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人对生活的改进和保护的尺度，倘若他们能首先根绝过于病态的、虚软的和柔弱的不满，以及在我们身上也仍然极为浓厚的浪漫精神的话，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和城邦政治的崇拜者，便可以轻易地为中国的现况引进一些东西，为中国人带来“快乐”。
如果从中世纪以来，欧洲的这种牢骚满腹的人过于强势，那么欧洲人的持续“应变”的能力也就根本不会产生了。由于大为不满者的要求太广泛，而且实在太谦卑以至无法抗拒最后的静默。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这个国家里有极大规模的不满，而且其应变能力已经消失了好几世纪。
欧洲是一个病弱者，它应该为好在有为它的不治及不断应变所受的苦痛而感激。而由于这些延续不断的新形势，以及这些同样延续不断的新危险、痛苦与代用品，最后终于引发出一种敏感的知性，这种敏感可以被称为天才，至少可以被称为天才之母。
无力和柔弱常使人不满，但却能巧妙地美化人生并增进深度。而使人大为不满的，则能巧妙地改进和保护人生。前者显示出他们的弱点和柔弱的性格，他们心甘情愿让自己暂时受骗，甚至忍受一时的狂热与忘形。不过，大致说来，他们永远不会满足，也一直为这无法医治的不满苦恼不已。还有，他们也是那些想用鸦片或镇静剂来获得慰藉者的赞助人，因此他们也厌恶那些把医生看得比牧师还重要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