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样，所以贺拉斯时常翻译阿尔克乌斯或阿尔希罗修斯的作品，普罗波提阿斯则翻译卡里马科斯和菲勒塔斯的作品，他们是和忒奥克里特齐名的诗人。而这些作者本身所体验到的东西，对翻译者又能有什么作用，他们只不过在他的诗上，写上一些提示！身为诗人，他们讨厌考古似的研究历史，不重视个人特色与姓名，对城市、海岸或年代等显得较为特殊的任何东西，诸如服饰及建筑外观等，立即用当时罗马的风俗代替。
一个时代对自身作何诠释，又如何把本身与过去连成一体，通过考察这两点，我们就能评估这个时代究竟有多少历史感。高乃依时代的法国人，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人，把古代罗马人的文献据为已有，我们没有勇气这样做。
古代罗马人的文献是既粗野又朴实，它一意寻找最优秀的一切，并且提升自己，试图使自己的文明接上更古老的古希腊文明，他们多么希望将古希腊的文章译成当时的罗马文字！他们是多么想拭去当时沾在蝴蝶翅翼上的灰尘！
事实上，他们翻译了一件作品就等于征服了一件作品，不只因为他们在其中省略了历史的渊源，他们也会对当时的人引用这些作品，不过主要的是他们排除了诗人，用自己的名字替代了原作者的名字，他们并不感觉这是一种欺盗行为，反而认为这是“罗马人的绝对统治权”。
他们似乎是在问我们：“难道我们不应该使旧的东西成为新的，并去适应它？难道我们不能将我们的心灵灌输给枯死的形体？而枯死的东西是多么令人厌恶。”他们不懂得历史感的乐趣，对他们而言，过去的以及外来的东西都是痛苦的，而对“征服者罗马人”来说则是一项刺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