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再说”，斯特拉塞说。到酒吧间后，戈林上尉告诉他，“那些家伙”自食其言，不遵守对元首所作的保证，但人民却仍支持元首。“我们要整个儿重来。”接着，一个身材又矮又胖，头顶光得发亮的男人——那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突然闯进啤酒馆，代表希特勒向众人说明情况。他手持鞭子，指手划脚，用肮脏的语言和宏亮的声音向众人讲话，企图给大家打气，激发众人的热情。没有武器的人领到了武器。于是，众人再次上车，奔赴各自的岗位。
当这些卡车朝啤酒馆开去时，演讲者开始向人群演讲。听讲的人越来越多，致使开往森德林的六路电车竟无法行驶。主要的演讲人是施特莱彻。事实证明，他比议会大厦大钟上的旋转数字更具有吸引力。此时，广场上卍字旗林立，党旗也在市政大楼上空气扬。
在伊撒河另一座桥头，在兰舒特来的人中，谣言四起，说“情况不妙了，肯定有人搞出卖！”他们的恐惧不是不无道理的：上午１０时，身穿绿色制服的士兵，坐卡车赶到了。他们是邦国防军，一到，便架起了两挺重机枪。由于上司的命令是不要开火，所以，起义部队没有动手。邦军的上司也有令，叫他们原地待命。这样，双方便在那里对峙。
戈林所显示的“荣誉勋章”，并未能使他幸免于难。他大腿中弹，躺卧在人行道上。人们将他抬至帅府街２５号的院子里。一个起义者拉响了门铃。他们问房子的主人罗伯特·巴林是否愿意收留伤员。“当然，我们愿意抢救并收留伤员，不过，请注意，这里住的是犹太人。”于是，戈林便被抬上楼。经抢救后，戈林被允许留下，直至他的朋友们前来将他转移至安全地带。犹太人可怜了他，他才得以逃离铁窗。
午夜时看来如此成功的政变，在日间的寒光中便成了泡影。希特勒的下一步计划表明他是何等的绝望。他令“战斗同盟”的一支部队前去夺取警察局，并营救被囚禁的波纳。他继续作出似乎还有希望的样子，派出一支冲锋队前往犹太人开的《帕卡斯》印刷厂，将一堆堆刚印好的贬值后的纸币全部没收（在德国，每个革命者都要领薪）。总数为１４６０５百万兆马克，根据德国人的做法，帕卡斯兄弟得到了一张收条。
政府军攻打罗姆的消息传至贝格勃劳酒馆后，争论便结束了。很明显，起义部队如不立即动手，就得可耻地投降。据鲁登道夫说，将部队开至慕尼黑内城去营救罗姆的主意是他首先想到的。“我们步行！”他说。假如说主意是鲁登道夫出的，那么，主意的实施则是希特勒式的——宣传性质的游行，显示威力，动员市民支持起义。“我们进城的目的”，希特勒后来作证说，“是要把人民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看看公众舆论的反应如何，然后再看看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对公众舆论作何反应。毕竟，这些先生们还不致傻到向人民的总起义放机关枪的程度。”向城内进军的决定就是这样作出来的。
起义的领导人全坐在楼上的密室里。鲁登道夫“脸上无一丝表情，稳如泰山，安静得怕人”，一边呷红葡萄酒，一边吃早餐。他身穿旧粗呢射击茄克，样子依然威武。然而，当他得悉洛索夫已公开谴责新政府时，他的信心也就消失了。“我永远不再相信德国军官的话”，他喊了一声，之后便缄默不语。
希特勒痛苦地挣扎起来，托住受伤的左臂。他忍着伤痛，缓缓地离开了战场。他脸色惨白，头发散落在脸上。陪同他的是慕尼黑冲锋队医务团的医生瓦尔特·舒尔兹，一个高个青年。在人行道上，他们碰到一个小男孩，正在大量流血。希特勒想把他背走；舒尔兹连忙将他妻子的表兄弟（是个学植物的学生，名叫舒斯特）叫来，让他将孩子背走。在梅克斯·约瑟夫广场，他们终于找到了希特勒的旧“塞尔夫”——车内装满了医疗器械和药品。一个年长的急救人员林兰克尔与司机一起坐在前排，希特勒与医生则坐在后排。舒斯特抱着受伤的孩子站在踏板上。他让司机将车子开至贝格勃劳酒馆，因为他要看看那里的情形如何。在马利安广场，他们碰到了密集机枪火力网，只好多次改变方向。路德维希大桥也被封锁，他们只好返回。此时，孩子已苏醒过来，舒斯特连忙下车，以便送孩子回家。车子继续朝森德林格托尔广场开去。在这里，他们又在南方公墓附近遭枪击。由于无法前去啤酒馆，他们只好南行，朝萨尔茨堡奔去。
邦警慢跑向前，但起义队伍并未散开。他们停住脚步，端*？刺刀或举起手枪。戈丁用步枪将两把刺刀拨开，“高举的枪把他们后边的人打倒了”。突然一声枪响。戈丁听见，子弹从他头顶飞过，打倒了一名下士。“我的连队立时惊呆了，一动不动地站住。接着，我还来不及下令，我手下的人开枪了，一排子弹扫了过去。”
到此时，更大量的起义部队坐着卡车从外地赶来。他们又湿又冷，筋疲力尽，但精神抖擞，根本不知道事态已转变。兰舒特来人最多；在开往慕尼黑的半途，他们碰上了一车警察，彼此还互喊“万岁”。他们的领导人是吸毒者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他坐在首车的驾驶室内，沿着平静、繁忙的街道前进。不知谁喊了一句，说大家跟平常一样工作。“这不是革命。不对劲。”
鲁登道夫坚信，陆军士兵是不会阻碍游行队伍前进的。不久前，他曾向一位友人保证：“巴伐利亚国防军要是反对我，那天都会塌下来。”希特勒也同样坚信，无论是国防军还是邦警察，都不会向鲁登道夫那样的战争英雄开火——游行时，他将在前排率众。于是，希特勒便作出了决定（“这是我一生中最绝望、最大胆的决定”），向镇守各座桥梁的部队仓促下达了命令。与此同时，在啤酒馆外，职业军人克里贝尔上校开始集合游行队伍。１１时３０分许，正当希特勒要起身离开会议室时，埃卡特旋即从外面走进来了。从前，他们是心腹之交；现在呢，希特勒“脸色难看，生硬地说了一声‘你好’。”在会议室外，这位受冒犯的作家，彬彬有礼地问候鲁登道夫时又受到了冷遇。将军只朝他“漠不关心地歪了歪帽子”。
希特勒躺倒在地，以为左臂已中弹。同志们纷纷前来掩护他。１８人被射杀在街上，其中，１４人是希特勒的追随者，４人是警察。这１８人，顺便提一句，都在不同程度上同情国家社会主义。只有走在前排的人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拥挤在后边的人们只听见前边响起了鞭炮声。接着便传来谣言说，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已双双被射杀。起义者争先恐后地后逃。
他们冲开一条路，进了旧议会大厦。他们的领导人，即那位抽烟斗的人物，把议会室的门推开。他手持武器，高声喊道，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将被逮捕。外面，在马里安广场上，据他自己说，一大群人“以讥讽和谩骂迎接议员们的出现。事实上，他们是靠我们这些军人的保护才免受群众的袭击的，否则，伤亡在所难免。经过我们诸多帮助后，他们才得以安全上车。”
街上的形势更加恶化了，但他们仍在争论不休，一直拖到近中午。在军区司令部里的罗姆上尉，也被陆军和警察包围。面对占绝对优势的敌军，“战斗同盟”里较老的成员并不急于开火，但罗姆手下的１５０名士兵却求战心切。
游行队伍迅速地组成了。由于当日上午到啤酒馆报到的乐师们既没有吃早餐又没领到工资，在履行公事式地演奏了战时希特勒所在团的进行曲《巴登威勒》后一个个都走了，所以，游行队伍没有乐队开路。为首的是挑选出来的尖兵和另外八名士兵，他们打着卍字旗和黑白红三色旗。跟着旗手的是起义领导人：希特勒在中间，施勃纳·里希特在旗右，鲁登道夫在旗左。旁边是慕尼黑冲锋队的指挥官克里贝尔上校与其卫兵格拉夫和赫尔曼·戈林上尉——他头戴涂一白色大卍字的钢盔，身穿一件漂亮的黑皮衣，敞胸以显示其“荣誉奖章”，看上去，既威武雄壮又罗曼谛克。他心中有点闷闷不乐，因为他提出把俘获的议员带去作人质的主意被否决了。元首拒绝了这个计谋；他不想要什么烈士。
戴着夹鼻眼镜的施勃纳·里希特执着罗森堡的手说：“情况看来很不妙”，之后，他阴郁地向希特勒预言。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一同游行。元首本人也脸色苍白而严峻。在寒冷中，他手持垂帽，身上穿的是那件人们所熟悉的军大衣。鲁登道夫身穿狩猎茄克，外加一件大衣。他镇静自若，令仆人回家，以免受伤。
此时，受希特勒之命前去夺取警察局的“战斗同盟”所属部队，业已开回军区司令部大楼——未完成任务。为了避免交火，在离开警察局前，他们曾与警方争论了几分钟。希特勒将营救波纳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忠实的卫队。这支身强力壮的部队于上午９时３０分抵达警察总部后，立即架起机枪，对准大楼，好像要发动猛攻似的。但是，叛乱者还是不想流血。他们奔回啤酒馆——任务依然未完成。几分钟后，他们又被分配去执行另一项较容易完成的任务：逮捕拒绝在市政厅上空升起卍字旗的、马克思主义市政议员们。
鲁登道夫大步走过封锁线，与一中尉迎面相遇。中尉逮捕了他，将他押至统帅府。一进入大楼，片刻前还像小说里的英雄的鲁登道夫，此时却成了一个被惯坏了的小孩。有个上校提出，是否可通知将军的家人将军很安全，他暴躁地予以拒绝，并禁止人们称他“阁下”。此后他是“鲁登道夫先生”，只要冒犯他的警官仍穿制服，他将永不再穿戎装。
在啤酒馆里，叛军的头目们在争论不休。曾在鲁登道夫手下服役的赫尔曼·克里贝尔上校主张将部队撤至德奥边境的罗森海姆，因为在那里他们有可能将当地的右翼激进分子争取过来。戈林同意这一意见。因为这是他的家乡，他保证说，大家都强烈地支持希特勒，他们可在那里补充兵员，重整齐鼓。“运动不能在某条黑暗的乡间小巷里的沟内结束”，鲁登道夫讽刺地反驳说。这该由希特勒作决定。他犹豫了片刻。由于他生性就是个赌徒；长期游击战这个前景并不使他感兴趣。他要的是一举成功或失败。所以，他否决了克里贝尔的计划。
这次起义的特点是，双方都混乱不堪和犹豫不决。在市内的某些地方，市警在撕毁起义军的标语口号和逮捕叛军；在内城，叛军却在逮捕市警和撕毁政府谴责起义、宣布解散纳粹党的告示。希特勒的部队占领了闹市区伊撒河上的大部分桥梁，包括联接市中心和平酒馆的路德维希大桥在内。在博物馆大桥附近，市民们在盘问年轻的起义者。“你们在街上玩弄如此危险的把戏，你们的父母同意吗？”有个工人大声问道。１０人小分队腼腆地奔回啤酒馆去了。
起义部队立即还击。接着，游行队伍和旁观者四散奔逃，秩序于是大乱。第一批倒下去的有施勃纳·里希特——他肺部中弹。另一个倒下去的是格拉夫——他中弹前跃至希特勒跟前，挡住了射向他的五六颗子弹。倒下去时，格拉夫还抓住希特勒，猛地把他拉倒在地，造成后者左膀脱臼。在另一旁，施勃纳·里希特也尽力协助将希特勒拉至人行道上。鲁登道夫的忠实仆人（曾被令回家），正躺在柏油路流血。他的朋友埃格纳，即正在死亡的施勃纳·里希特的仆人，连忙朝他爬去。他已丧生。有人从他身上跨了过去——那是鲁登道夫将军。他一手插进衣袋，昂首阔步，朝交火线前进（*多数报告都把鲁登道夫描述成一个无畏的勇士，说他是站立着，而希特勒则是个贪生怕死之徒，原因是他跌倒在地——即使他脱臼之臂可以说明他是被拉倒在地的。毫无疑问，希特勒原可以就地卧倒的，因为他是身经百战的军人。罗伯特·墨菲作证说，“鲁登道夫与希特勒两人的行动一模一样，像千锤百炼的战士。两人同时卧倒，避开了雨点般打来的子弹。”另一个目击者，一个守夜人称，他也看见鲁登道夫卧倒在地，“以一具尸体或伤兵”作掩护。另一个守夜人证实，一排枪响后，无人还站立着）。
中午时分，散兵游勇式的队伍出发了。１５分钟后，两千人的队伍来到了路德维希大桥，碰上了一小队警察。当起义部队的尖兵缓缓前来时，警察的指挥官迎上前去，下令他们停止前进，否则就开枪。他转过身去，令手下子弹上膛。他正在说话，那边传来号角声。精选的尖兵端着刺刀，朝警察四下围了上来。喊道：“别向自己的同志开枪！”警察犹豫了一阵。这样，在一枪未发的情况下，赵义部队便通过了。过桥后，他们一直前行。兹威布鲁肯大街两旁站满了人群；许多人在欢呼，并在挥舞卍字旗。旁观者开始加入游行行列。人们的热情鼓舞了游行队伍；他们不由得唱起了歌。虽然没有乐队伴奏，他们自动唱起了最喜欢唱的《冲锋之歌》。当队伍来到伊萨托尔时，作家埃卡特站在左门旁的人群中。他发现了行进在第一排的脸孔严峻的希特勒。四目相遇，“他目不转睛地瞧着我，似乎在说，‘你在哪儿呢？’”
身披深棕色大衣、体格魁伟的鲁登道夫，出于一时冲动，向右走去，却把起义部队带至与政府军劈面相遇的地方。不到几分钟，游行队伍便来到了慕尼黑最森严的地方之一——议会大厦。这里，他们被一队警察拦住了去路。但是，起义部队高唱着“啊，德国荣誉高”，勇往直前。
寒冷的人们，口中吐着白气，继续前行，未再受阻。１５分钟后，涌进了马利安广场。因刚开完群众集会，广场上依然飘扬着众多的卍字旗。市政大厅上空的纳粹旗依旧在迎风招展；一大群人在唱着爱国歌曲。此时，游行人群中出现了混乱。有些人觉得应返身回啤酒馆；其他人则认为应继续朝市内前进，以拯救罗姆。克里贝尔上校发现，鲁登道夫领着队伍向右走，进了威因大街，朝奥德昂斯广场走去。上校觉得奇怪，但又对自己说：“鲁登道夫那样走，我们当然与他一块儿去。”鲁登道夫将军原未作此筹谋。“在生活的某些时刻，人们只凭本能行动，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只想到罗姆那里去，把他弄回来。”
天亮了，阴森、潮湿而寒冷。刺骨的雨雪仍在时下时停。起义部队人人脸上愁云密布；贝格勃劳酒馆大厅内，烟雾弥漫，又阴又湿。没有刮脸，也没有洗脸，士兵们便在里边吃早餐——咖啡、奶酪和面包。昨晚的兴奋和狂喜已烟消云散。有人宣布，三政治巨头已公开谴责革命，陆军不参加起义。另一人走上讲台，走上这一记忆犹新的戏剧性事件的发生地，高声斥责所有卖国贼——资产阶级和将军们。“向柏林进军！”他喊道。厅里响起了零星的掌声。希特勒的律师汉斯·弗兰克觉得，这一建议“高度浪漫蒂克，非常不具政治性”。
跟在领导人后边的是排成四列纵队的三支部队，彼此并肩而行。左方是希特勒的百人卫队，他们头戴钢盔，手持卡宾枪，身上还挂着手雷；右边是“奥贝兰联盟”；中间是经过战斗考验的慕尼黑冲锋队兵团。接着便是穿着五花八门的队伍——有的穿制服或世界大战时期的又破又旧的军服，有的穿工作服或商人服。步校的士官生，既潇洒又斗志昂扬，夹在学生、店员、中年商人和脸孔严峻的流氓中间。队伍的唯一共同标志是左臂上的卍字臂章。大部分人都手持步枪，许多还上了刺刀。其他人，特别是冲锋队，则持手枪。
威尼弗里德·瓦格纳太太从窗上下望，发现她崇拜的偶像希特勒正与鲁登道夫并肩沿狭窄的统帅府街走去，觉得很是惊奇。前面，在奥德昂斯广场，一小群一小群身穿绿色军衣的士兵，正争先恐后进入阵地，拦阻游行队伍。街道只能容纳８人并肩前进。希特勒挽着施勃纳·里希特的胳膊，准备赴难。鲁登道夫则单独昂首阔步，坚信无人敢向他开枪。正前方，麦柯尔·弗莱赫尔·冯·戈丁中尉指挥的邦警，封锁了去路。面对正在前来的队伍，戈丁喊道：“二连，跑步，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