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类似，第一批受到流感病毒攻击的城市——波士顿、巴尔的摩、匹兹堡、费城、路易斯维尔、纽约、新奥尔良以及一些在同一时期受到攻击的小城市——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而在同一地方的流感后期病患，其病情程度和死亡率较之最初两三周的流感患者都要低。
大流感爆发前20年，H·G·韦尔斯（H. G. Wells）出版了一本关于火星人入侵地球的小说——《星际战争》（War of the Worlds）。火星人驾驶死亡飞船进军地球，令地球人节节败退。他们开始以人为食，探至骨髓深处汲取生命力。人类尽管在19世纪成就辉煌、统领世界，此时却突然变得不堪一击。没有一种人类知晓的力量，或者说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是个人拥有能阻挡这些入侵者的技术、战略、力量乃至英雄主义气概。
那时，这种病毒株的致命性已失却大半。澳大利亚的流感死亡率远远低于地球上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仅为美国的1/3，不到意大利的1/4，但病毒仍然极其致命。
“那场瘟疫，腺鼠疫，对，我记得……我一直认为那和中世纪横扫欧洲的黑死病是同一种流感。我觉得那是一码事，是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
如果不参照第二波病毒的情况，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第三波流行病的爆发都是致命的。在少数一些边远地区——如密歇根州——12月和1月的情况比10月还糟。凤凰城1月中旬连续三天的新病例数创秋季以来的新高。在疾病看似已然过去之后，佐治亚州的奎特曼市发布了27项于1918年12月13日起生效的流行病法令。1月15日，萨凡纳市下令封闭剧院和公共集会地点——这已是第三次了，并且比以往管束得更加严格。同西海岸其他地区一样，旧金山的情况在秋季浪潮中已经开始有些好转，却又受到第三次侵袭的重创。
随着流感病毒的行进，自然开始发挥作用。
第二种作用发生于病毒内部。只有流感病毒有这种情况。从本质上讲，流感病毒的确很危险，远比人们所能想见的疼痛及发烧危险得多，但通常情况下它也不会像1918年时那样造成那么多死亡。1918年的大流感是病毒肆虐的巅峰，这在历史上其他大规模流感爆发中是前所未有的。
到11月下旬，除了少数几个地方外，病毒已经一路扫遍了整个世界。第二波浪潮结束时，全世界都已筋疲力尽。人类就要变成猎手了。
情况之所以改善的另一种解释是，军医预防和治疗肺炎的手段提高了，但科学家和流行病学专家却难以找到相关的证据。他们一点证据都没有。军队的首席调查官是索珀（George Soper），后被韦尔奇选派去监督美国首次癌症综合研究项目的协调工作。索珀浏览了所有的书面报告，并会见了许多卫生官员。他总结道，在任何军营中，用以对付流感的唯一有效措施是：不仅隔离个别流感患者，而且（如有必要的话）还要将整个部队隔离。“在那些未认真执行这些措施的地方，预防就没有起到作用”，但在“严格执行了的地方……起到了一点作用”。他没有找到证据证明还有其他有效措施、其他能影响疾病进程的办法以及其他能改变状况的事物——除病毒之外。流感爆发得越晚，其毒性就越低。
“他们说那是腺鼠疫。但在法国他们又称之为支气管肺炎。他们说就是这个夺走了我兄弟的生命。”
那之后，仍会有个别病例继续出现，但疾病的爆发结束了，并且是戛然而止。病例统计图呈钟形曲线——峰值过后，曲线像陡峭的崖壁一般骤降，新增病例猛然下降，几近为零。以费城为例，到10月16日为止的那一周内，4597人命丧流感。疾病使城不为城，街上空无一人，关于黑死病的流言四起。然而，新增病例的数量降得如此之快，仅10天后的10月26日，关闭公共场合的禁令就撤销了。到11月11日停战时，流感几乎从费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病毒之火燃尽了可用资源，便迅速衰竭了。
当1月和2月流感来袭之时，战争早已结束了两个多月。因为不再受到审查机构的控制，澳大利亚的各家报纸又有了言论自由，而他们写得最多的——比其他英语报纸写得都多——是恐惧。
大流感过去10年之后，人们对美国乃至全球的调查和统计数据作了一个谨慎而全面的科学分析，并确认：“在大流感后期，原先典型性流感引发的机能障碍或器官损害已不再多见，倒是继发性感染造成的损害更为明显，地域间的差别也突然显著起来……1919年间，‘积水’的肺脏”——这些病患因ARDS而很快死去——“相对少见”。
流感病毒却并非如此，它不依赖于文明社会，因为禽类为其提供了天然家园。就其自身生存而言，人类的存在与否无关紧要。
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控制住了局面，以为自己制止了流感。他们错了。口罩没有用，疫苗也没有用，只是这座城市非常幸运而已。两周后，第三波流感来袭。尽管在最高峰时的死亡人数只不过是第二波流感杀死人数的一半，却仍使这座城市的最终死亡率成为了西海岸之最。
尽管有悖常理，在当时，初期的病毒更加凶猛而致命，成熟后则变得比较温和。流感攻击某地的时间越晚，该地流行病期间人们的患病时间就越迟，而病毒的致命性也越低。不过这种相关性并非绝对。路易斯维尔在春季和秋季就都惨遭猛攻。病毒总是反复无常，但一个地区爆发流感的时间与其致命性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关联。即使病毒变得温和，它仍能致人于死地，而且死亡率很高，这足以让这个成熟期的病毒堪称史上最致命的流感病毒了——如果毒力更高的早期病毒不算。时机的选择确有关系。
即使丧失了部分毒力，病毒仍未被消灭。在疾病似乎烟消云散数周后，正当一座又一座城市为逃过一劫而庆幸的时候——甚至有些地方的人还狂妄地认为是他们击退了病毒，在卫生部和紧急委员会撤销了关闭剧院、学校和教堂以及戴口罩的命令之后，第三波浪潮席卷全球。
在旧金山，人们能感受到有条不紊的统筹力量。与其他许多地方令人麻木的恐怖不同，这里似乎更令人鼓舞。历史学家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描绘了城市被疾病围攻下的场景，展现了市民英勇的行为，他们尽管焦虑、恐惧却仍各司其职。学校关闭了，教师们自发去做护士、勤杂工和话务员。11月21日，城里的警报器发出了可以摘下口罩的信号。旧金山已经——到那时为止——挺了过来，死亡人数远少于预期的担忧，市民们都认为口罩是他们的救星。但如果说有一样东西起了作用的话，那应该是哈斯勒预先并适时建立起来的组织。
至1919年初，除了少数几个与世隔绝的边区村落外，病毒魔爪未曾触及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澳大利亚。
同一规律在每个军营中都适用。在一个军营内，最初10天或两周内病倒的士兵死亡率比在流感爆发后期或流感结束后病倒的人的死亡率高得多。
其中一种作用与免疫有关。当流感病毒感染过一批人后，这批人至少会对它产生一定的免疫力。被感染者不太会被同种病毒再度感染，除非发生抗原漂变。在1918年的城市或乡镇，从第一例患者出现到该地疫情结束，这个周期大致需要6—8周时间。在军营中，因为人群比较密集，该周期通常为3—4周。
第二天，《纪事报》吹嘘道：“当战争孳生的瘟疫以其黑暗之翼笼罩整个城市之际，圣弗朗西斯之都的英勇坚毅将会是它历史篇章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段插曲。”
流行病后期受感染城市病人的死亡率也大都较低。在对全州流感情况进行极为缜密的流行病学研究中，康涅狄格州的研究者是这样记录的：“似乎有一种能影响死亡率的因素，那就是同新伦敦疾病原发时间——流感病毒首度传入康涅狄格州的那一刻——的接近程度……病毒首度传入该州时，其致命性最强，或者说最易于传染，之后便日渐式微。”
“据称，这场流感是古老的‘黑死病’卷土重来。”悉尼一家报纸如是说。另一家则引用了笛福的经典之作《瘟疫年纪事》——一部虚构的小说——里预防“流感瘟疫”的建议。令人恐惧的大标题日复一日地出现：“前人如何对抗瘟疫”、“肺鼠疫”、“抗击瘟疫”、“过去的瘟疫”、“异教徒和瘟疫”、“瘟疫发源于新南威？”、“天主教士在遭疫的军营中”以及“身为瘟疫斗士的天主教徒”。
“腺鼠疫……我觉得它可以称作是一种终结性的流感……腺鼠疫留给我的印象挥之不去。”
病毒并未终结。整个1919年春天，它如雷霆万钧般横扫整个地球，时断时续，时而是一阵突如其来的局部暴雨，时而是一道闪电，时而仅是从遥远黑暗的天际传来的昭示危险的隆隆巨响。
而这一旦发生，一旦病毒的传染效率接近顶峰，另外两种自然作用便会参与进来。
事实上，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旧金山对抗秋季流感的态度最为开诚布公，也最有成效。仅仅在12年前，旧金山遭遇大地震，劫后余生并得以重建的经历也许影响了他们现在应对流行病的态度。9月21日，基地或城里都还没有任何发病迹象，公共卫生部主管哈斯勒（William Hassler）就对所有海军基地实行了隔离。他预先进行了全市动员，征召了数百名司机和志愿者，将整个城市划分成若干个区，每个区都配备了各自的医疗人员、电话、运输线和供给，学校和教堂里都设有急救医院。他封闭了公共场所。他们非但没有向民众担保这只是普通“流感”，而且在10月22日时，市长、哈斯勒、红十字会、商会和劳工委员会在报纸广告上还发表了整版的联合声明：“佩戴口罩，性命能保！”他们声称这可以“对流感病毒有99%的抵抗力”。到10月26日为止，红十字会已经发放了10万只口罩。就在当地有关部门加快速度赶制疫苗时，几千份由塔夫斯大学科学家研制的疫苗正由最快的列车运往美国各地。
病毒再次突变，它变得和以前截然不同。在第二波浪潮中病倒的人应该对疾病的再次发作有相当的免疫力，就如被第一波病毒击倒的人在第二波流感来袭时比其他人的抵抗力更强一样。但这次病毒变异得太厉害，抗原漂变的程度太大，终将流感的星火重新点燃。
但1918年的病毒同所有流感病毒、所有能形成突变株的病毒一样，突变速度非常快。这里涉及一个称为“回归均值”的数学概念，即一个极端事件后接下来很可能是中庸事件。这并不是一条定律，仅仅表示一种可能性。1918年的病毒正是这样一个极端事件，任何突变都更可能使病毒的致命性变弱，而非变强。一般情况下，事态都应如此发展。所以，就在病毒几乎让文明社会屈服在它脚下之时，就在中世纪那场瘟疫造成的灾难即将重演之时，就在整个世界快要被颠覆之时，病毒开始“回归”突变，向大多数流感病毒所具的行为突变，随着时间流逝，其致命性慢慢降低。
在最后受到攻击的5个军营（平均三周后才爆发流感的军营）中，感染流感的人仅7. 1%患上肺炎。在这些肺炎患者中，死亡率也只占17.8%。
凭借对进港船只严格的隔离制度，澳大利亚死里逃生。有些靠岸船只上发病率高达43%，死亡率达到所有乘客数的7%，但隔离制度把病毒挡在门外，确保了澳洲的安全。直到1918年12月，当时流感在全球已开始消退，一艘载有90名染病士兵的运输舰抵达了澳洲。尽管他们也被隔离了，但疾病却渗透了进来，毫无疑问，为士兵治疗的医护人员成了媒介。
有些地方没有遭遇第三波流感的波及，但仍有许多——事实上是大部分——地区不幸中的。12月11日，布卢和公共卫生部发布了一则公告提醒公众：“流感并没有过去，全国许多地方的流感疫情仍然严重……加州，情况正在变糟；爱荷华州，显著恶化；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和较大的城镇都有显著的复发情况，并且和流行病早期阶段成对比的是，现在受影响的还有许多学童；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什里夫波特的情况再度恶化，查尔斯湖地区甚至又回复到上次病潮的程度；……圣路易斯三天内的病例已达到1700；内布拉斯加州的情况很严重；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克里夫兰、哥伦比亚、阿克伦、阿什塔比拉、塞伦和麦地那等地都有复发现象；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敦、伊利和纽卡斯尔的情况比最先那次还要糟糕。华盛顿州的情况急剧恶化……疾病在西弗吉尼亚州的查尔斯顿也再次爆发了。”
同样的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它也并非那么精准，病毒从来不按常理出牌。不过，那些后受侵袭的地方更容易被攻入。圣安东尼奥受感染人数的比例在全国最高，而死亡率却最低：总人口的53.5%患上流感，全市98%的家庭内至少有一人感染上流感，然而那里的病毒突变倾向于温和类型，因为仅有0.8%的流感患者死亡（此死亡率仍为普通流感死亡率的两倍）。孰死孰生，取决于病毒本身，而非所采取的任何治疗手段。
沃恩认为文明社会在流感威胁之下已岌岌可危。事实上，一些疾病确是依赖文明社会而存在。麻疹就是一个例子。由于患过一次麻疹通常就可终身免疫，所以在小镇中，麻疹病毒由于找不到足够的易感个体而无法存活。如果没有新的一批人感染，该病毒就会逐渐消失。流行病学家已经计算出，麻疹病毒至少需要50万在生活上有相当密切联系的非免疫人口才能继续存活下去。
“我们都被隔离了，食物会送到前门口……我们不是从字面上接触鼠疫，而是亲身经历。”
有一个人告诉她：“我对那场鼠疫记忆犹新，成百上千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生还的人，当时就在我们身边，在死亡线上挣扎。”
它的力量之巨，足以给人们带来另一场灾难。
最早爆发流感的东部和南部情况最为惨烈，西海岸相对就没那么糟糕了，中部地区的损失则是最轻微的。西雅图、波特兰、洛杉矶和圣迭戈的死亡人数不像东部地区的那么多，而圣路易斯、芝加哥、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死亡人数又不如西部的。但是，即使西部和中部的死亡人数比不上费城和新奥尔良，死者仍然是成堆成堆的。
“我还记得那场瘟疫，到处是载着医生的车辆，他们穿着长袍，戴着遮住脸庞的口罩。”
另一个说：“我们必须接种疫苗……我身上为了预防鼠疫而接种的地方现在还留着疤。”
最初，那些作用使病毒变得更为致命。无论病毒第一次从动物宿主转移到人身上是发生在堪萨斯州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反正在人传给人的过程中病毒渐渐适应了新宿主，感染能力越来越强。1918年春天的病毒在第一波病潮时引发的症状还是温和的，到秋季第二波袭来时，病毒已摇身变成暴戾的杀戮者。
“他们都戴着口罩……在战后，你都不知道悉尼的人们当时有多担心……那场瘟疫啊！”
这一现象在美军军营中初露端倪。美军最大的20个军营中，最先受到流感侵袭的5个军营中，约有20%患流感的士兵并发了肺炎，而其中37.3%的人死亡。最惨烈的要数俄亥俄州的谢尔曼军营，那里死亡率最高。作为第一批爆发流感的军营之一，谢尔曼军营中35.7%的流感患者感染了肺炎，其中61.3%死亡。谢尔曼军营的医生也因此被人指摘，但军队调查后发现他们与其他地方医生的能力不相上下。其他军营医生所做的，他们也都做了，只是谢尔曼军营碰上了一个极为致命的病毒株。
韦尔斯写道：“我隐隐感到有一种意识油然而生，许多天来这种意识一直使我感到很压抑。这是一种被推翻的感觉，感觉自己不再是主人，而是普通动物中的一员……人的威严和特权已不复存在。”但在人类看似将不可避免地被灭族的当口，自然界插手了。入侵者自己也被侵入了，地球上具有传染性的病原体杀死了它们。自然作用完成了科学力所不能及的任务。
然而，它毕竟只是流感，而且1919年侵袭澳大利亚的流感病毒的杀伤力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来只是小菜一碟。或许1918年流感病毒的惊人威力可以这样描述：在新闻报道不受审查制度约束的澳大利亚，留在人们脑海中的印象是——那根本不是一场流行性感冒，而是黑死病。
流行病本身——即使以其最温和的形式出现在发达社会中——也足够吓人了，那些在孩提时期经历了大流感的人根本不认为那是流感，而视其为一场瘟疫。20世纪90年代，一位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开始采集口述历史记录。当她听到被采访者提到“腺鼠疫”时，她震惊了，决定继续深入挖掘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