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要在生命中有所收获，一个人往往会被迫消耗他的智识，他疲累不堪；为了扩张、或者抢得先机，必须比别人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工作。这样一来，能够真诚交往的时间便显得极为有限；然而，人们对此已感到倦乏，不仅希望任其自然，而且还要以笨拙的方式到广阔的外界去伸一伸腿。
现在的人多以休息为耻，即使是长时间静坐思考也会引起良心的呵责。
这个原则也是每个文化以及较高等的人可能会窒息的累赘。这些工人匆匆忙忙，所有形式都明显地消失泯灭，因此形式本身的知觉，对行动旋律的听力和视力也跟着丧失。这一点我们可由近来风行的粗俗的简明中得到证明，在和朋友、女人、亲戚、儿童、老师、学生或王公贵族交往时，大家都要求这种简明，一个人不需要再为了礼仪而费时费力；一些繁文缛节，会话中的才智，以及任何悠然之事，莫不如此。
有一种印第安的野蛮，在印第安人的血液中特有的野蛮，抱持着美国人追求黄金的狂热和透不过气来的敏捷。这种新世界的典型的恶习，开始向欧洲大陆传播，同时也以一种缺乏知性的怪异生疏扩展到各地。
“这是因为健康的缘故”，当人们被发现自己在偷闲时常会如此自辩。事实上，动作敏捷的人多半不会想到要对生命做一番沉思，更不会想到带着思想和朋友去远足，当然也就不会有任何羞愧或不安之感。从前，这可算是一种极端的反动，这是由有愧于心而激发的“行为”。
如今，人们写信的方式相当跟得上时代，他们的风格与精神永远都是真正的“时代标志”。如果在社会和艺术中有任何喜悦可言，那就是如同工作过度的奴隶们从自身所得到的喜悦一样。啊，我们这些有智识或无智识阶级对“喜悦”的节制；这种对所有喜悦日益增加的怀疑，工作已经愈来愈压倒良知了，对喜悦的欲望已经对娱乐的需要自觉羞愧。
“做任何事都可以，总比不做事的好。”
一个出身良好的人被迫在劳动时将他的工作隐藏起来；奴隶则要在他认为所做之事就属鄙贱者所为的重压下，才肯付出劳力。“做事”本身便是可鄙的，“唯有在闲暇与战斗之中才有高贵和荣耀可言。”这就是古代的偏见。
思考就是以秒表来计时的，如同用餐时两眼所盯的只是报纸上财政金融方面的新闻一样；我们的生活和那些“害怕让机会溜走”的人一模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