忙给机场挂电话，证实了施道芬堡已于下午１时多一点匆忙飞返柏林。现在，希特勒再也不怀疑了，施道芬堡就是罪魁祸首。他下令将他逮捕。
“我是冯·施道芬堡上校伯爵”，他说。“我在南检查站给你打电话。上尉，你记得吧，今天早晨我们在一起吃早饭。因为有爆炸声，卫兵不让我通过。我有急事呀。”接着，他撒了个谎。“弗洛姆将军在机场等我。”他匆匆把电话挂了。“同意让我过去了，你听见了，军士长”但这位军士长未被吓倒，连忙打电话去对证。果然不错。施道芬堡松了一口气。
通讯的切断为柏林的密谋者提供了夺取首都的时间，但他们并未采取行动，原因是，本德勒大街已乱成一团。由于不知道希特勒是否已死，阴谋起事者不愿将“女神行动”付诸实施。“狼穴”传来的消息含混不清，他们不敢冒险再来一次７月１５日的虚惊。
他与菲尔基贝尔心照不宣，互道再见。接着他便与副官一起，钻进汽车走了。不一会儿司机（他不明白施道芬堡为何既不戴军帽又不系皮带）在第一个检查站前停住了车。卫兵听到爆炸声后，关上了门；这时，他拒绝为他们开门。施道芬堡一声不响，急忙走进哨所，向一位值班的中尉（他认识他）借用电话。他拨了号后，小声地说了几句，放下听筒，泰然自若地说：“中尉，我已获准通过。”哨兵未再提问题，路障挪开了。下午１２时４４分，施道芬堡一行便出了门。
１９４４年６月２０日。
在“狼穴”，晚上喝茶时，希特勒心神不定，神情紧张。施洛德小姐问他为何如此恐惧。“我希望不致发生什么事”，他简短地答道。在一阵难堪的沉默后，他说，“现在若发生什么麻烦事，那就会受不了。我不能生病，因为德国现时的处境很困难，没能人能接替我。”
９０秒钟后，里边响起了警报。施道芬堡再不能靠嘴巴把路障打开了。警卫营的一名军士长坚持不让任何车辆通过。施道芬堡再次使用了电话。这次，与他通话的是司令的副官。
他们离开被炸坏的会议室，步行下了小路，准备一边喝茶一边讨论。中间，希特勒走到铁丝网前，再次与工人们交谈。他告诉他们，他起初对他们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他的调查人员已发现了真正的罪魁祸首。到了茶室后，他的情绪突然变了。他坐立不安，心神不定——由于通讯已局部恢复——他与墨索里尼的会谈不时被将军们的电话打断，将军们想要知道，外边报道他已死亡的消息是否属实。希特勒的情绪一落千丈，沉默着，还疑心重重。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吸吮着颜色鲜艳的药丸，对戈林、凯特尔和里宾特洛甫３人间进行的舌战充耳不闻——３人在互相指责，都说是由于对方的错误才把德国引入绝境。当海军上将邓尼茨（刚从柏林北面的指挥部来）指责陆军叛变时，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又进入新的回合。当戈林随声附和、同意邓尼茨的意见时，邓尼茨却又把矛头一转，把一肚子怒气全发泄在空军身上，说他们表现恶劣。里宾特洛甫连忙插话表示赞同。戈林空军元帅绰起司令杖，好像要打他似的。“闭嘴！里宾特洛甫，你这个香槟酒贩子！”“我还是外交部长哪”，他反驳说。“我叫冯·里宾特洛甫！”
施道芬堡离开会议室后，便直奔设在４８号地堡内的通讯联络办公室。他与菲尔基贝尔将军站在外边，等待炸弹爆炸。
两人默默地视察着被炸毁的会议室。墨索里尼在椅子上就座后，希特勒坐在一个箱子上。希特勒以罗马废墟向导的熟练技巧，把爆炸情形原原本本地作了解释。墨索里尼听得好生惊讶，眼珠子骨碌碌直转。之后，希特勒又向他出示被炸破的裤子，相当轻松地说，让他不高兴的是，他的一条新内裤给弄坏了。墨索里尼苦笑了一下。接着，希特勒便让他看后脑勺——那里的头发给烧焦了。
车子在林子里行驶了半小时后，３个密谋者便过了最高统帅部的第一道门。他们继续行驶，穿过了长约２英里的地雷带和碉堡群，来到了第二道门。进门后，他们便到了一个四周有电网围绕的大院。又过了１英里他们才到军官检查站。
“元首活着。将一切堵死！”这位参谋长对这惊人的消息心领神会，因为他也是个密谋者。几分钟后，统帅部和陆军司令部的主要变电室都关闭了。
时至下午３时５０分，奥尔布里希特才开始行动，要陆军柏林军区司令科茨弗莱契将军立刻向警卫营各单位、施潘道卫戍区，以及两所陆军武器训练学校发出戒备令，要他们作好一切准备。并未参与这一计划的科茨弗莱契依命行事。
施道芬堡再次努力，试图让弗洛姆相信希特勒真的已死。“那屋里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的”，他争辩着。但弗洛姆却无动于衷。“冯·施道芬堡伯爵”，他说，“这次行动失败了，你必须立即开枪自杀。”施道芬堡断然拒绝。奥尔布里希特也请求弗洛姆立刻采取行动，否则，德国便永远被毁灭了。弗洛姆把矛头转向了他。“奥尔布里希特，这是否意味着，你也参与了政变？”“是的，将军。不过，我只是外围边上的人物。”
他们尽量随便地交谈着。一名可令部的通讯官员前来报告说，施道芬堡的车子已准备好了；然后又提醒他，司令官等他吃午饭。施道芬堡说，这他知道，不过他得先回会议室去。就在这时，爆炸声响了。
“出了什么事？”菲尔基灵尔喊了一声。通讯官不在意地解释说，大概是某种动物又踩响了一颗地雷。施道芬堡出尔反尔了：他说，他不回会议室去了，要直奔司令家去吃午饭。
在本德勒大街，施道芬堡正在使出全身的解数，力图将弗洛姆将军再次争取过来。他向他保证，希特勒确实死了。但弗洛姆却一再重复凯特尔的话。“与通常一样，凯特尔陆军元帅又在撒谎”，施道芬堡说。紧接着，他自己撒了个谎：“我亲眼看见人们将死了的希特勒抬出去的。”
由于一连串奇特的偶然事件，这道命令未发往柏林。爆炸发生后不久，希特勒的一名副官命令统帅部通讯官山德尔上校把电话、电传线切断。任务完成后，他把此事向通讯联络主任菲尔基贝尔作了汇报。作为一个密谋者、担负孤立统帅部的任务的菲尔基贝尔庄严地说，采取这个行动完全正确。但是，片刻后，在得悉希特勒未死时，他往自己的办公室挂了个电话。“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对他的参谋长说。
这个公事包由施道芬堡的副官提着，他自己提的却是一箱公文。他满不在乎地走进饭厅，与营房指挥官的副官共进了一顿舒适的早餐。外表上他泰然自若，举止也很随便。随后，他便找到了最高统帅部的联络通讯主任菲尔基贝尔将军。
１２时４２分整，震耳欲聋的响声把他的声音全淹没了。火焰猛然上窜；玻璃碎片、木头和灰泥如雨点般打下来。室内浓烟滚滚。在爆炸前的片刻，普卡梅尔觉得肌肉奇怪地痉挛了一下。倒下去时，他看见了窗台下的暖气片，便想：“我的上帝，暖气爆炸了！”但他马上醒悟到，不对，现在是夏天，也许这是在工地上做工的外国劳工搞的鬼。他虽然头昏目眩，却也觉得，最好还是呆在地板上。接着，他听见有人喊了一声：“火！”，他于是便向门口冲去。门板已平躺在地板上，他便跃身跳了过去。他突然问自己：其他人在哪儿呀？想着，便折身回去寻找元首。就在这时，希特勒与凯特尔一起出来了。
为加速事态发展，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亲口向另一名密谋者、柏林的城防司令冯·哈斯将军发出戒备令。下午４时１０分，他的部队已准备好开拔。柏林城外的部队亦然。在本德勒大街，哨兵们已作了戒备。奥尔布里希特向警卫营营长作了口头指示：若有党卫军强行进入，便以武力对待。不到几分钟，过境车辆被令停驶，所有外出通道均被堵塞。
“根据这点”，奥尔布里希特插话说，“我们已向各军区司令发出了内部发动兵变的暗号。”弗洛姆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的身体如此笨重，此举确实令人吃惊。他一边插桌子一边高喊（像在操场上训话时那样）：“这分明不服从上级。你说‘我们’这是什么意思？”他下令取消“女神”的警备令。
身材高大的弗洛姆，低头对奥尔布里希特怒目而视。“那末，我正式将你们三人逮捕。”奥尔布里希特面无惧色，同样怒目而视。“你无权逮捕我们。你不明白谁在掌权。是我们要逮捕你！”两位将军从唇枪舌剑发展成拳脚交加。施道芬堡前去解围，脸上挨了一拳。弗洛姆这个庞然大物，只是在手枪的威逼下才被制服。他被捕了，被关在隔离房间。下午５时许，大楼的各大小进出口，以及楼后被炸的地段，都安了岗哨。持有由施道芬堡签署的橙色通行证者，方得进楼，没有类似的通行证或有签字的命令，谁也不准离开大楼一步。
午餐前，希特勒拒绝休息，坚持独自外出作长距离散步，与开始时受到怀疑的建筑工人们交谈。他的党卫军副官远远地看着他，心里猜想，他是有意让人们知道他还活着，他已不再认为工人们与此事有牵连。午餐时，施洛德小姐惊奇地发现，他的面容变得年轻了，即使在简朴的餐室内无罩电灯的照射下，他也显得很镇静。不等人们催他开口，他便把发生的事情详细地告诉他们。我的运气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说着他便向众人解释，那张桌子的支架如何保护了他。他自豪地把被炸得七零八落的裤子拿给众人看。如果爆炸发生在地堡里的大会议室内而不是在用木头建成的兵营里，那末，他相信，所有人都会被炸死。“怪事！好长时间来我都有一种预感，觉得会有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
墨索里尼被吓坏了。最高统帅部里怎能发生这种事情？希特勒兴奋起来。他再次告诉总理，参加会议的人，有许多受了重伤，还有一人被炸到窗外去了。“你看看我的军服！看看我的烧伤！”他还谈到，在几次针对他的暗杀行动中他是如何死里逃生的。“今天在这里发生的算是高潮！”他喊道。最后一次的死里逃生，毫无疑问，是一个信号，表明他为之服务的伟大事业定能渡过目前的险关。在他的热情的感染下，墨索里尼也开朗了。“我们的处境很糟”，他说，“甚至可以说是绝境，但是，今天发生在这里的事情却给了我新的勇气。”
天下起了小雨，雨点不停地打在玻璃窗上。不知是谁提到罗姆叛乱一事；只是在这时希特勒才活了过来。他探身向前，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他是命运之子。他勃然生怒，跳了起来。“在自己人的怀抱里叛卖的人罪该万死！他们会被碎尸万段的！”他声音中带着威胁，很是刺耳。“将他们灭绝，不错，灭绝他们！”他的怒气生得快，消得也快。复仇的幻影一消失，他便突然变得空虚了。他双眼失去了活力，脸色惨白。
午餐后，他乘车前往“狼穴”附近的小车站月台。天空乌云密布；稀稀拉拉的几个雨点，解除不了下午的闷热。他把帽沿拉得低低的，挡住了脸，还披着一件黑色的斗篷，在月台上走来走去，直至墨索里尼的火车进站。他的客人似乎成了自身变的鬼；他重建了一个新的法西斯政权，但在这一过程中，在希特勒的逼迫下，处决了不少“叛国者”，包括他的女婿齐亚诺在内。元首脑中想的只有当天发生的事件。“总理”，他一边伸出左手，一边激动地说，“几小时前，我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好运！”他坚持立刻带客人前往犯罪现场。在３分钟的行程中，希特勒述说了事情的经过，他的“声音非常单调，好像他与此事无关似的”。
也许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天空阴沉沉的，空气很压抑。有个密谋者阴郁地说，这不是搞革命的天气，但有人又指出，法国人是在７月间令人同样难熬的一天冲击巴士底狱的。他们坐等菲尔基贝尔把“狼穴”的进一步情况报来。什么消息也没有。这样，宝贵的时间便白白过去了。
那个棕色公事包如果不是被挪至橡木桌支架的外侧，希特勒恐怕已一命呜呼了。元首同样幸运的是，他身后的那扇门直接与一条又窄又长的过道相通，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从那里冲击去了。好运气，令人难以置信的运气，再次救了阿道夫·希特勒一命。
飞行员奉命就地待命，于中午将乘客送回柏林。
下午３时４２分，施道芬堡终于在柏林城外的一个机场着陆了。他感到奇怪的是，不管是敌是友，机场上无人等待他。
因为，一旦炸弹爆炸，此人便是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通知柏林的密谋者行动时刻已到，这要靠他；切断电话、电机和无线电联系，将“狼穴”与外界隔绝，这还要靠他。
于是，在总参谋部大楼，人人都不安地等待着施道芬堡回来——施道芬堡仍在半小时飞机航程以外。阴谋起事的两个有名无实的领导人，贝克将军和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本应发布事先准备好的通告和命令的；本应向全国广播，希特勒的暴虐统治终于结束了。但两人都未来到本德勒大街。
施道芬堡给他的表弟挂了个电话——他表弟在巴黎，在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的司令部工作。他把爆炸一事告诉了他。“行动的道路已敞开了！”他说。听到这条好消息后，施图尔纳格尔将军便立即行动起来。他令在法国的高级通讯军官将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无线电通讯和电话通讯全部切断——他们自己与柏林的通讯除外。
几分钟后，大多数密谋者都集中在奥尔布里希特的大办公室里，焦急地等待着施道芬堡。有人宣布：施道芬堡的车子已进了大院！片刻后，上校神采奕奕地闯进办公室，带来了热情和信心。施道芬堡把自己看到的告诉了他们——一声巨响，火焰和浓烟。“可以断定”，他说，“希特勒已经死了。”他们必须立即行动，一秒钟也不能再浪费了！即使希特勒仍然活着，他们也要尽一切努力，推翻他的统治。贝克同意这一意见。
他们刚把炸弹小心翼翼地装进棕色的公事包。有个下士便进来催促。弗雷恩德也在厅内朝他们喊道：“快点，施道芬堡！首长在等我们哪。”施道芬堡出来后，弗雷恩德便要帮上校提那个棕色公事包。施道芬堡婉言谢绝。接着，两人便沿一条小路朝会议所在地的兵营走去。他们边走边聊，来到了通往“安全圈”的检查站。快到目的地时，弗雷恩德再次提出帮他减轻负担。这次，他接受了，还提出个要求：“请安排我尽量靠近元首就座好吗？这样我才听得清”。他的耳朵有毛病。
豪辛格也是反希特勒分子，但属外围组织，对这次爆炸计划一无所知。施道芬堡进来时，他是看见了他的，却未想到马上就要出事，因为密谋者曾答应，下次谋杀时会预先通知他。然而，当施道芬堡把棕色的公事包放在桌下时，他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可能会出事！”由于希特勒正全神贯注，豪辛格多少受他的影响，所以，他的念头立刻便消失了。他的副官探身看地图，却受到那个公事包的阻碍。他用脚去挪动它，挪不动，便弯下身去，把公事包移到支架的外侧。这一移动本来是微不足道的，却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当施道芬堡和副官坐车赶至“海因克尔ＩＩＩ”型飞机跟前时，已经快到下午１时３０分。片刻之后，他们便升空了。前面还有３个小时的航程。由于飞机上的无线电没有柏林广播的波段，他除了担心外，再也无事可做。菲尔基贝尔是否已把消息传给了本德勒大街的密谋者？如果传出去了，他们是否有决心夺取首都，把事先准备好的电文发给两线的各位司令？
党卫军副官根舍连爆炸声都未听见。他的耳膜破裂了。他前额流着血，眉毛也被烧掉了。室内烟尘滚滚，看不见亮光；地板最少凸起了３英尺高。“元首在哪里？”他想。军人的天性使他从一扇被炸碎的窗户爬了出来，急忙朝兵营的另一边走去。到那里后，正好赶上凯特尔和希特勒从里边出来。元首的裤子破烂不堪，头发乱成一团，身上却不见有血。根舍领着他沿小路走去时，希特勒问：“怎么回事？是不是俄国飞机扔的炸弹？”
奥尔布里希特现在做的，理应在３个小时前做完。他突然闯入弗洛姆将军的办公室（对这一阴谋，弗洛姆没有完全卷入，但也没有完全脱身出来），解释说，希特勒已真的死亡，他敦促弗洛姆，作为后备军司令，向各军区司令发出“女神行动”的戒备令。有野心又喜欢装腔作势的弗洛姆，与几个月来的表现一样，又犹豫不决。他坚持先给凯特尔挂电话，待证明希特勒真的已死再说。
海军上将曾卡梅尔走到窗前，因为那里的空气好些。他坐在窗台上，心里正拿不定主意：墨索里尼下午就要来访，是否偷偷溜出去把最好的裤子换上？那时是１２时４１分。元首远远地探出身子看地图，正看得入神。豪辛格正在说着“除非将集团军最后从贝帕斯湖撤离，否则，灾难……”
“一切都跟平常一样”，凯特尔从茶室回话说。弗洛姆说，他刚收到一份报告，说元首已被暗杀。听到这话，凯特尔发火了：“全是胡说八道。”元首依然健在，不过受了点轻伤而已。“我顺便问你一下，你的参谋长冯·施道芬堡哪里去了？”弗洛姆很紧张，连忙回答说，上校还未向他报到——他也就此暗暗放弃密谋，洗手不干了。
与通常一样，卫兵只检查了他们的通行证，未检查公事包。再前进约２００码，他们便到了第三道围墙。这是安全圈Ａ，是希特勒和他的随身人员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这个最里边的院子，四周有铁丝网围绕，由党卫军和秘密警察日夜巡逻。如要进入院内，连陆军元帅都得有希姆莱的安全主任签署的特种通行证才行。但是，这个里边装着炸弹的闪闪发亮的公事包，又再次未受检查。
在确知菲尔基贝尔已作好了准备后，施道芬堡与最高统帅部的另一名军官闲聊了一阵，然后便信步朝凯特尔的办公室走去。这位元帅告诉他一个令人有些难过的消息：由于墨索里尼下午要到，午间的形势分析会将提前半小时开始——即在３０分钟后。凯特尔叫施道芬堡长话短说，因为元首要尽早离开这里。凯特尔不断焦急地看表，快到１２时３０分时，他说，该到对面的营房里开会了。半路上，施道芬堡走到凯特尔的副官恩斯特约翰·冯·弗雷恩德跟前，问他哪里可以洗手。他去了邻近的一间厕所。他的副官带着那个棕色的公事包在那里等候。由于这间厕所不适于安装炸弹，他们便回到厅内，向弗雷恩德打听，哪里可以更换衬衣。弗雷恩德将他们领进自己的卧室，自己走了，将他们留在里边。他用仅有的一只手的三个指头，抓着一把钳子，把引线塞进其中一颗炸弹内，引线将一个小玻璃瓶压碎——玻璃瓶内盛着某种酸，这酸在１５分钟内可将一根很细的铁丝腐蚀，从而将炸弹引爆。第二颗”后备”炸弹则由他的副官安装。
早晨６时刚过，施道芬堡便坐车离家进城。在城内，一名副官（中尉）赶来与他汇合。在兰格斯多夫机场，他们见到施蒂夫将军后，一同上了主管后勤的将军为他们准备的飞机。１０时３０分，这架飞机在拉斯登堡附近的空军基地着陆。
凭着意大利人的、锐敏的洞察力，墨索里尼想必觉得该由他去解围。他将一只手放在希特勒手上，微笑着看了看他。此举令元首从沉思中醒转过来。不知谁把外边的门开了。希特勒忙派人去取墨索里尼的外衣。他解释说，下午一般会起东风，他不能让他的客人着凉呀。墨索里尼用意大利语回答说：“在这样的时刻，意大利的总理是不会着凉的！”但他却穿上了军大衣。
这密谋者是知道的，因为他们中有一些人是蓝世太保的官员，包括在柏林接管了盖世太保主要办公室的党卫军将军在内。事实上，在整个党卫军内，都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反希特勒情绪。例如，菲立克斯·施坦因纳将军自己就大致想出了一个绑架元首的计划，得手后，便“宣布他精神失常”。不久前，他还与其他武装党卫军指挥官一起，向隆美尔保证，他支持任何反叛希特勒的起义。连党卫军保安处也充满了叛乱的气氛。为了德国的生存，外国情报处的主任舒伦堡也与陆军的密谋者一样，急于要除掉希特勒。１９４２年年底，他曾诱使希姆莱签署一项实现与西方媾和的计划，如需要，可以叛变希特勒为代价。在希姆莱的同意下，抵抗运动的一名文官卡尔·兰格本在斯德哥尔摩分别会见了英美两国的代表，以探讨和谈的可能性；之后，他便前往伯尔尼，面见美国战略情报局瑞士代表艾伦·杜勒斯的助手——此人生在德国。这时，一切都弄糟了。盖世太保偶然截获并被破译了一封电报，得悉“希姆莱的律师”已为和谈抵达瑞士。盖世太保将此电直接交给了希特勒。希姆莱当面向希特勒发誓，说自己完全无辜并永远忠于元首。希特勒相信了他，这或许是因为他的工作太重要了。希姆莱逮捕了兰格本，把他送进了集中营，自己立刻割断了与抵抗运动的所有联系，以免他的主子进一步调查。另一方面，舒伦堡仍在密谋，与美国在西班牙的军事人员搭上了关系，共同策划绑架希特勒，并将他交给盟国。这一筹谋之精细简直可以写成侦探小说。
使人难以置信的是，７月１９日无论是舒伦堡还是希姆莱，对陆军的地下阴谋即将实现一事，均一无所知。他们知道在保守的官员中，在退伍军官中，在右翼基督教知识分子中，以及在社会主义政客中，确有抵抗势力，但对施道芬堡及其年轻的伙伴却从未怀疑过。几个月前，舒伦堡曾就能否铲除希特勒一事问过威廉·乌尔夫——由党卫军支付薪金的一名占星学家。乌尔夫说，“只解除他的职务并不能改变事件发展的进程。发生的事情太多了。２０年来，我一在研究希特勒的星辰，他终将如何，我心里一清二楚。他可能被暗杀致死，而且肯定是在‘海王星’——这是不可思议的情况下，在其中起作用的是个女人。对于他的死，全世界可能永远无法得知详情，因为在希特勒的天宫图中，海王星对其他行星的方位历来很坏。另外，在他的天宫图中，海王星非常强。可以预料，他的军事计划的结果是值得怀疑的。”
１９日下午，在本德勒大街，施道芬堡已为次日的行动作好了安排。他叫司机——他对此事一无所知——到波茨坦去找一位上校，把一个手提箱取来。施道芬堡解释说，箱内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保密包裹，务必保管好。司机执行了这一指示，晚上把它放在床边。提箱里边放着两颗炸弹。
爆炸发生后几分钟，医务人员和抢救人员便行动起来。重伤者被救护车运往拉斯登堡的陆军医院抢救。首先为元首治疗的是他的私人医生汉斯卡尔·冯·哈塞尔巴赫。他为希特勒包扎好伤口，用吊腕带将他的右臂吊起来——肘部严重扭伤。“有了，那些家伙！”他喊道，与其说是生气，倒不如说是高兴。“现在我可要采取措施了！”
凯特尔不耐烦地等候在门廊里。会议已经开始了。他领着他们，走过中央走廊，从电话室前走过，由一双扇门进入会议室。会议室有１０扇左右的窗户，由于午间天气炎热，它们全敞开着。室内放一张橡木长桌，平常供看地图用的。桌板很厚，由两个大支架支撑着。参加会议的人们站立在这张长桌的周围，只有希特勒一人坐着。他坐在桌子中间，背对着门。地图上放着一副眼镜。当站在他右边的阿道夫·豪辛格将军阴郁地宣读一份关于东线的战报时，希特勒在玩弄放大镜。希特勒看了看新来者，对他们的敬礼表示感谢。施道芬堡缓步走到豪辛格的另一边，把棕色公事包往尽可能靠近希特勒的地方随便一放，公事包靠大橡木桌的支架内侧立着，离元首只有６英尺远。当时的时间是１２时３７分，再过５分钟炸弹就会爆炸。趁其他人对豪辛格讲失败的故事听得入神之际，施道芬堡便偷偷溜了出去，居然未被人发现。他三步并作两步冲出走廊，出了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