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学校终于筹够资金可以开工之际，“人民公园”已经成了天天有活动的世间小乐园了。时任加州州长的里根（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要比温吞的大学校长强硬多了，他认定这是一群占领了公地的暴民，并且指责加大伯克利分校变成了“共产党同路人与性恋态的避风港”。1969年5月15日星期四，后来的美国学运史称作“血腥星期四”的这一天，里根下令军警开入校园，驱赶“暴徒”，结果有100多人受伤，一个并非示威者的学生中枪死亡，一位无辜木匠永久失明。接下来的几天之内，里根更是宣布伯克利进入紧急状态，实施宵禁。5月30日，只有10万人口的伯克利有3万人不理当局警告，参加了殉难学生的纪念集会，他们的口号是“让一千座公园绽放”。
所谓杂乱，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既然是学生与周边社群可以自由使用的空间，表面的无序是必然的。国外大学不知有多少类似的角落，柱子和墙上贴满了一层又一层的大海报小广告，但它们非但不会破坏大学的形象，反而成了大学风格的一部分。至于“商业化”一说，就更是可笑了。大学向商业靠拢，不只是北大独有的问题，是蔓延全球的现象（也有人认为是瘟疫）。如今的北大，最商业化的地方不是“三角地”，而是一幢幢挂上了企业名号的建筑，“学企合作”的计划，在外挂职赚大钱的教授，及无心向学专业打工的学生。到处贴满了商业广告的“三角地”不是病因，而是病症。校方不只无力阻止商业浪潮的大势，甚至还主动构思种种“创收”方案，如今却指责“三角地”铜臭味太浓，这岂不是本末倒置？
如果说网络论坛早已代替了“三角地”的旧角色，本来也是不争的事实。可是失去了原有功能的“三角地”难道就不能是个有历史意义的地标吗？伦敦的海德公园也早就不再是个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论坛了，伦敦市政当局怎么又不禁止市民再抬肥皂箱进去发表演说呢？
拆了“三角地”，换上电子布告板，这个行动最大的象征意义，就是用一个由上而下的校方宣传渠道代替了由下而上的学生发声平台。
这块地方是学校拥有,本打算用作停车场的。但到了1969年4月20日,几百个学生和当地市民响应一份地下小报的呼吁,自己带来了草皮、花朵和树苗，要把它变成“人民的公园”。那是全球青年反抗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的高潮岁月，对伯克利的学生和附近的居民而言，一个完全由人民自己建造自己维持，可以在里面睡觉、闲聊、野餐、唱歌、跳舞、演说和集会的自由交流空间,要比一片灰色的停车场有趣得多。
也许，这就是北大想要彰告世人的新形象了。
原题为“人民公园还在，但三角地没了”，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11月25日
我第一次去北大，心里的头号景点不是未名湖，而是“三角地”。本来一般香港人是不会太在意这块小地方的，说不定连听都还没听过呢。但这里正是当年北大学生集会的重地，多少思想界精英，多少学生领袖曾经在此慷慨陈辞；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又有多少激荡思潮的标语和文章在此张贴，多少猛烈的论辩在此发生呢？“三角地”是北京大学迁入燕园后，展开它现代旅程之后最重要的象征之一，它代表了一座大学应该具有的自由、开放和观念交锋的本色。又由于这里是北大，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中央，所以“三角地”不只是北大的，更是中国的。其意义相当于加大伯克利分校的“人民公园”，值得保留下来，成为一座文化的纪念碑。
然而，北大校方最近却以它太过杂乱太过商业化为理由把它拆除了，怕它影响学校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先进的电子布告板。
1992年，我首次参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人民公园”朝圣。那时的“人民公园”已经和电影、照片里所见大不相同了，一片绿草就与一般的北美公园无异，除了有几个不知是老嬉皮还是流浪汉的男子躺在上头。路灯的柱身上贴满各式各样布告，固然有学生活动的宣传海报，也不乏租房家教一类的小广告。“人民公园”似乎只剩下了名字，再不见当年风起云涌的盛况。
“人民公园”终于还是保留下来了，和加大伯克利分校一起载入美国自由派的史册，成为火红年代的象征。尽管新一代的学生已经不再觉得它有什么了不起，尽管它早已失去自由交流的公共空间的实际价值（虽然还有零星的演说和集会）；但不论是如今负责管理它的市政当局，还是校方，都不会想到要毁弃它，更不可能搬走后来市民自发摆放的纪念碑。因为“人民公园”不只是个具体的公园，还是学校自由精神与当地社群的象征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