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孩子！”她说，“你单知道这点，声称拥有土地却没有利用土地。拥有只是为了不让别人利用。这就是你们从你们的牧师老爹那儿学来的一切！我的，我的，我的！而他却靠人们的无知来挣钱！”她挥舞着细细的胳膊和小小的拳头。“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他那些愚蠢的谎言，而到处都有穷人在受难！”
杰克说：“她真的很刻薄。她甚至说您真配有我这样的儿子。”
这十来年大大小小的告密背叛，由于每一方都明白时时刻刻要提防着出事或是即将要出事而变得更不堪，又因为杰克从未以同样的方式报复而变得愈发不堪，不过这很可能只是因为他们的调皮捣蛋太小儿科了，他不感兴趣。若说他们到今天都对杰克感到歉疚，这有点夸大其词。这些年来杰克远离他们，拒绝和他们有任何的接触，无疑自有他的理由。这是假定——上帝啊，帮助我们——他还活着。回过头去看，很容易设想杰克可能是对所有这一切都厌倦了，即使他们认为这事儿他做得让人郁闷。有时候他像是希望自己能相信一个兄弟，一个姐妹。他们记得，他有时可以说是坦诚直白，几乎是热切地诉说着，然后他会大笑起来，那可能是因为他觉得不好意思了。
“他说他要回家来了。”
大多数家庭拆除外屋卖掉牧场已经很久了。在那些房子之间冒出来不少新近式样的小房子，让老房子看起来越来越不相称了。基列的房子曾经矗立在小农场中，有园子、浆果丛、鸡屋，还有柴草棚、兔子窝，牲口棚里养着一两头牛和一两匹马。这些只是生活的必需品。是汽车改变了这一切，父亲说。人们无须像过去那样自给自足了。这是一种损失——没有什么能像鸡粪那样让花儿长得旺了。
我们为什么非得读诗？为什么要读《沉思颂》？读了你就知道答案了。如果你还是不知道，再读一遍。再读一遍。有些学生把她说的话铭记在心，就像她曾经铭记这些别人告诉她的话。她是帮助他们具备人性。人们一直都在创作诗歌，她告诉他们。相信你们会认识到诗歌的重要性。《轻骑兵的进击》中声势壮大的铿锵之声让其中几个泪盈于眶，然后她向他们解释糟糕的诗歌。谁有资格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我有，她说。目前。你们不必赞同，只需聆听。其中几个的确是听了，这在她看来完全是奇迹。难怪她夜里做梦自己吸引不了他们的注意力了。有几个那么轻信地向她仰着脸，是不是因为她告诉他们的是正确的——他们是人，是知识的守护者，知识的创造者？会不会其实是他们对她提出要求？父亲坚信不疑地教给他的孩子们，从亘古到永恒唯有一条路径。学会赞美诗，思考早年教会的方式，了解必须了解的。古老的父亲教给他们古老的孩子、他们又教给他们古老的孩子的，正是这些。清教徒的弥尔顿和他的异教的缪斯女神。就像是听到另一间房里传来的声音，那声音只为歌唱带来的愉悦而歌唱，然后你也知晓了这个声音，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声音通过你世世代代传递下去。那么，为什么要吟唱呢？为什么感觉愉悦呢？为什么听到另一个沉浸在自己梦想中的声音是幸福的一刻？那是父亲刮胡子时，哼着《诗篇一百》。那是约翰·济慈住在齐普赛街时，游历在他金色的国度。没必要成为一名牧师，做一名老师是件很好的事。那些茫然的神色可能是内省的心性。年轻人可能曾围坐在远古的篝火前，坐立不安，一位长者正说着：学会这一点。他们当然是坐立不安的。他们的躯体正忙着让四肢抽条，让毛发生长，为繁衍做好准备。即使是这样，有时候她还是能感觉到教室里的一阵沉默比通常的沉默更有深意。她怎么会放弃了那种生活呢？她是为了什么放弃的呢？
即使在房子的鼎盛期，园子和灌木丛也不见得特别的像样。也不可能像样了，捉迷藏，还有槌球戏，羽毛球，棒球。“你们曾经有过的那些时光！”父亲说，仿佛如今稍稍的荒凉是盛大的游行过后留下来的彩纸屑和糖果纸。屋前有棵橡树，比这个街区和这个镇子都要老。橡树将树根旁的人行道拱成了碎石，又把数不清的枝条伸到了马路上，横跨了整个院子，枝条的周长比普通的树干还要粗。树干上有一段扭曲，这让橡树在他们眼里像是一位巨人托钵僧。父亲说如果他们能像上帝一样地，以地质计时看视万物，他们就会看到它跃出大地，面朝太阳，展开枝条，沉浸在作为爱荷华的一棵橡树的喜悦中。那些枝条上曾经挂过四架秋千，向全世界宣告他们家的人丁兴旺。橡树照样枝繁叶茂，当然苹果树、樱桃树和杏树，丁香、凌霄花和玉簪花，以前有现在也仍在。母亲种的鸢尾有几棵开了花。到了复活节，她和姐妹们仍旧能采来满怀的鲜花，父亲的双眼会闪烁着泪花，他会说：“呵，是啊，是啊。”像是她们带来了什么纪念品，这些花只是让人愉快地想起了别的花。
“格罗瑞，我想你得帮我一下。我原是等着自己稍微再镇定一下，可我想是做不到了。你要用把小刀。我们不想弄坏了那个回信地址。”
托洛茨基先生第二年种了土豆和南瓜，再接下去的一年种了玉米。乡下一个表亲的侄子过来帮他收割，后来就让那侄子使用土地。那侄子在角落造了一间小屋，带了妻子过来，他们又生了几个孩子。那块土地有了更多金盏花的花床，又多了一条拍动着的晾衣绳，天空下又搭起了一个屋顶来庇护人类的希望和脆弱。鲍顿一家默许了所有的占取。
“这是最好的房间了。布兰克太太说的。”他指了指窗子，“双向通风。我不懂。我觉得房间都挺好的。”他呵呵笑了起来。“嗯，这是幢好房子。”对父亲来说，这幢房子体现了他的生活总体上是受了福佑的。这一点显而易见，毋庸置疑，他也从来不曾否定过这一点，尤其是当他的福佑俯视着特别的悲痛之事时。母亲过世后，他提及房子时，愈发像在说一位老妻了。所有这些年，它因提供的每一处的妥帖舒适，每一处的宽厚恩惠，而显得美丽异常。这种美丽不是寻常的眼睛能够看得见的。它远远高出周围的房子，平坦的正面，扁平的屋顶，窗子上方有凸出的檐板。“意大利式的。”父亲说过，不过那只是猜测，或说是自我解释。不管怎样，即便有了门廊，它看上去也既朴素冷峻又做作讲究。门廊是父亲为了迎合当地人在炎夏夜晚相互走动的喜好在屋前搭建的，长满了一大丛凌霄花。这是一座好房子，父亲说。他的意思是尽管它外表怪拙，却有一颗仁爱的心。眼下园子和灌木丛杂乱不堪，他必定是知道的，尽管他很少走出门廊。
“嗯，那真是太好了。”他不带一丝信服地说，“你父亲今天下午愿不愿意见个访客呢？”
“多好的下午啊，”他说，“你好吗？你父亲呢？请坐吧。”
“他不会觉得不高兴的，爸爸。你一向都给别人寄些小额的支票的。”
埃姆斯说：“我知道你那个儿子要回家来了。”
于是他们鱼贯出了门，门在他们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夜色中，他们排着队回家，一边想弄明白听到的那些话。他们都同意那个女人是个疯子，她的丈夫也是。不过，报复的怒火在他们心里燃烧着。他们说到砸碎玻璃窗，给轮胎放气，挖一个坑，又大又隐蔽，邻居和他的拖拉机都会掉进去，坑底还有蜘蛛和毒蛇。等他呼救时，他们会放下一部横档已经被锯穿的梯子，他的体重一压就会断裂。呵，小一点的几个孩子幸灾乐祸地兴奋着，而几个大点的孩子在消化听到家人被如此羞辱却无法反驳这一事实。
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谁用这种方式说话。至少，从没有人用这种方式对他们说话，或是提到有关他们的事。为了充分明确自己的观点，她的双眼紧紧盯着他们。她的眼珠是浅蓝的，却闪动着让人不得怀疑的愤怒和正义。杰克笑了起来。
杰克哈哈大笑。他说：“没事了。我们回家吧。”
她说，“介意我看一下吗？”
她知道屋里必定有莎士比亚和狄更斯，马克·吐温也一定在哪个地方。吉卜林在卢克和泰迪房间的衣橱上。她终于问了父亲她爱看的书都上哪儿去了。他打了个电话，不到两个星期，从六个不同的地址送来了六箱书，全是好的旧书，还有几本严肃正经的新出的小说，《安德森维尔》《情天缘未了》《有价值的东西》。她把其中十本垒在一起放在收音机旁。目前她对自己的生活无法做什么决定，也不想去想自己的生活。她打开了《安德森维尔》。父亲告诉她，“写书的人来自爱荷华。我忘了是哪个城市。他现在有名气了。我忘了他的名字。”她知道是来自韦伯斯特城的麦金利·坎特。《安德森维尔》很长，出了名的悲伤。这部小说让大得梅因市悲痛不已。她决定要把这本书看完。她可以借此哭泣而不让父亲难受。
他说：“毫无疑问，你们得去道歉。”他的脸色几乎是严厉的，只有一点点的开心，一点点的满足。“你们还是去了结这件事吧，”他说。他们知道，自愿的道歉要比由受到伤害的一方胁迫的道歉效果更好。而且因为那个邻居是个急性子的人，相对正义的天平很容易就会向对方倾斜。于是他们五个沿路朝街区的另一头走去。路上杰克赶上了他们，和他们一起走去，好像赎罪必须包括他。
他们中年纪最大的丹尼尔说，“你不应该这么说话。你要是个男的，我就得揍你一顿了。”
她想，亲爱的主啊，如果他弄错了呢？如果这是因为渴望和年迈导致的错误呢？
埃姆斯到了后，两人把头凑在棋盘上。他们之间有那么多的笑话。有一次，他们还是神学院的学生时，走过一座桥，一边辩论着教义上的某一点。一阵风把父亲的帽子吹到河里去了，他卷起裤腿，跟着帽子蹚进了河里，一点儿都没追上，一边却还在辩论着，帽子随着流水漂走了。“我要辩赢了！”父亲说。
她想着他可能等着她离开，但是她不敢离开。他可能会失望，或者信的确是杰克写来的，但让人难受。那封信写自一间牢房，那里住着让人长期伤脑筋的人，还有最后快要被赦免的人。上帝保佑，写自监狱。他最好还是有个好点的理由，令老父情绪激荡吧。置老人于说不出口的失望，他最好还是有个好点的借口吧。哪怕是他死了。
她拿起信。信很轻，不会超过一张小纸片，装在一个写有圣路易斯的回信地址和邮戳的信封里。清晰优雅的一行小字写着“鲍顿牧师大人”。“我来拆开好吗？”
那些长大了的孩子，几乎所有人，都埋着头做她布置给他们的任何作业，即使他们的身体因为成人期的到来而变得别扭不安。命运像一剂慢性毒药渗入他们的血管、腺体和毛囊，使他们有了他们父母的模样，成了他们自己的陌生人。这里面带着股幽默，而这种幽默会让人对制造幽默的人提出疑问。
小时候，她把“秘密”和“神圣”两个词混淆了，实际上是合并作一词了。在教堂你连交头接耳也不行，有些词你永远不能说，有些事要等到你长大能理解了会解释给你听。她曾经强迫性地咬耳根，无论是在教堂里还是教堂外。她的姐姐们会说，这是一个秘密。你永远不能说出去。你答应永远也不说出去。在胸口画十字发誓。然后她们会在她耳边说一些毫无意义，或显而易见或完全不实的话，接下来的十来分钟里看着她受着这一心理负担的煎熬。有趣可笑之处在于她保守不了秘密，她会将别人告诉她的废话还记得些什么，遮着耳朵全传给第一个肯听的人。不过，“说了不得好死”和“如果我在醒来前死去”也在她的脑子里有了关联，她清楚得很自己一直没能信守诺言。有一次，她还太小不到上学年龄，而杰克该去上学却没去，她看到他在果园里，就走到他跟前，因着那已经无法再承受的恐惧哭泣着。他看了看她，微笑着说：“行了，小孩，长大吧。”然后他说：“你会不会去告我的密？你会不会让我惹上麻烦？”她没那么做。那是她保守的第一个秘密。在她看来那时她懂得了守信用，可能只是因为她到了年龄，又加上天性如此。可能在她的一生中，她从来没能真正地把秘密与神圣区分开来，过于看重圆通与谨慎了。或许，这一切说到底只是因为她是鲍顿家的人。
父亲摇了摇头。“我打了些电话。”就是这样子，海水分开了。“他们都说还是等到他想见他们的时候。和他们在一起时，他一向都不太自在。我觉得这是我的不是。当然啰，有格罗瑞在这儿帮忙好极了。”他说，想起了她也在场。于是，她去了客厅，坐在咕咕哝哝的收音机旁，填字谜游戏。她想，我在这儿，是好事吗？可能的确是这样。我得记着点儿不要生气。她提醒自己这一点是因为杰克很可能照样是很让人受不了的，而她的耐心已在别处消耗殆尽了。
什么东西都留存着的鲍顿一家，也保留了他们的土地，空空的牲口棚，无用的柴草棚，无人剪修的果园和没有马的牧场。在那片永远不变的童年的土地上，哥哥姐姐们能够也的确细细地记住了那些日子。他们各自都拥有记忆，不过更多时候是大家拼凑起来的记忆，他们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按个人分配开来。他们翻看着相片，温习着旧日时光，笑着乐着。父亲也非常的高兴。
她回到家，发现父亲已经写好了信，写上了地址，也封上了口。“嗯，我放了一张小支票，保险起见。如今旅行挺贵的。我希望这不会让他不高兴，不过我想这是强调我们很想见到他的一种方式。我想，总的说来这是个好主意。我把支票取出来，如果你觉得我应该——”
她说，“我们都挺好的。我只能待一小会儿。今天早上，父亲收到杰克寄来的一封信。他让我来告诉你。我是说，约翰尼。”
“哦，杰克写来的信。”
他正坐在门廊的秋千上看书，看到格罗瑞走来，就起了身，站着等她。谁过了十二岁，他都会给对方这种殷勤的尊重，对此她总是觉得很受用。这下尽管她尽力不去多心，但还是感觉到尊重里还含着点同情。他都知道了些什么，她尽量不去多想。
“别，亲爱的，很抱歉，不过还是我自己来好，万一里面有什么私隐的事。呃，他会感谢我们尊重他的私隐的。我不知道。至少他还活着。”他拭了拭眼睛。
“哦，”母亲说，“我希望你们没有失礼。”
“哎唷，”她说，“我道你是谁呢。小窃贼，小酒鬼！而你们的父亲还在告诉大家怎么生活！他真配有你这样的儿子！”接着又说，“为什么这么安静啊？难道你们从来没有听到过事实真相？”
“他说他一两个星期后来。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他陪她走在步行道上，去替她开门时，说道：“他最好还是不要期望太高。”他们都笑了起来。他说：“不过，对此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但是格罗瑞也有她自己的希望，也是挺大的——这次探望当真会成行，会很有意思，还有杰克不会再记得她是兄弟姐妹中最让人受不了的，最爱管闲事的，最不能相信的。他或许几乎都记不得她了，她这么想着，又希望真是这样。
她多年来假定的前“未婚夫”在一封信里告诉她，他知道欠她的分分毫毫。他记了一笔账。他一定是从一开始就记的，从他带她出去吃饭，然后发现自己忘记带皮夹开始。她想到这件事，脸红了。他说他的境况一有改善，就会把最后一分钱也都还清。他说，“把所有钱都还清，需要一点时间，因为总数挺大的。”是怎样可怕的、报复性的一点诚实让他对所有的“欠债”做了记录？她从来没有做过记账这类事，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类事，甚至也从来没觉得她是在送掉什么东西。现在这些都不要紧了，而曾经做过这样的傻瓜却是要紧的。在那封信里，他说道：“如果我看似误导了你，我很抱歉。”她不想让自己记起那些在简朴的生活中找到的孤独的愉悦，甚至是以摒弃物质和省吃俭用为乐。这有时候成就了——是什么呢？——普通的快乐。那种她路经街上的小食店时，看到的快乐。
“我想是挺不容易的。想明白能期待什么，杰克从来不是个靠得住的人。”
“得，我笑得太厉害了，没坚持跟你辩下去呢。”帽子最终钩在了一根断枝上，这就是整个故事，但这个故事总是让他们大笑起来。他们曾经非常年轻，而现在却是老态龙钟；他们原本一天又一天都是同一个模样，不知怎么，近了尾声时，全变样了。似乎这就是好笑的地方。以一种平静的友爱的方式，他们研读着对方。
他们走进自家的厨房。母亲和父亲都在那儿，等着听他们的汇报。他们告诉父母他们没有和男人说话，但是女人朝他们大吼大叫，还叫父亲是神父。
有一次，鲍顿家较小的六个孩子中的五个——杰克在别的地方——在嫩苜蓿地里玩狐入鹅群的游戏。这游戏并不好玩，大家却非得玩到头。美丽的苜蓿绿如蓝，汁液饱满得即使在午时也有一小朵轻雾停在小小的叶子上。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对报复的渴望，直到丹跑进了地里去捡棒球，泰迪跟在了他后面，随后的是霍普、格雷西和格罗瑞。不知谁大叫一声“狐入鹅群”，他们跑出了个大圆圈，再斜穿着来回跑，跑得气喘吁吁。苜蓿在他们的脚下折断了，断得如此的美丽，美得都令他们后悔自己的行为造成的伤害了，但他们还继续跑着。他们在植物的浆汁里打着滑摔倒在地，膝盖手掌都弄脏了。终于，在他们的心里，对自己闯了大祸的这一认识压过了报复的满足感。他们继续玩闹着，直到被叫去吃晚饭。看到他们排着队走进厨房，浑身散发着孩子的汗味和压烂的苜蓿的气味，母亲的嗓子里迸出一声尖叫，叫道：“罗伯特，快来看！”
“我相信字迹挺清楚的。我想地址是够清楚了。”他说，“写地址时，我的手抖了好一阵子，我担心过这事呢，我该让你看一看的。希望他能看清我写的。”
不过没事，他们没有把他关进监狱。杰克站在父亲的身旁，又道了一回歉，答应每天早上扫市政厅的台阶，扫上一星期。每天早上，他确是早早地离开了家。落叶和槭树的翅果在市政厅前堆积着。一个星期过去了，镇长把它们清扫掉了。没事儿。父亲总是会替他说情的。父亲是他的父亲这一点总是让说情没什么必要。那个孩子会道歉，流利得像鲍顿家其他任何人说使徒信经一样。
“没事的。”她说。不过她知道，他并不想听充分、全面、令人信服的保证。如果他失望了，杰克没有回家，他可以告诉自己是自己的错，承担所有的怨苦，一点都不责怪他那不像话的儿子。为任何一个孩子，他都会这么做的。她知道他为她这么做过。只是为了杰克，他一直都设计动用最佳的——该叫什么呢？——挽救的谋略。他以前常说：“那个孩子可真的让我跪地不起一直祷告呢！”他似乎已经说服了自己这只是又一桩幸事。
她点点头。“你们踩坏了苜蓿地。我知道了，他也知道了。我去告诉他你们来了。”她往楼上喊话，用的可能是一种外语，听了一分钟也没什么声响，又回过头来和他们说话。“破坏是件很可耻的事，”她说，“没有理由的破坏。”
“啊，是你哥哥寄来的信！你当然想看一看啰！我考虑得真不周到！”
“我得知道啊，”父亲说，“为他好。”于是，他们告发坏小子兄弟。坏小子也知道，又气恼又暗暗地觉得有趣。他让他们知道他的行径，又误导他们，让他们紧张疑心，觉得非得告诉父亲他们的疑虑，免得父亲又得应对治安官。他们不是那类喜欢传话的孩子。事实上，他们之间是严格信守不相互告发的，对杰克的例外只是因为他们不敢不那样做。“他们会把他投进监狱吗？”镇长的儿子在他们家的牲口棚里找到自己的猎枪时，他们忧心忡忡地相互询问着。早知道他们可以把猎枪还回去，免得父亲又受惊又受辱。至少，事先知道一点，他就能镇定一下，受到的刺激会比那单纯的惊恐少一些。
格罗瑞回家后的几个星期里，她和父亲习惯了一种算是过得去的生活。比父亲年长几岁的管家布兰克太太知道自己离开后牧师会得到妥善照顾，就高兴地退休了。邻居和教区居民对父亲惯常的关注减少了，要有也是暗中的。格罗瑞能够感觉到这中止简直如同奇迹，而又短暂，像是给了某个信号，海水分开，水往后退成了墙垣。小时候，有一次姐姐格雷西坐在晚餐桌边琢磨着，说她不明白这事儿怎么可能发生，水就那样竖立着不动，把这个问题已经反复思考过的格罗瑞回答说，那会像是色拉冻。她的意思不是想解释奇迹，只是描述奇迹的效果。但餐桌上的每个人都笑她了，杰克也笑她了。格罗瑞有时候觉得杰克比其他几个对她的年幼更多些同情。因此她注意到，也记住了他的笑。他们尽可以笑，但在她看来，将手指戳进一堵停止不动的水墙与戳进一堆模塑做成的色拉不可能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作为牧师的女儿，把手指戳进色拉冻这事儿她有许多机会做。她不止一次地被当场抓住。但是她猜想那么多以色列人或埃及人中必定有一个做了同样的试验，在那样的情形中碰到一条鱼和碰到一片香蕉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回忆起来这件事多奇怪啊。想起这事是因为她回家来了。
他们耸耸肩，相互看看。格雷西说：“我们只是站在那儿。”
但是，在那些日子里，他们的生活是公之于众的，在她看来，他们还是承认了这事好，别人终归会知道的。她没什么理由觉得父母会有别的打算，不过她觉得，通过让他们来担心她，她可能促成了他们这样去做。他们俩都坚定地相信榜样的力量。这会是道德指教极好的现身说法。他们的行为必须与他们的信仰一致。他们必须考虑信仰应用于当前所有的方方面面。是啊！她看着父亲鼓起了勇气。“主待我不薄！”他说，提醒自己也相应地承担极大的责任，事实上那责任是大得无边无际。这个想法总是让他很振奋。杰克将他的车钥匙留在了钢琴上，坐火车回大学去了。她差不多到了可以开车的年龄了，而且她相当肯定自己知道汽车是怎么开的。于是她带了父亲去乡下看那个婴儿。想起那时她有多开心，却正好是父亲最哀痛的时候，这让她心里不安。
那些日子，杰克做了父母有生以来可能知道的那件最丢脸的事。父母注意观察着她，为她担心，他们对她的感受关注的严肃程度让她很感兴趣。那时候她的感情还没怎么经受考验。她正要进入在那安静的地方安宁的生活的第十六个年头，这不过意味着她的爱好和信仰简单而强大。爱好和信仰协力合作，像是寓言中的人物。真理必须是强健的，忠诚必须是绝对的，慷慨必须是毫不吝啬的，而外表和惯俗是巨人伪善的孩子，必须让他们逃亡无归。她还没时间或机会对忠诚或是慷慨的含义做更多的思考。有父母的保护，她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比如，杰克怎么会有了个孩子。在她看来这是件挺让人高兴的事，尽管这个看法她藏在心里没有说。就这件事而言，她从书上也从零星的传言中了解到，自己如此简单地看待这件事是不对的。她的父母真的该是这世上最不会为了孙儿的诞生而痛哭悲泣窃窃私语的人，她知道自己得找出法子来体谅他们的悲伤。那么多事从来没有对她有过解释。他们是那样的家庭：需要知道的事由哥哥传给弟弟，姐姐传给妹妹。尽管有免不了的错误和添油加醋，大多数的事这样的方法已经够用。可是当格雷西离家和霍普一起在明尼阿波利斯生活时，传递的链条就中断了，而父母那么长时间以来一直依赖孩子之间相互传递这一惊人的信息。
她把信放在桌子上，老人把手放在了信的旁边。不时地，他把信侧起来看看上面的字迹，再看看邮戳。“是的，是杰克寄来的，没错。来自杰克的信。”
“回家住下了，格罗瑞！太好了！”她的父亲嚷嚷道，而她的心却沉了下去。想到她回家，他努力感受到一星点的欢喜，但双眼却因为对她的怜惜潮湿了。“这次住上一段时间！”他修正了一下说。他先把拐杖换到力量弱些的那只手上，再从她的手里接过行李包。上帝啊，她想，天主啊。这些天她的祷告，其实是惊叹的呼号，都是这么开头结束的。她的父亲怎么会如此虚弱？他怎么可以不顾危险，非得做到自己心目中的绅士？主啊，他把拐杖挂在楼梯的扶手上，为的是能帮她把行李包拎到她的房间里。不过他真的把它们拎上了楼，然后靠在门边，缓过气来。
每年春天，那个身为不可知论者的邻居坐在他借来的拖拉机上，挺着背端着肩，像是随时准备接受挑战。尽管他并不喜欢交际，他还是像个无所隐藏、坦坦荡荡的人，热心地与过路行人打招呼。他可能是想让鲍顿牧师知道，也让牧师知道整个镇子都知道，他正在侵用牧师的土地。基督徒正是靠这类行为借以提升自己的灵魂，因为他们若遵从自己的祷告的话，他们得原谅那些亏负他们的人。
她很容易哭。这并不是说她感受到的要比其他人来得更深刻。当然也不是说她是脆弱的或是多愁善感的，不是说她随时准备打开泪水的闸门来宣泄作为家中老小所受的忽略。她四岁的时候，为了广播剧中一条狗的死哭了三天。每次她流一点泪，哥哥姐姐们就记起来她曾是怎样为“海蒂”、“小鹿斑比”和“林中的小孩”哭泣过。他们已经给她读过许多遍了。好像除了惹得孩子伤心流泪，这些故事没什么其他意义了。真挺惹人烦的，但没办法对付。她学会了保持脸部不动，这样从远处看不一定看得出她在流泪，后来他们玩了个小游戏，专门逮住她那样子的时候——哭鼻子了，他们说。哈，哭鼻子了。她想大自然要是能让感情的宣泄通过手掌甚或是脚跟，那该是多么体贴人心啊。
她应道：“是的，听你们兄弟的话。他认识治安官呢！”
成了战场的那块土地，如果邻居没有耕作的话，原本也是不会被利用的，再说种植苜蓿也有利土壤。可笑的是——或许也是事实，邻居似乎没有工作，也反对金钱交易关系。他将庄稼捐给了一位乡下的表亲，那人回礼赠给他一笔钱。不管怎样，父亲怎么也没法说服自己去提出抗议。更何况邻居是个不可知论者，很可能正一心想找个道德伦理上的话题争论一番。那次，父亲想阻止镇上穿过他家的土地铺路。他没什么好的理由，只不过是他的父亲和祖父如果在世，都会反对这件事。经历了那次尴尬之后，父亲似乎觉得他不能在这类的争论中再失败一次了。他醒悟到这一点是在一个漫漫长夜，也没有再细细想一想，他对自己的正义立场的信心像薄雾似的散尽了。就是在那一刻，晚上十点稍微过一点儿，他醒悟过来了，接着是黎明之前的七小时。他的事到了白天看起来也没好多少，于是他写了封信给镇长，简单而有尊严，一字不提“一毛不拔的伪君子”这一说法——他是在结束了一段自认为挺愉快的谈话走开后，觉得听到了镇长在他背后这么咕哝的。吃晚饭时，他把这事告诉给所有的孩子听，而且不止一次地在讲道时作为例子引用，因为他的确真诚地相信，当上帝给他道德上的指示时，不仅仅为他一人所用。
泰迪说：“这是我们的土地。我是说，我父亲拥有这块土地。”
可是呢，晚上却漫长难熬。我三十八岁了，吃好晚饭，她会一边收拾，一边跟自己说。我有个硕士学位。我在高中教了十三年英语。我是个好老师。自己的人生，我都做了些什么呢？这人生都成了什么样呢？像是做了一个长大成人的梦，醒了过来，仍旧在父母的屋子里。当然，朴素而庄重的衣服挂在她的衣柜里，适宜在课堂上穿着。还有另一个人生里的开襟外套和低跟鞋。没理由不穿这些衣物。
她找到了一把削皮刀，把信封割了开来，取出一张折叠的纸片，递给了他。他清了清嗓子。“好。”他说。他找到了腿上的手帕，把它放在了桌子上。“我们来看看他要说些什么，”他打开信看了起来，“嗯，他说他要回家来。他写在这儿，‘亲爱的父亲，我过一两个星期来基列。如果没有不方便的话，我会住上一阵子。杰克敬上。’不方便！多荒谬呀！我们要写信绐他。我自己来写，不过我得先休息一会儿。我想这会儿我笔也握不住。”他大笑起来。“多不寻常的一天哪！”他说，“对自己会不会活着见到这一天，我一直都不是很确信的。”她帮父亲在卧室的椅子上坐下来，脱去了他的鞋子，在他身上盖了条毯子。她亲了亲他的额头，他的手里一直攥着信。他说：“埃姆斯会想知道这事的。”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他写了封信来。”
“哈！不错，你们这些好基督徒，进入我的屋子，来武力威胁！我要向治安官报告。没什么正义可言啊，在美国也一样！”她又一次挥起了小拳头。
又一阵沉默。“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有没有说为什么回来？”
“兄弟姐妹也都来吗？”
鲍顿家的土地在另一幢房子背后。那幢房子位于绵延两条街区的宽阔地带上，小镇人口增加，扩张成了街区。有个邻居——他们仍旧叫他托洛茨基先生，是因为当时从大学回家的卢克这么叫他的——有好些年，在鲍顿家一半的土地上种了苜蓿。有时候父亲想找到合适的词来表达他对这件事的不满。“要是他能问我一下就好了。”他说。当时她还太小，没法理解苜蓿暴动事件。等她到了大学，才开始明白老故事其实是在别处已经熊熊燃烧过的余火的一点点动静和烟雾。想到基列是她读到的全世界的一部分，这让她高兴。她真希望自己认识托洛茨基先生和他的妻子。不过，她大二结束时，尽管他们年纪挺大了，也还是出于一时的愤慨离开了基列，将基列留给它的蠢行，但没人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
现在大家都成人了，他们认真地安排在节假日聚在一起。自小时候起，格罗瑞都有好些年没见到屋子空荡荡静悄悄了。即使在其他孩子都上学去时，家里还有母亲在，而且父亲也仍有精力在屋子里来回走动，哼哼歌，嘟哝嘟哝，搞出些声响来。“我搞不懂他为什么关门要这么响！”父亲出门去料理一些教区的事或是和埃姆斯玩象棋时，母亲会这么说，他几乎是跳跃着走下了台阶。杰克和那个女孩以及她的小娃娃的事让他震惊，让他气急，但他仍旧是相当的健康，信心十足。后来，虚弱的身体终于把他压垮了，母亲也过世了。那之后，也仍旧有一大家子人，那些表兄弟姐妹嬉笑玩闹、吵吵嚷嚷不时地转移打断大人的谈话，她也免去了被人询问近况的烦恼。她还在教书，还订着婚，准备结婚，是呀，漫长的订婚最好了。有两次未婚夫还真和她一起回了家，和他们握了一圈手，在他们得体的审视下微笑着。他到过他们家了。他只能逗留一会儿，但他见过父亲，而父亲也说挺喜欢他的，这稍稍减轻了一点疑心。他们的、她自己的疑心。这下她单独和可怜的老爸在一起，悲伤的老爸。他的肩头，基列长老会二十岁以上的人大多曾伏在上面哭泣过。没必要说什么，也没指望能隐瞒什么。
“唔，是吧。你父亲怎么面对这个消息的？”
不过，格罗瑞的观点之所以对他们来说却有权威性，正是因为它是天真的。毕竟，小婴儿是上帝赠予的最好的礼物。父亲每次给婴儿洗礼都说这句话。如果杰克对婴儿的母亲做了丢脸的事——“她还那么小，那么小！”父亲咕哝着——但不能改变婴儿是他们家的这一基本事实，应该受到欢迎和拥抱。格罗瑞真搞不明白，父母面对当时那种情形时的主要反应为什么会是苦恼。那女孩不会比格罗瑞自己小许多，而她很肯定自己不会介意有个宝宝的。那时候，她因为孤独和年轻而愚钝无知，她也远远不能理解为什么父亲会觉得整件事中有傲慢，或是残酷。也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带着如此的痛苦来强调这两个词。男孩子都在家的每个礼拜日，父亲会站在教堂的前端，等着座位陆续坐满了。她的哥哥们会鱼贯而入，三个哥哥，父亲会再多等一会儿，注视着门口，往楼厅瞄一眼。然后，他侧向一边垂下了头，一个交集了遗憾和原谅的姿势。有时候，极少几次，他点点头微微一笑，他们就知道了杰克在那儿，而讲道也会是关于欢欣和上帝的仁慈，不管引用的经文是什么。她从来没有听到过父亲说如此严厉的词——残酷！傲慢！——她也从来没看到过他连着几天闷闷不乐，喃喃自语，像是在接受有一些越轨的行为是常人无法原谅的这一事实。多少次她的脑海中出现了那几个同样严厉却不得不说的词。
如果她是个男人，她可能会选择做牧师。这会让父亲高兴的。卢克走了父亲的路，但只是在丹显然不会做牧师之后。那时杰克还是杰克，而泰迪太小了，承担不了任何人的希望，尽管他很愿意尽力去做。她似乎一向都很明白，在父亲眼里，世上重要的工作是男人的事，是文雅严肃的男人的事。他们精通《圣经》经文，做祷告时言语动人，或者至少是在某个过得去的受人尊敬的教派被授予了圣职。他们是终极事务的管理人。女人是二等的生物，不管她们有多么虔诚，多么受到宠爱，多么受到尊敬。这不是父亲会告诉她的事。是霍普告诉她的，牧师只能是也总是男人，只有艾梅·森普尔·麦克弗森这么一个例外，而她这一个例子恰恰证实了规则。不过霍普告诉她之前，她就知道了是怎么问事。没有哪个聪明的孩子会不知道。她读书教书的那些年头，这些都没什么关系。可是现在，在任何一个午夜时分，这是她感受到的孤独的一部分，好像万事本可以有另一模样的感觉就是一团可触摸的漆黑。看得见的黑暗。弥尔顿说的。
泰迪说，“我们是来道歉的。”
父亲的眼睛刺痛了一下。他说：“她这么说了？喔，她那样说真是太好了。我一定会感谢她。我希望自己确实配得上有你，杰克。当然，也配得上你们所有人。”他那不倦不弃的温柔，杰克面对那样的温柔时是无以揣摩的静默。
“很有礼貌。是这样子。他像是给陌生人写信呢。不过，我这是在挑刺了。”
父亲一直处于一种明显的恼怒中，直到那些苜蓿都收割完了，但他还是心甘情愿地让了步。他知道邻居是当着大家的面在羞辱他，一年又一年，播种和收割的季节，不仅仅是让人们记着他对铺路一事考虑不周的反对，而且是在小小的程度上，报复了整部宗教伪善的历史。在那个持不可知论的邻居眼里，宗教的伪善也是部没有间断的历史。
“我想他很愿意的。”
那些年之后，他们对父亲很关注，一部分原因是他们都记挂着他的悲痛。他们之间也非常友善，会嬉闹，喜欢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喜欢翻看老照片，父亲会呵呵笑着说：“没错，没错，你们都挺顽皮的。”所有这些，因为心里的歉疚，更像是有这么回事了；如果不是歉疚，那也是一种近乎负罪感的悲伤。她那些规矩、善良又开朗的哥哥姐姐们是自觉自愿的规矩、善良和开朗，谁都看得见。甚至当他们还小时，他们事实上也都是好孩子，但这么做也是为了让别人这么想。这其中有点令人不安的类似虚伪的成分，虽说这只是为了弥补杰克的过失。他坏得如此昭然若揭，给整个家庭蒙上了一层阴影。父亲能指望他们有多快乐，他们就有多快乐，甚至还更快乐一点。如此尽情地玩乐！父亲一直笑着与他们同乐，和他们一起听着留声机跳舞，和他们一起围着钢琴唱歌。他们是如此美好的一个家庭！而杰克若是在家，会在一旁微笑着观看，却从不参与。
为什么这幢坚固直耸的房子让她觉得如此的荒弃，如此令人心碎？境由心生，她想。父亲的孩子中有七个会尽量多多回家，他们打电话，寄来短信礼物，一筐筐的葡萄柚。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旦能握住蜡笔，会在地上爬，就被大人教育要记住祖父，然后是曾祖父。要不是新的牧师暗示了这个问题，教区居民和他们的儿女孙辈对父亲的忠诚会耗尽他的精力。还有埃姆斯，父亲的知交。这些年来，父亲对他什么都说，毫无保留，他简直成了所有孩子的第二个父亲，尤其是埃姆斯对他们的了解令他们不自在了。有时候孩子们让父亲许诺对谁也不要说，他知道他们说的是埃姆斯牧师。他谨慎得很，不会泄密，只除了在埃姆斯空荡荡的单身汉的厨房里。他们猜测，在那个告解室似的地方，所有的顾虑都被忽略了。还有什么是父亲不会说的呢？他们是怎样告发杰克的，告诉他杰克的所说所为，或是杰克意欲做什么。
下午他坐在门廊上时，她就在园子里干活。那些时光度过得很愉快。她把自己能翻松的地块清理干净，可以种豌豆和生菜。
现在，厨房的窗台上有天竺葵；厨房的窗帘洁白挺括，蕴含着类似欢快的东西。沿步行道新种了花花草草。鲍顿家的人都来参加过埃姆斯的婚礼，当然杰克没来。这是父亲主持的最后一个婚礼，他说，这也是所有婚礼中最令他开心的。他又松口了几次，为特别喜欢的六七对情侣主持了婚礼。他原指望替格罗瑞主持婚礼的，但她一冲动写了一封信来解释，只是为了将事情解决，他们此前去过治安法官那儿了。除自己的孙辈之外，父亲也主持过几次洗礼。不过，他仍旧把埃姆斯的婚礼作为自己牧师生涯的高潮。莱拉，这个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新娘，穿着黄色缎子的套装，戴着无边平顶的筒帽，站在那儿稍稍带着点尴尬地微笑着，耐着性子任他们拍照，迁就着他们。她的臂弯里全是她自己种自己采的玫瑰——她的玫瑰是她特别的骄傲。她拒绝把花束抛出去，这事儿他们到现在还在调笑她。一如他的牧师住宅，老埃姆斯像是没有变化却换上了新貌。现在他不单单是像个父亲，而且当上了父亲，对妻子彬彬有礼又随侍左右。而她似乎一向明白他对她的礼貌周全，对此既感动又哭笑不得。
于是，他打过盹，做过祷告，镇定了下来，撇开不满和疑虑，忍受了期望的痛苦，在他总体说来受到福佑的生活里找到根基，为了获得一个兼具英雄和父亲的优雅的姿态，或许还避开了一部分神志在巨大的情感冲击下几近分裂的危险——父亲的沉默向来不单纯是沉默。当父亲做着这些事时，格罗瑞走去了埃姆斯家。
他们敲了敲棕色小房子的门，邻居的妻子来开了门。她像是挺高兴见到他们，一点都不奇怪。她招呼他们进了屋，带着一丝抱歉提到在烧的卷心菜的气味。屋子的摆设极少，堆满了书、杂志和小册子。虽说夫妻俩在那儿已经住了好些年了，家里的布置还是带着股临时凑合的味道。墙上钉着些相片，相片上是些大胡子板着脸的男人和头发凌乱戴着无框眼镜的女人。
是回到家让她想起了这些事，是独自一人待在那片静寂中，或是坐在那台惹人烦的收音机旁看书——书是她从几百本旧书里挑出来的，还算是能勉强一读的。那么多书架书柜让陈设过多的房间变得更窄了。当然有《马刀舞曲》和《1812序曲》。这里是加布里埃尔·希特播报新闻。父亲不时地会有兴趣来下一盘棋或玩一盘大富翁游戏。他是为了她玩的。小时候，她得了水痘、麻疹、腮腺炎或是感冒，不能出门，躺在床上，父亲会带着一包薄荷糖、一瓶姜汁汽水还有一副大富翁游戏棋来看她，和她又笑又闹地短短地玩一盘。他从袖子里抽出“出狱卡”，把筹码丢到床罩下面，却在她的耳朵后找到了。现在他会不时地为了她耍耍赖。他会偷偷地在“海滨甬道”一格前停下来，虽然他有足够的钱把它买下来，而且早已买下了“公园寓所”。这让她很伤心。银行的事同样地也不能相信他。
“我相信他只是出于礼貌才这么说的。”
这个地方的样子总是一成不变，但清扫过了，打理过了。房子是按照那一带随便一处普通农舍的样式建造的。除了纺锤形的门廊柱子和栏杆，没有什么装饰性的东西。在她童年时期的那些岁月里，老埃姆斯像是住在二楼的书房里。晚上她总是会看到那扇窗子亮着灯光。白天，她被派去给他送一张便条或是一本书。她站在厨房里，等着他听到她的叫声，写完或读完手头的一段文章，走下楼来。厨房闻起来有股干净的味道，从来没人使用，油地毡上像是升起了一股香精味儿，弥漫在闲置的灶台和空无一物的食品储藏室之间。
父亲脸上微微的满足感证实了他们所惧怕的——他看到了展示基督徒谦卑的机会。以这样一种毫不含糊的谦卑态度，邻居感到的只能是一种谴责。
接下来的一天，邮件到了，一两张账单，霍普写给她的一封短信，还有一封写给父亲的信。他走进厨房倒了杯水。“这封信是杰克寄来的，”他说，“我认识他的笔迹。这是他的笔迹。”他坐下来，把信放在面前的桌上。“可真出乎意料，”他轻轻地哑着嗓子说。随后他一动也不动，简直让她担心他可能中了什么魔法，中了风。不过他只是在祷告。他伸出一只手，搁在信封的一角上。“我想我可能需要一条手帕，格罗瑞，麻烦你帮我去拿条手帕，在右手最上面的那个抽屉里。”手帕就在那儿，整整齐齐的一沓，大而厚。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条漂亮的手帕，因为他们这个职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得上手帕。她给他取了一条，他拿手帕擦了擦脸。“我们知道他还活着。这可是挺重要的。”
每天她清扫整理——挺轻松的活儿，因为屋子几乎是没人居住的。父亲为了舒适一点提出的小小要求，她都一一满足。他坐在窗边，他坐在门廊上，他吃苏打饼干，喝牛奶，仔细读日报和《星期六晚报》。她也看报纸，还有其他能找到的随便什么东西。有时候，收音机里有歌剧和广播剧，或者她只是想听到人的声音时，就听听收音机。老旧的大收音机变得热烘烘的，散发出类似发臭的生发水的气味，让她想起一个紧张不安的推销商。要是她走开，收音机还会发出一阵闷闷的哔哔剥剥的声响。这是那类坏的伴侣，孤独时聊胜于无的。不相配的一对走在一起，不幸的婚姻还在继续，是同样的道理。收音机没完没了地播放《野蜂乱舞》和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为了安抚收音机，她看书的时候就坐在旁边。她甚至想到开始做些针线活，或许再试试编织，大一点简单一点的东西。最早尝试的是一件婴儿穿的毛衣和一顶婴儿帽。什么都没织出来。这倒让她母亲担忧了。她说：“格罗瑞，你凡事都太上心了。”他们总是这么说她的。霍普是宁静安详的，卢克是宽宏大量的，泰迪是聪颖出色的，杰克就是杰克，格雷西有音乐天赋，格罗瑞万事都会上心。她真希望他们能告诉她怎么才能不上心，还有什么其他她该去做的事。
她有时候做梦自己回到了学校。她是假装在讲课的孩子，或是一个尴尬地认识到自己变成了孩子的老师。在这两种梦里，她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绝望地信口胡诌着。她感觉到教室里嘿嘿的笑声和不满怨恨，窃窃私语和怪怪的神色。学生都走了出去，理也不理她，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让他们留下来。这般的羞辱！在笑声和储物柜砰砰的响声中，她大声地叫嚷着，把自己叫醒在暗沉沉的基列。要比在得梅因醒来好一点。在那儿，她知道早上又得去教室。她的梦提醒着自己并不全然喜欢教书，尽管在白天，她以为自己是喜欢的。她醒来后心里感到的刺痛，怀疑生活不在她的掌控中的恐慌，不是骗局也不是失败，不全然是——那是一阵短暂的苦恼，她可以打开灯看一会书而把这苦恼搁下的。过去她经常问自己，我还希望有什么呢？但她总是不相信那个问题，因为她知道自己经历有限，而这妨碍了她了解还希望有什么。
这下她回来住了，镇子看起来不一样了。她完全习惯了把基列当作怀旧的对象和背景。只有杰克除外，所有的哥哥姐姐都喜欢回家来，而他们也很乐意再次离开。旧地旧时的故事于他们是如此的亲切，而他们又离得有多远，散落在四方。留在旧地的昔日，是件非常美妙的东西。但现在她回来了，照父亲的说法，住下了，却让记忆变得可怕起来。任记忆越过界限朝这头蔓延过来，成了现时，可能也成了未来——他们都知道，这是件令人痛惜的事。想到他们的怜悯，她心里难受极了。
她亲了亲他的脸颊。“我到邮局把信寄了。”
“嗯，我只是担心他可能不记得，呃，我的一些怪癖了。我该等着你来，看一看我写的信。我只是想着我们希望尽早寄出去。他等着回信呢。如果没有‘不方便’。瞧他说的！我们自然不想让他为这点担心！”
她父母以自己的方式和她一样十足天真。但他们出于实际的考虑，将天真搁置一边。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天真不可相信，而是因为他们更愿意把活在这世上当成一种协议而非冲突来接受，虽说这本身不是一种理想状态。经验告诉他们真理有尖而硬的棱角，可能会与仁善有极大的不一致。他们也认识到了，即使最高尚的事，过分的投入看起来是——或许就是——伪善的。有一点足以衡量是否过分，就是那种烦恼的神色，再由他们自己的一阵子尴尬来证实。那就是说，越线过头了。罪孽最深重的人愿意把一个笑话、几个自嘲的词作为道歉，他们从中看到了上帝的仁慈。这一点，尤其是父亲这位道德谨严但也随和友善的人学会了衷心地欣赏。没错，牧师的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危险，父亲对这些事都清楚得很。格罗瑞有着一个正直的孩子的极其严格的是非尺度。父亲的妥协，不管大大小小，是否事出有因，她都注意到也思考过了。她发现自己在一幢突然安静下来的房子里，只有父母可考虑之后，这是给她带来的一部分影响。
但是到了三十八岁，她仍旧对乡村歌曲和人情味重的故事存有戒心。事实上她对某些想法某些记忆都有戒心，因为父亲受不了她不高兴。他看到她有不高兴的迹象，脸就沉了下来。因此她不允许自己陷入默默的忧伤中，尽管有时候她很想那么做。这会让父亲难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