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判断的根本问题就是太过简化，把个人与政府对立起来，分别放在天平的两端，仿佛只要一头重了另一头必然就轻，中国不是更开放就是走回头路。正好碰上近年关于改革开放何去何从的大讨论，本届两会变得格外令人瞩目，大家都急于从会议的决策看出中国未来的轨道。看见《物权法》通过了，就说这是官退民进，开放了;看见政府重新介入教育、医疗甚至房地产市场，就说这是官进民退，保守了。
所以一方面订立了《物权法》，另一方面强化自己在教育与医疗上的功能的中国政府既非更“开放”，亦非更“保守”，它只是更敏感地在摸索自己的新角色。
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府是“全能主义”的，也就是政府全面介入了人民生活的所有方面，文化、经济和社会尽在政府的掌控之中；经济领域、文化领域与社会空间是和政治领域高度重合的。自从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政府就逐步撤出各个领域、还市场自行运转的空间，还社会自主管理的可能，还文化自由表达的机会。所以在海外观察家的眼中，整个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一段由保守迈向开放的进程。
很多人说过去近三十年来中国追求的经济发展是种不计环境成本与社会代价的“粗放型发展”，其实过去近三十年来的开放又何尝不是一种粗放型的政府撤退呢？教育、医疗、住房和一连串的社会需要都不能没有政府的位置；新自由主义梦寐以求的最小国家也未曾真正出现过。今天我们看到的许多问题，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子，都不是太过“保守”的结果，而是政府退得太远太快。
原题为“摸索新角色的中国政府”，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3月29日
更何况增加政府资源的投入往往也意味着政府规模的扩张。一个规模更大权力更强的政府难道还不是保守吗？
海外观察家在谈论中国的时候有一组固定的词汇，这组词汇表达了一整套框架。比方说“开放”与“保守”，他们很喜欢把这两个价值意蕴饱满的形容词加诸中国政府的领导层身上，辨识出谁是开明派谁又是保守派；而开明自然是好的，保守当然很坏。这套二分法依据的是一系列标准，例如开放舆论是开明，管束私人企业则是保守。同样的形容词、同样的判准和同样的观察框架还可以套用在任何政策与事件之上。就以刚刚落幕的“两会”来说，有人就说中国更开放了，但也有人反过来说中国变得保守了。
这些判断的前提来自于对中国数十年的历史观察。回顾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的变化，我们可以总结为“集权的弱化”或者“政府的撤退”。
政府越后退，人民越自主，国家就越开放；相反地，政府介入得越深，社会就变得越不独立，国家自然就是保守了。
说中国开放，主要是因为《物权法》的通过，英国的《经济学人》甚至认为这是一场“革命”。在许多人心目中，社会主义国家居然要保护私有产权，这难道还不是开放吗？说中国保守的，则注意到了政府在加大教育与医疗投入的同时，还会加强约束这两个领域的“自主”。
其实今天中国政府真正面对的不是开放或保守的是非选择，而是另一个政治学上的根本难题，那就是应该如何定位政府的角色。假如改革开放前的全能主义政府是一个极端，那么一个彻底退缩的“最小国家”就是另一个极端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光谱是很宽阔的，要把自己放在其中的哪一个点则是既脆弱又敏感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