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采用某些在海外相当流行的观点来看，大概可以说这是中国人忌讳死亡，乃至于要出动到为相片消毒净化这一招。但事实当然并非如此简单，我们不能把在中国发生的异常事例都推到官方头上。且看当年曾经参与救灾的龚铁鹰在博客里发布的一篇老日记:“……当我投入抗震救灾行列，看到了工人同志的冲天干劲，看到了各级党组织坚强领导，我又被震服了。我想到，自然灾害是暂时的，而人们的斗争精神则是永存的！只要还有人生存，就一定能重建家园。而在这场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仍会掌握群众，仍能指引群众克服这一困难。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党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党。这一革命理论认为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伟大的党，动员起千百万群众来，任何困难也不在话下，我们一定会克服这一灾害带来的暂时困难。”
《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有过一段奇特的经历，他曾翻遍当年留下的照片，但无论怎么找都很难找到死尸的相片。的确，今天查书上网，你会发现唐山大地震在影像上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片颓垣败瓦，倒塌的房屋，断裂的墙壁，可是人都上哪儿去了呢？是的，我们可以看到急忙奔走的志愿人士，斗志昂扬不畏艰苦的解放军，还有一些正在拯救伤患的医护。至于那些未获救治的伤者，甚至倒卧在瓦砾中的死者，却几乎全部失踪，没有鲜血，没有残肢，只有空洞的街和极度萧条的市区鸟瞰图。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场巨灾夺去了24万人的生命，在地震发生之后的第三年。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文字并非什么交心报告，而是一个曾在现场见过灾难，救过伤员的青年的日记。在这篇日记里面,龚铁鹰也记录了放在自行车架上的死尸和嚎啕痛哭的生者，但到了最后，他还是以其时最流行的方式向自己总结了一切经验。这样的总结，这样激情勃发的文字几乎是当时所有文字必不可少的样式，不止见诸报端，甚至还渗入到每一个人最贴己的日记之中。即使是灾难的第一手见证,亦不例外。
过了十年，我们才有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才有了那么一些稍微不同的声音。再过了二十年，我们终于放开怀抱，允许各式各样的反思甚至责任追溯。可是在一切理性的检讨和反省以前，我们是不是先正正当当地好好哭一场，把背景推回前景，让百姓回到广场？承认死亡，方有解脱。
身为人类，有着最普通的感情，有伤会痛，受苦会哭，是什么使得当年拿相机的人拍不到死亡？又是什么使得见过死亡的人依然乐观，意志饱满？曾有许多文献指出当年唐山震后的幸存者表现得有点“漠然”，路上相遇就是简单地问一句“你那里走了几个？”不见悲恸，也没有恐惧。许多人还说唐山人给“震傻了”。
200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有几百人出席了官方纪念仪式，他们在“唐山市抗震纪念碑”广场默哀了三十秒，相当肃穆也相当隆重。可是他们并不全是当年死难者的遗属，也不是震灾的幸存者。本该是这一天真正主角的唐山市民，这时候都在广场之外。一大清早，武警就开始驱赶百姓。不获入场的只好站在警戒线外，甚至要用望远镜才看得清纪念仪式，一场应该属于他们的仪式。
可是在这一刹那的空白之前，遭逢巨变的人到底会崩溃；在此之后，痛失亲人的到底会陷入思念的煎熬。可是这些全被一个更宏大的主题掩盖了。请注意唐山的那座纪念碑不叫“亡者纪念碑”，甚至也不叫“地震纪念碑”，却叫“抗震纪念碑”。重点不在地震本身，而在人的对抗。地震和它带来的所有伤亡一切苦难，全部成了人类崇高意志与斗争精神，以及领导抗震有方的背景。这不止是当年官方定下的主旋律，也是整代人的感觉结构和思考方式。所以不需要由上而下的指令，军人的日记自然会颂扬群众的力量，有摄影机的自然不会拍照太多的尸体。唐山大地震被记忆的方法恰正记忆了那个年代的意识形态，其曲折一如“抗震纪念碑”，借着“抵抗”来纪念地震；又像今天纪念唐山大地震的主调，透过歌颂“新唐山”的建设来忘却被毁灭的老城。
原题为“请让唐山市民回到纪念广场正当哭一场”，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07月31日
对此，我宁愿相信二十世纪德国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rjamin)的一番话。很多人以为战场上回来的人必定有很多故事要说，但是本雅明敏锐地观察到刚刚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总是满脸疲惫，无话可说。因为凡见过地狱的人，就知道世间有言语无法形容的虚无，人的感情有不能承受的界限。同理，当时的唐山人不是给“震傻了”，而是实在无话好说无泪可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