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胜国、小国以及期望从战败国中分裂出来的国家代表汇聚于此，商定和平条款。来自几十个国家的数千人将作出一个最终判决，而德国人对判决结果将毫无发言权，他们只能言听计从。这一大群国家就像是一座看不见的巴别塔，它们之中的10个最强大的国家将组成委员会来决定议程。即便在这个紧密圈子的内部，也还有一个更为核心的集团，那就是“四巨头”——美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而事实上这四国中重要的仅有三国。确切地说，只是三个人。
格雷森向塔马尔蒂坦言：“这件事令我担心。”
诚然，我们也不可能预言如果威尔逊没有病倒，他又会怎么做。也许他无论如何都会作出让步，牺牲任何一项原则来保全他的国际联盟。又或许，他会如自己所威胁的那样，打道回国。然后，要么没有协约，要么他的退席会迫使克列孟梭妥协。
“……在所有较为严重的病例中，神经系统明显受到了危害。”
孟菲斯圣吉德儿童医院的韦伯斯特（Robert Webster）是病毒学翘楚之一，他在2002年观察到，“这些病毒确实会不时穿入中枢神经系统并对其产生损害”。他回想起孟菲斯的一个孩子，曾是一名优秀的学生，患上流感之后却变成了“一个植物人。我这一生所见过的病例足以令我相信……流感能够进入脑部。这似乎不足为信却千真万确。将该病毒注入鸡的体内，它感染到嗅觉神经，鸡也会死掉”。
贝勒后来成了助理国务卿，他给威尔逊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辞职信：“我很遗憾您没有将我们的战斗进行到底，您根本不信任每一个国家中成千上万像我一样对您寄予厚望的人。我们的政府现在已经应允了将这些世上苦难的人推向新的压迫、奴役和瓜分——一个充满战争的新世纪。”
1919年1月，当时他已是第三次患病了。他病得很重，有些报纸甚至报道说他已经病故，豪斯挖苦地称这些讣告“都太慷慨了”。但这次打击确实沉重，在认为已经康复的一个多月后，他在日记中写道：“1月时我卧病不起，无法考虑手头的事务，现在我还不确信我究竟有没有完全恢复。”
当月，第一夫人、第一夫人秘书——白宫首席礼宾官欧文·胡佛（Irwin Hoover）以及格雷森（威尔逊的白宫私人医生并且可能是他唯一最信任的人）都病倒了。克列孟梭和劳莱·乔治看上去都染上了轻微的流感。
同时代的研究者也将流感同10年后帕金森氏病的增加联系起来。［有一些理论认为，萨克斯（Oliver Sacks）的《苏醒》（The Awakening）一书中描述的患者是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受害者。］许多人相信，这种病毒能导致精神分裂。1926年，门宁格（Karl Menninger）研究了流感和精神分裂之间的关系。人们认为他的研究文章极其重要，以至于《美国精神病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不仅将其誉为“经典”文章，还于1994年重印了此文。门宁格提及了“流感无可匹敌的神经毒性”，并说那些患流感后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的人中，5年后已经有2/3的人完全康复了。精神分裂症的康复是极其少见的，这表明是一些可修复的病理过程导致了最初的症状。
1929年，某人在自传中提到，有两位医生认为威尔逊去法国时就已患动脉硬化。1946年，一名医生在刊物上披露了同样的观点。1958年，一本关于威尔逊的著名传记则宣称，动脉硬化专家对格雷森的流感诊断有所怀疑，认为威尔逊应该是患有血管梗塞，即小中风。1960年，一位历史学家在述及总统的健康问题时说道：“现代的观点是，［威尔逊的神志混乱］是由于脑部的损伤，这可能是由于血管的动脉硬化性梗塞造成的。”1964年，另一位历史学家称威尔逊患的是“血栓”。1970年，在《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的一篇题为《伍德罗·威尔逊的神经疾病》（Woodrow Wilson's Neurological Illness）的文章中，又一位历史学家称其为“一次小小的中风”。
美国和平使团的年轻助理［弗雷里（Donald Frary）］与威尔逊同一天患流感病倒。四天后，25岁的他就去世了。
所有历史学家几乎一致赞同，巴黎和会对德国的严苛加速了德国的经济困难、民族躁动和政治混乱的产生，所有这些促进了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崛起。
来自意大利：“……急性期的流感性精神病……通常会在两三周内逐渐消退。然而，精神病会转变成一种精神崩溃的状态，这种伴有精神恍惚的状态会持续下去并演变成真正的痴呆。在另一些病例中……抑郁和烦躁不安……是流感大流行时期绝大多数的自杀事件的罪魁祸首。”
1919年1月，堪萨斯州国会议员勃兰（William Borland）客死法国，他是第三个死于这种病毒的议员。也是在巴黎，就在同一个月，勃兰最亲近的密友，“上校”豪斯，也再次因流感而病倒了——而且是又一次。
而1919年初的巴黎，却有些重大事务需要关注。
无需先知之明，危机就在眼前。此时，它们昭然若揭。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离开巴黎时称威尔逊是“地球上最大的骗子”。后来他写道：“我们身处财富的淡季……自人类存在以来，从未有一次会如现在一般将人类灵魂中的精华燃烧得灰飞烟灭。”赫伯特·胡佛坚信这个条约会令整个欧洲四分五裂，他也这样说了。
首席礼宾官欧文·胡佛回想起威尔逊的几次突发奇想，包括他臆想自己家中满是法国间谍：“无论我们说什么都不能打消扎根在他思想中的这个念头。差不多也是这一次，他还有了另一个古怪的幻想，他所住的这个装修过的地方的所有财物都归他所有……这些离奇的事情都出自我们曾非常了解的总统，我们只能猜测他的精神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有一件事情是确凿无误的——病了这么一小段时间后，他已经不是先前的他了。”
赫伯特·胡佛并不是美国和平使团的成员，但他却成了巴黎的大人物，因为他负责为贫荒交加的欧洲供应食粮。胡佛说：“那段时间之前，在所有必须经由我手的事务上，他（威尔逊）很敏锐，很快就能抓住要害，坚决果敢又非常乐意听取他所信任的人的意见……［现在］其他人和我都发现了，我们不得不去逼迫一个不愿合作的人。当我不得不听从他的决议时，我所经受的精神折磨同他作出决定时所遭受的一样多。”胡佛认为，威尔逊的情绪已经失去了“应变力”。
来自法国：“……精神错乱在流感康复期间频发，甚至最后成为流感恶果……精神错乱有时表现为急性谵妄症形式，伴有焦躁、暴力、恐惧和性欲亢进，而另一些情形则表现出抑郁症的特征……被害妄想。”
威尔逊也告诉贝克：“如果我是德国人，我想我决不会签字。”
威尔逊继续战斗，不屈不挠：“我唯一认同的原则是统治者同意的原则。”4月2日，结束了当天所有的谈判之后，他称那个法国人“该下地狱”——对这个虔诚的教徒而言，这是极其恶毒的侮辱。他告诉他的媒体发言人雷·斯坦纳德·贝克（Ray Stannard Baker）：“我们必须在既定和公认的原则上进行休战谈判，否则没什么好谈的。”
来自英国：“……极度虚弱的身体加上顽固的思维惯性。谵妄已是稀松平常……它的变化包括从轻微到各种程度的思维混乱，乃至躁狂兴奋。”
致使18名患者中6人死亡的1997年香港流感提供了一些具体的证据。对两名罹难者的尸体解剖发现有“脑部水肿”。“水肿”就是“肿胀”的意思。“最值得注意的是，两名患者的骨髓、淋巴组织、肝脏和脾脏都被［巨噬细胞］严重浸润……这类细胞甚至还出现在其中一名患者的脑脊膜——包裹脑部及脊髓的膜——大脑白质上。”巨噬细胞之所以浸润脑部的最可能的解释是：它们是尾随病毒而去并将之杀灭的。而1997年的那份病理学报告或多或少呼应着1918年的报告：“伴发谵妄的病例中，脑膜完全被淋巴液浸润，连毛细血管中也有……死亡病例的尸检显示有淤血性损伤，伴有少量脑膜出血，尤其是在周围小血管被极度扩张从而导致皮质物质水肿的脑岛中……大量出血涌入脊髓灰质……在这些……水肿……部分的［脑］组织细胞已经发生病变。”
“……有时可以看到一些可归于中枢神经系统问题的症状，例如手指、前臂和脸部肌肉的抽搐……剧烈、甚而狂暴的偶发性谵妄，或者是更为常见的低声自语。”
1918年的病毒似乎到达了脑部。在这个战场上开战会破坏脑细胞，使人无法集中思想，或改变行为，或干扰判断，甚至会导致暂时性精神病。即使这仅是少数情况，这种病毒对心智的影响也是不容置疑的。
非常不巧的是，这个影响贻害无穷。
1996年版的病毒学教科书则写道：“在A型流感病毒感染人类期间可以观察到，中枢神经系统受影响的程度不一而足，从易怒、嗜睡、狂躁到精神紊乱，甚至到更为严重的精神病表现——谵妄和昏厥。”
“……患者的精神抑郁较其他症状总是更加严重。”
格雷森写道：先不用说“染上流感的不幸，其隐伏的影响还在于他的健康状况不足以抵御……在已经卧病不起的时候，［总统］还坚持召集会议。在能够起床之后，他迫使自己如同以往一样努力——参加早晨、下午以及频繁的晚间会议”。
绝大多数病患（尤其是在西方国家）都会很快痊愈。这毕竟只是流感而已。
与此同时，谈判还在继续；无法参加的威尔逊百般无奈，只能由豪斯代为出席。［相比豪斯，威尔逊一直以来对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更不信赖，基本上对他视若无睹。］几天来，威尔逊不停念叨着要离开法国，他对妻子说：“如果我输了这场斗争——倘若我能康复就不会让它发生，我就要按程序卸任，我们就得回国了。”
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人们只知道已发生了什么。
格雷森写道：“无论是健康还是其他方面，总统的这些日子过得糟糕透了。”
与此同时，与乔治和克列孟梭的会晤局势却非常严峻。3月底，威尔逊曾对他妻子说：“唔，谢天谢地我仍可战斗，我会赢的。”
威尔逊第一次可以支撑起病体会客了。他在卧室里会见了美国使团成员，他说：“先生们，这不是一次和平使团的会议，而是一个军事会议。”
尽管有克罗斯比的反驳，威尔逊患小中风的说法还在继续。一篇发表于2002年的关于和会的获奖纪实报告甚至评述说：“威尔逊相较之下老态尽现，面部的抽搐也愈发明显……［这］可能是小中风，这是他四个月后大中风发作的一个征兆。”
流感的确造访了和会。流感的确侵袭了威尔逊。流感确实削弱了他的体力，而且——准确地讲是在谈判的紧要关头——流感至少耗尽了他的精力和专注力。这些都是确定的。几乎可以肯定，流感还以另外的更为难解的方式影响了他的精神。
3月29日，威尔逊说：“克列孟梭称我为保德派，并拂袖而去。”
1934年，由英国科学家进行的一项类似的文献全面审阅工作也与该观点相一致：“流感毋庸置疑对神经系统具有重要影响。”
那时，威尔逊仍躺在病床上，几天前他还以离会胁迫克列孟梭屈从于他的要求。但出乎意料地，在没有事先知会其他美国人或进行商榷的情况下，威尔逊突然放弃了他之前恪守的原则。对于克列孟梭想要的所有重要的东西，他都妥协了，而几乎所有这些都是他早先所反对的。
“……神经系统失调的症状早期就会出现，以烦躁和谵妄尤为突出。”
流感与各类情绪不稳定性之间的联系看似明朗，然而证据却又几乎全是模棱两可的，是最糟糕、最经不起推敲的，但它的确说服了当时的绝大多数研究者，使他们确信流感能够改变心理过程。令他们信服的是这样一些观察记录：
第二天是4月3日，星期四，下午3点的时候，据格雷森称，威尔逊身体看上去还很好。到了6点，极为突然地，格雷森看到威尔逊“猛然咳嗽起来，频繁而严重的咳嗽使他无法正常呼吸”。
“……已观察到18例感染性精神病，症状从单纯的短暂性幻觉到狂躁性癫狂不等，后者甚至需要使用器械来限制其活动。”
威尔逊在卧床的几天里无法动弹。第四天，他能坐起来了。格雷森拍电报给塔马尔蒂说：“正在全面保护他……你已不必施加援手和出面了。”
就在生病之前，威尔逊曾扬言要退出和会，如果要他放弃原则的话，他宁可不签订协议就打道回府。他再次强调了这一威胁，告诉格雷森命令“乔治华盛顿”号（George Washington）作好准备，只待他身体允许出行就随时起航。他的秘书克洛斯（Gilbert Close）第二天写信给总统夫人：“我从没见过总统的性格像现在一般别扭。即使他躺在床上，他还是表现得极为古怪。”
来自美国不同军营的记录如下：
1927年，美国医学会对来自全世界的成百上千份医学文献进行了审阅，总结说：“人们似乎达成了共识，认为流感可能对脑部有所影响……从因急性发作而产生的谵妄症状，到演变成‘后流感’症状的精神病，流感的神经精神性影响毫无疑问是深远而又多样的……流感病毒对神经系统的影响不亚于其对呼吸道的影响。”
甚至连劳莱·乔治都评论威尔逊的“神经和精神在会议中期崩溃了”。
没有中风，只有流感。事实上，这种病毒可能导致了中风。1918年的尸检报告中经常能看到有关脑部血管损伤的记录，1997年亦是如此。格雷森认为流感是威尔逊“最后崩溃”的肇因。一份2004年发表的流行病学研究则表明，在流感和中风之间存在明确的关联。
10月是巴黎流感流行的高峰，有4574人死于流感或肺炎。疾病从未完全离开这个城市。1919年2月，巴黎死于流感和肺炎的人数回升到了2676人，超过了最高月死亡人数的一半。威尔逊的女儿玛格丽特2月患上了流感，在位于布鲁塞尔的美国使馆里卧床休养。3月，又有1517名巴黎人死亡，《美国医学会杂志》报道称，在巴黎“已经消退的流感流行以最令人忧虑的态势再次爆发……这次流感已经大面积扩散，除巴黎外还有好几个省遭殃”。
“……许多患者陷入了喃喃自语的精神错乱中，体温正常后还无法恢复。”
情报局的史塔林（Starling）上校注意到威尔逊“失去了以往敏锐的领悟力，而且很容易疲劳”。他开始满脑子充斥着诸如谁在使用公家汽车这样的琐事。当贝克被优先允许再度看望威尔逊时，威尔逊凹陷的眼睛、倦怠的神情、苍白憔悴的面容令他不寒而栗，那张脸就像肌肉已经萎缩的骷髅头一样。
但有些时候，病毒还会导致一种最终并发症，也是一种最终后遗症。流感病毒会影响大脑及神经系统。所有高烧都会导致谵妄，但这回却又有所不同。沃尔特里德医院的一名军医研究了那些似乎伴随流感产生的严重谵妄症（甚至是精神病），他特别指出：“在这份报告中，疾病高峰期或高烧明显已退时发生的精神错乱症状均未被考虑在内。”
5月7日，当向德国人颁布条约时，他们非常不满，认为条约违反了威尔逊所宣称的那些不可侵犯的绝对原则。而威尔逊在散会时说：“多么令人厌恶的举止……这是我所听过的最拙劣的发言了。”
随后的4月8日，威尔逊坚持要亲自重新加入谈判。他无法外出。于是克列孟梭和乔治来到他的卧室，但会谈进行得并不顺利。他公然以离会要挟，这令克列孟梭怒不可遏，私下里称他为“随时准备提行李走人的厨娘”。
这一次疾病发作得那么突然，甚至令格雷森怀疑威尔逊被人下了毒，毕竟之前也有过一次投毒的暗杀。然而不久之后，一切都显而易见，只要再稍加确定，诊断就会更为简单。
豪斯头一次染上流感是在1918年3月的首场流感侵袭期间，他被迫在家休息了两周，到了华盛顿后又旧病复发，在白宫躺了三周。尽管一般来说春季患过流感的人会对这种病毒产生免疫力，但停战后，他再次遭到病魔的打击。当时他身在欧洲，11月30日，10天来他第一次下床，与法国总理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进行了一次15分钟的会晤，事后他表示：“今天是一周多的时间以来我亲自处理公务的第一天。我患流感已有10天了，而且每况愈下……自从这次流行肆虐全球以来，已经有太多人死去。我的许多职员已不在人世了，可怜的斯特雷特（Willard Straight）不幸成了其中之一。”
就在威尔逊作出让步后不久，对此感到厌恶的一群年轻美国外交助理和顾问聚在一起，讨论是否要辞职以示抗议。这些人中有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布利特（William Bullitt），小阿道夫·贝勒（Adolf Berle Jr.），赫脱，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斯蒂芬斯和李普曼。所有人都已经或将要成为这个国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其中两人后来成为国务卿。布利特、贝勒和莫里森真的辞职了。9月，在是否批准条约的斗争中，布利特向参议院披露了国务卿蓝辛的个人观点，国际联盟将无所作为，列强们只是简单地重组这个世界来满足私欲而已。
“……忧郁症、癔症和具有自杀倾向的精神错乱。”
然而，他们没能令威尔逊以及全世界想起威尔逊自己曾说过的话：持久的和平只有通过——他曾经呼吁过的——“没有胜利的和平”才能获得。
周周复月月，会议不断拖延着，于是成千上万页的草案、备忘录和协议在部长及工作人员间来回传递，但威尔逊、克列孟梭和乔治并不太需要这些繁缛的纸页。他们不单是批阅外国总理和官员们撰写的决议，也不单是对列陈于前的选项作出抉择。他们的精力更多地花在了实际谈判上，而谈判就是讨价还价、巧言令色，还有咄咄逼人、固执己见以及断然拒绝。
现在，病床上的威尔逊同意了由克列孟梭制定的规则，要求德国赔款并承担发起战争的全部责任。莱茵地区将非军事化；不允许德国在莱茵河东岸50公里以内驻扎军队。萨尔河区煤炭资源丰富的矿区开采权归法国所有，而且该地区将交由新组建的国际联盟管理15年，随后再由公民投票来决定该地区归属法国还是德国。德国在普法战争后强占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省将从德国版图中移还法国。西普鲁士和波兹南则分给了波兰——“波兰走廊”就此产生，将德国一分为二。德国空军被取缔，陆军被限制在100 000人，殖民地被剥夺——但不是被解放，只是重新分配给其他列强。
包括翻译在内，一个房间里通常仅有五六个人。即使当克列孟梭和乔治让他人代为出席时，威尔逊总还是独自一人代表美国，没有任何官员、国务秘书随行，也没有豪斯上校（当时威尔逊认为他靠不住而差点弃而不用了）。讨论没完没了，只在威尔逊相对短暂的归国时中断过。但他们是在决定整个世界的未来。
1992年，一位研究战争与自杀之间联系的研究人员总结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影响自杀率，使自杀者增加的是流感的大流行。”
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有个出名的绰号叫“老虎”，谈判时他肩部还留有一颗子弹，那是2月19日和会期间一次未遂的行刺留下的。英国首相劳莱·乔治（Lloyd George）则在本国面临一堆政治问题，他被形容成“一个在玻璃桌面上旋转的涂了油的弹珠”。还有已抵达欧洲的威尔逊，他是全球最知名的政治人物。
仅有一位史学家克罗斯比似乎已经注意到了威尔逊的实际症状——包括高烧、剧咳和卧床不起，所有症状全然符合流感特征，而与中风毫无干系——以及格雷森的实地诊断，而格雷森又是那么一位连韦尔奇、戈加斯、弗莱克斯纳和沃恩等都极为钦佩的出色医生。
四个月之后，威尔逊因遭受重病侵袭打击而元气大伤。数月来，他的妻子和格雷森拒绝了所有人的探访。他俩成了这个国家实际上最为重要的政策制订者。
“……精神状况要么是表情冷漠，要么是强烈的谵妄。思维能力迟缓……患者的陈述和保证是不可靠的，垂死的人还会说他感觉非常好……在另一些病例中，理解能力的变化则最为显著。”
威尔逊的参谋长塔马尔蒂（Joseph Tumulty）一直留在华盛顿掌控国内政局的发展。格雷森每天同他互通电报，有时一日数次。总统生病的消息实属机密，应该不能用电报传达。但格雷森还是给他拍了电报：“总统昨晚染上重感冒，卧床。”与此同时，他又写了密信派人送达：“总统从上周四起病得非常厉害。发烧达39.4℃以上，严重腹泻……［这是］流感侵染的开始。那天晚上是我有生以来最糟的一晚。我能够控制住咳嗽发作，可他的情况看起来十分严重。”
“我从未见过总统如此疲乏而操劳，”贝克说，到了下午，“他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记起上午开会的内容。”
就在格雷森记录下这个想法时，威尔逊正在对意大利的大多数要求作出让步，并且同意日本获得德国在中国的特权。而日本则以一个口头的——而非书面的——保证作为回礼，承诺会表现良好。但就此而言，这个保证甚至不是给威尔逊本人，或是给任何一个国家领袖的，只是向英国外交秘书贝尔福（Alfred Balfour）作出了保证。
威尔逊得了流感，只是流感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