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下来，这些社区的房子日久失修，更呈一片破败景象,所以它们早就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已故法国社会学大师布迪尔(Pierre Bourdieu)曾率领一群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大规模的质性研究，探讨法国的“社会苦难”(Social Suffering)问题，其中不少受难的案例就是来自这些cites。
经济发展兴旺的时候，问题还没那么严重；不过当法国经济表现迟缓，右倾政策抬头，原来的移民就会突然面临身分降级，变成了二等公民。布迪尔采访过的一对葡萄牙移民夫妇，尤其能够说明问题。这对夫妇在1970年代来到法国，男的当建筑工人，女的做家务助理(葡萄牙移民亦是法国移民大宗，家庭佣工则是葡裔妇女在法国的热门工种)，二人克勤克俭，每日工作14小时。多年之后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过着不错的日子。由于丈夫是个很好的足球员，所以公余还在地方上教孩子踢球；而太太因为工作的关系，也结识了一些对他们友善的法国中产家庭。至此为止，一切十分美好。丈夫甚至说﹕“我听不进半句诋毁法国的话，这是一个团结友爱而且同情穷人的国家。”
原题为“法国的骚乱我们的警号”，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7年07月06日
但是到了1985年，太太突然中风，丈夫则因工作断肢，整个经济的表现则日益差劲。更惨的是他们发现新推出的社会政策对他们十分不利，而太太根本不在社会保险的覆盖网下。过去对他们不错的本地人一一疏远，没有伸出任何援手。要靠援助度日的这对夫妇开始发现“自己原来还不算法国人”，到处受到白眼。20年后突然打回原形，成了外来的寄生虫。
回顾这场发起了十多天的骚动，其源头是两个非裔青年在逃避警察追捕时意外死亡。这两个年轻人是第二代北非移民，可说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但他们还是惧怕警察，因为据说警察常常针对“他们这种人”，犹如我们的警员会截查一些口音衣装不像“本地人”的家伙一样。
我们看法国的市郊暴乱不能只是带着一种隔岸观火的心态，还要学着回过头来反思自己。香港所谓的“新移民”问题到底有多少成是“移民”的问题呢？内地大城市的外来民工和流动人口愈来愈多，“都是外地人搞砸了北京(或者广州、深圳)”之类的言论也日益猖獗，法国的现况难道不也是中国的警号吗？
从文化角度去分析时事，不只是简单的，有时候甚至还是危险的。以近日发生的法国暴乱为例，由于它在媒体上常被定位作“种族暴动”或“移民骚乱”，所以大家就会追索下去，看看那些种族是什么种族，那些移民是哪里来的移民。一见是北非移民，有些评论家就想当然地把它变成“伊斯兰极端主义阴影的另一次扩张”。其实只要多看几份报纸多听几个播客，就算身在香港，我们也不难发现骚乱主角之一的年轻人并不是什么北非阿拉伯人。虽然他们的祖先大多来自北非，但他们是黑人，不只对伊斯兰教没有多少认识，在法国出生的他们往往也只能说法语。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之流的学者厉害的地方，是有把解释变成预言的本事。当他们用文化冲突论去分析国际形势，而且还受到信任欢迎的时候，结果就会变成真有这么一回事。同理，如果法国真把它的市郊暴动看成“移民暴动”，甚至“有黑手策划的宗教文化冲突”，然后顺着这条思路去解决它的话，它就可能真的被逼成一场移民文化之战了。
法国主要城市的郊区都有这些移民住宅地带,除了连结市中心的运输系统，它们没有太多的公共设施，就连医院和学校的经费也不足够。
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的法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但又严重欠缺成年男性工人，于是开始从它的北非殖民地输入移民。这些移民工人对工厂老板来说别具好处，因为他们毕竟是外来的新人，人生地不熟，不像传统法国工人阶级那样有加入工会和搞罢工的传统，听话得多。
为了安置这些突然增加的移民人口，法国政府在市郊工厂附近兴建了大量的cites(也就是“公共房屋计划”)，因此形成人工规划的移民社区，这也就是今天法国市郊暴乱的主战场了。直至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巴黎近郊的雷诺车厂还有八成的工人是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后代。
这对夫妇的遭遇说明的不是法国文化的虚伪，而是身分问题和阶级问题之间的微妙关系。在很多情况底下，移民的身分本身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当它结合了经济和阶级的变化之后，就会突然成为一个以移民身分标识的问题了。所以法国的市郊暴乱绝不只是“移民骚动”，它还是个错误社会政策和经济转变的结果。当然，文化不是不重要，身分也不是毫无关系，但它们不是单独决定一切的因素。正如今天还有很多香港华人嫌弃南亚裔居民，说他们“身上有阵味”，但有多少会说夏利里拉家族大宅旁“有阵味”呢？
可怕的不只是一些半吊子专家习用了最方便最就手的宗教文化冲突语言，来理解这场骚动，把它上升到一个玄之又玄的文化层面，很有“深度”地分析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法兰西文化，如何与蔓延全球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水火不容；而且竟连法国政府的部分官员也戴着这种眼镜，用对付恐怖主义的心态来面对“敌人”。早前法国治安部门声称这场骚乱“不排除有组织在幕后操控”，就是在暗示这点，他们的证据是“暴徒”们很会利用手机短讯通讯联络。这个判断和今年夏天中国政府某些官员对反日风潮的看法如出一辙，他们都不懂得在这个流动通讯技术如此发达的年代，搞一场集体运动并不需要多了不起的地下组织去串连煽动。正如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我们收到的电邮和短讯，难道也是一个幕后黑手在全盘操控的吗？
所以他们在一宗爆窃案现场附近看到警察时转身就跑，不慎碰到电站触电身亡。问题是警察为什么要针对这些年轻人呢？这就得从他们聚居的社区说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