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汉夫施坦格尔辗转不眠。“当晚的印象老留在我心间。所有保守的政客和演讲家都不能与普通听众的心灵沟通。这是他们惨败之处。但是，希特勒这个自我成材者，却成功地将非共产主义的要领交给了人们，而这些人的支持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汉夫施坦格尔下决心辅佐他。
２２日那天，汉夫施坦格尔乘电车来到金德酒馆，这是一间Ｌ形的大啤酒馆，里边挤满了密集的人群。听众中有少数退伍军官和小官吏，也有些小店主，多数是青年和工人。许多人穿起了巴伐利亚的民族服装。汉夫施坦格尔想从记者席中找个熟人，却白费了力气。他不知道希特勒在何处；幸好有个记者将台上的三人一一指给他看。个子矮小的是梅克斯·阿曼；戴眼镜的是安东·德莱克斯勒；第三个就是希特勒。希特勒穿着一双齐脚踝的鞋，又笨又重，身穿一套黑衣，浆过的白领。汉夫施坦格尔不由想起，他这身打扮活像是某火车站餐厅里的跑堂。但是，当德莱克斯勒将他介绍给听众，他迅速地、满怀信心地打记者席前走过时，他“毫无疑问是个穿便衣的军人。”
掌声震耳欲聋。希特勒叉开双腿，双手反剪在身后，活像个哨兵。他以平静、有节制的语调，回顾了过去几年来所发生的事件。他巧妙地把矛头对准政府，却又不使用挖苦或庸俗的语言。他讲得很仔细，用的是文质彬彬的高腔德语，有时也带上一点儿维也纳口音，离希特勒只有１０多英尺远的汉夫施坦格尔，对希特勒那双真诚的碧眼印象尤为深刻。“他眼中既有诚实、真诚的神情，又有苦难和无言的请求的尊严。”开讲１０分钟后，希特勒完全掌握了听众的感情。此时，他放松了自己的姿态，像训练有素的演员一样，打着手势，开始用维也纳咖啡馆的方式，以狡猾的恶意，旁敲侧击。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坐在邻近的妇女，看得津津有味。后来，有个妇女竟喊出声来：“一点不错。讲得好！”正在此时，希特勒的声调突然提高了，好像对她们表示感谢似的。他还大幅度地打着手势，极力谴责发国难财的人们。
在当时正忙于其他更紧迫事务的国务院里，这份报告并未引起什么震动，而被束之高阁。但是，在德国，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人数的增加及冲锋队之增长，却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关切。１２月中旬，巴伐利亚州内务部提交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该报告声称，希特勒所领导的运动，“毫无疑问将危及政府，不仅危及现政权形式，而且危及任何政治制度，因为其对犹太人、社会民主党人以及银行资本家之罪恶看法一旦得逞，就会出现大流血事件和混乱。”
在尔后的数天里，他与陆军将领，政府官员，继位王子卢普科希特（“他肯定没有天才，但有些政治能力”），一个自由派报纸编辑，以及梅克斯·埃文，冯·舒本纳·里希特（德国血统，从波罗的海国家逃来的难民，借用其妻之爵位）进行了交谈。舒本纳·里希特是罗森堡之密友，已开始对希特勒产生相当影响。他向史密斯保证说，党的反犹主义“纯粹是为了宣传”。之后，他便邀请史密斯到党的新总部前参观冲锋队的检阅。
这是对未来事件所作的令人丧胆的预测，特别是它预言，希特勒粉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反对法国占领鲁尔的计划，将获得巴伐利亚大部分爱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欢呼。他们曾忍受”赤色统治”时期的可怕的岁月，并随时准备采取无情的行动，反对任何敢于宣扬“左派教条”的人们。
星期一下午４时，史密斯在会见舒本纳·里希特的地方会见了希特勒。会谈室“单调乏味得不可置信；与纽约破旧的出租公寓里后边的卧室相似”。会见后，史密斯在笔记本里一开头便写道：“一个杰出的在野党领袖。我很少倾听一个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发表议论。他控制群众的能力肯定是巨大的。”希特勒将他的运动描述为“体力脑力劳动者之联合，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说，“如果要将布尔什维克主义镇压下去，目前对资本之谩骂就必须停止。”议会制必须被取代。“只有专制主义才能令德国站稳脚根”。他写道，“我们的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决战，与其在美国或英国土地上进行，不如在德国土地上进行，这对美国和英国更为有利。我们（美国）若不支持德国的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就将征服德国。这样一来，赔款便不复存在，而俄国和德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出于自恃之动机，必然会进攻西方国家。”
几乎与此同时，帝国新任总理大臣威廉·古诺也收到了一份紧急报告。这份报告，很奇怪，竟出自保加利亚驻慕尼黑领事之手，它系保加利亚领事与希特勒进行的坦率的谈话。希特勒说，德国的议会政府即将崩溃，原因是议会领袖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右派或左派的专政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北德的大城市大都受左派控制，但他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每星期都有几千人入党，肯定会在巴伐利亚得取胜利。还有，在慕尼黑的秘密警察中，７５％的人是工人党党员，在该市的普通警察中，百分比更高。希特勒预言，布尔什维克将在北德获得控制权。为拯救民族，巴伐利亚必须组织反革命，为此，他们需要一位铁腕独裁者，即“在必要时，随时准备踏着满是鲜血和尸体的田野前进”的人物。
次日，星期六，史密斯在鲁登道夫家里与他进行了交谈。这位将军承认，他曾认为，”首先要在俄国将布尔什维克主义消灭，然后才能在德国消灭。”他宣称，盟国“必须支持一个能与马克思主义对垒的强大的政府”，而这个政府永远不能“在现有的、混乱的议会条件下产生出来”，“只能靠爱国人士去组织”。他坚信，“法西斯主义运动是欧洲反动势力觉醒的开始”，墨索里尼对德国的民族事业真正抱有同情。
希特勒抹干了脑门上的汗水，伸手接过一个大胡子递过来的啤酒。在慕尼黑的啤酒爱好者看来，这是很具有戏剧性的。恢复讲演后，他的手势更有力了。听众席中经常有人叫骂，此时，他便镇静地微微抬起右手，好似接球一般，或双手往胸前一叉，简单他作答，将叫骂者的进攻粉碎。“他的技巧很像击剑运动员的冲刺和招架术，也像走钢丝绳运动员之娴熟的平衡动作。有时候，他也令我想起一位琴艺高超的小提琴手，他永远也不会将弓拉完，只留下轻轻的余音——某种不用语言的技巧去表达的思想，一种弦外之音。”但是，一旦他猛攻他的敌人——犹太人和赤色分子时，谨小慎微之举便烟消云散了。“我们的座右铭是——如果你不想当德国人，我就敲破你的头颅。这是因为，不斗争，我们就不能成功。斗争，我们用的是思想，不过，如果需要，也要用拳头。”
在柏林，史密斯上尉向上司呈交了一份慕尼黑之行的报告。１２月５日，使馆的领事罗宾斯便向副国务卿呈交了一份私人报告。该报告称：“对巴伐利亚之组织的总的态度，本人的结论是，早晚定会出现严重的分裂。在战时为德国作战的奥地利青年下士，现在在领导一场法西斯运动即所谓‘褐衣党’的希特勒，现正沿墨索里尼所走的道路缓慢地、高效能地前进。曾前往该地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是个非凡的演说家，其道德水准虽不是最高，却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一如墨索里尼之所为，他获得了企业界的巨额资助，但其进展缓慢。他对曾前往该处之我武官助理杜鲁门·史密斯说过，他不拟在下月，甚至在两个月内，发动大规模的运动，他正在募集资金和装备，一切均进展顺利。”
希特勒还谈到了其他话题，但对犹太人他连提都未提。后来，还是史密斯一针见血地提出反犹主义问题。希特勒答道，他只是“同意取消其公民权，排除他们参与公共事务。”这便把史密斯顶了回去。史密斯离开这间黑暗的屋子时，他已坚信，在德国的政治中，希特勒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希特勒将于１１月２２日发表演讲；史密斯接受了一张入场券，但由于他出乎意料地被召回柏林，便将入场券转给了恩斯特·汉夫施坦格尔。此人个子高大，长着一副又瘦又长的下巴，性格古怪，是哈佛大学毕业生。汉夫施坦格尔会费神看看希特勒这家伙，并把结论转给他吗？“我的印象是，他会起很大的作用”，史密斯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他当然明白自己需要什么。”
１９２２年秋，阿道夫·希特勒的活动引起了盟国兴趣。在美国驻德国大使的建议下，美国指派杜鲁门·史密斯——耶鲁大学学生，西点军校毕业生，驻柏林副武官——前往慕尼黑，“对据称正不断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作出估价。”史密斯被指示去见希特勒，“对他的性格、人格、能力和弱点”作一估计。他也要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和潜力作一调查。更具体点说，史密斯必须设法为下列问题找到答案：“巴伐利亚是否有可能宣布从德国独立出去？慕尼黑是否存在再次爆发共产党起义的危险？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否有可能夺取巴伐利亚的政权？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第七师是完全忠于帝国呢，还是分别忠于柏林和巴伐利亚？如果发生右派或左派骚乱或叛乱，它是否可用来镇压他们？”
１１月１５日午前，史密斯上尉抵达慕尼黑。在玛利安巴德饭店安顿好后，他立即前往设在雷德勒大街的美国领事馆，拜见了代领事罗伯特·墨菲。２８岁的墨菲（后来出任驻比利时大使）告诉史密斯，巴伐利亚的新总理“并不是个强硬人物”，因为他仅是前总理卡尔的“一个工具而已”。他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长，其领袖虽“是个单纯的冒险家”，但仍不愧“是个真正的人物，正在挖掘潜在的不满”。希特勒了解巴伐利亚人的心理状态，但是否“足以领导德国的民族运动”，这还是值得怀疑的。
“确实壮观”，当晚史密斯在旅馆的客房内作了这样的记录。“１２００名我从未见过的壮汉打着旧帝国国旗，带着鲜红的卍字臂章，操着正步，打希特勒跟前走过，接受他的检阅。检阅完毕后，希特勒发表了讲话……然后高呼：‘让犹太人死亡！’等口号。人们疯狂地欢呼。我一生都未见这种场面。”
“对此小小的５％，我相信我们是不会吵架的”，希特勒温和地说。他边说边用一块满是褶皱的手巾在揩脸上的汗水，显得既谦虚又友好。他清了清嗓子，咳嗽了几声，然后伸出手来。他的手“又硬又粗”，握起来“像前线战士的手一样”。
汉夫施坦格尔乘兴走到主席台边，在那里，希特勒面带自信的笑容，一点儿也不傲慢地接受着群众的恭维。“杜鲁门·史密斯上尉要求我转达他对你的最良好的祝愿”，汉夫施坦格尔说。史密斯这个名字激起了希特勒的兴趣，忙问汉夫施坦格尔对他之演讲有何感想。”哎，我同意你的意见”，他小心地回答着，以免伤了希特勒的感情。“你讲的有９５％我赞同，其余５％嘛，我们以后再谈。”他所反对的，自然是希特勒之反犹主义。
汉夫施坦格尔听得入了神，清醒后，往四周瞧了瞧，听众的态度完全改了观，这使他大吃一惊。“一小时前还在吵吵嚷嚷，把他推来推去的群众，那些高声怒骂的人们，现在变得鸦雀无声，深受感动。他们屏息倾听，早就忘却了伸手去取啤酒瓶，似乎把讲演者的每一个字都喝了进去。”“邻座的一个年轻姑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希特勒，好像沉浸在爱的喜悦中。她已忘却了自己，完全被希特勒对未来德国之伟大的信仰迷住了。”演讲达到高潮时，他已成了“语言的有机体”。猛然间，演讲结束了。听众敲打桌凳，疯狂地欢呼。希特勒已精气力尽，在汉夫施坦格尔看来“就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结束一场筋气力尽的音乐会时”的景况一样。他的头发和脸都浸透了汗水，连上过浆的衣领也软下来了（“在作完一次重要的讲演后，我总是全身湿透，体重减轻四至六磅”）。
他敢于相信汉夫施坦格尔的判断力，原因是后者的背景很不寻常。他母亲出身于新英格兰名门，即虐德维克斯家族；他祖上有两人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将军，其中一人还曾为林肯扶棺。汉夫施坦格尔家族里，有两代人曾在萨克塞—科堡—哥达公爵府任过枢密顾问官职，他们还是艺术品的鉴赏家和主顾。这个家族在慕尼黑开有自己的艺术出版社，并以其精美的艺术复制品而著称。汉夫施坦格尔本人是在艺术和音乐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的家是黑利·雷赫曼、威廉·布希、理查·施特劳斯、菲力克斯·文加纳、威廉·巴克豪斯、弗里特佐夫·南森和马克·吐温等人的会见场所。他本人的钢琴也弹得极有神韵。在巴伐利亚最有名的沙龙里，人们也常常可看到他那伏于琴键上方高达６．４英尺的身躯。他的外号叫“小家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