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福斯顿军营的一个炊事兵在病号检阅时报告得了流感。三周之内，有1100多名士兵病重，必须送往医院治疗，还有分散在基地各处的几千人（具体人数没有详细记载）需要医务室处理。237人罹患肺炎，约20%住院，但只有38人病亡。虽然这高于一般的流感患者死亡率，但还不足以引起重视，比哈斯克尔县的死亡率低很多，与即将到来的大流感爆发的死亡率相比，更是很小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福斯顿军营正源源不断地向其他美军基地及欧洲提供兵力，那些士兵的工作就是去杀戮。此时，他们具备的“杀人”能力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从哈斯克尔县征召进军营的人在福斯顿接受训练。两地间有一股虽小却时常往来的人流。
《公共卫生报告》（Public Health Reports）是由美国公共卫生部发行的周刊，警示卫生官员们注意所有传染性疾病的爆发，不仅是在北美洲和欧洲，还在世界各个角落——如西贡（现胡志明市）、孟买、马达加斯加、基多等地。它不仅追踪黄热病和鼠疫等致命疾病的情况，还追踪其他尚未构成重大威胁的疾病，尤其是发生在美国的比如腮腺炎、水痘、麻疹等疾病。
迈纳经常遇到流感患者，他将这种疾病诊断为流感，但从未见过这样的流感。病情恶化非常迅猛，有时足以致命。这种流感能致人于死地。不久，迈纳的诸多病患——都曾是县里最强壮、最健康、最精力充沛的人——就像中弹一样，突然被这种病击倒了。
迈纳在很多方面都算得上一个大人物：他体格魁梧，脸型瘦削，留着一撇八字胡，说话粗鲁，对笨人笨事都缺乏耐心——喝醉时更甚。离经叛道也是他的伟大之处之一。迈纳已经多年没迈入教堂一步，虽然他定期重读希腊名著，却仍然不遵守礼节，用餐刀吃豌豆。在牧场的30年间，除了医学，他在其他方面也小有建树。在共济会中，他是个受人尊敬的老前辈，担任过县民主党主席，做过县验尸官，还是县卫生官员。他拥有一家药店和一家杂货店，希望他的病人们在这里买东西。他的妻子出身于堪萨斯州西部拥有土地最多的地主家族。哈斯克尔县也有它的社会秩序，在战争期间，迈纳的妻子凭借她的社会地位当上了县红十字妇女工作委员会主席。当她要求做某件事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对她说不。当地绝大多数妇女都参与了红十字会工作，那是真正的工作，艰苦的工作，几乎跟农活一样辛苦。
1918年上半年，迈纳提出的“严重型流感”的警告是那本杂志上唯一涉及世界各地流感的内容。那年春季的其他医学杂志也刊登过关于流感爆发的文章，但都是在哈斯克尔县流感发作之后出现的，也都没有作为公共卫生预警信息发布。哈斯克尔县是1918年首先突发流感的地方，而且预示着一种新型的、可感染人类的强流感病毒产生了。
所有的流感病毒都不断地发生变异。福斯顿军营流感爆发的时间有力地表明，突发的大流感来源于哈斯克尔。如果哈斯克尔是病毒的发源地，无论谁将它带到福斯顿，都只是带来了一种温和型病毒，但这种病毒完全有能力变成致命的病毒类型。
但迈纳嗅出了其中非同一般的气息，这场疾病的爆发非常危险。于是，他正式向国家公共卫生官员发出了警报。
然而，后来这种疾病消失了。到3月中旬，学校重新开始上课，健康的孩子们都来上学了，人们也都回到工作之中，大家的话题又重新回到了战争上。
堪萨斯州哈斯克尔县位于道奇城西部，牛群从得克萨斯州赶到这里也到了尽头。1918年时，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时间上，该地离真正的西部蛮荒之地都相去无几。视野里是一望无垠的荒芜平地，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小县城是用泥巴修起来的。土盖的草屋很普遍，为数不多的几个邮局中，有一个就坐落在邮政局长的草屋里。这位局长每周一次骑马往返40公里，到圣菲县去取邮件。哈斯克尔县三三两两地分布着一些木屋，看上去有一种10年之后将成鬼镇的死气沉沉——现今只留下坟地见证着它曾经存在过。不过附近的小镇还是有生气的。在科普兰，斯特宾斯兑现商店出售食品、鞋子、干货、器皿、五金、工具、油漆、颜料等东西。而在萨布勒特，由于没有银行，卡芙（S. E. Cave）提供不动产贷款，从中收取7.5%的利息。
然而，迈纳还受着这场疾病的困扰而不能自拔。惊魂甫定后，他不仅为当地的人们担忧，也替其他地方的人操心。流感既不是一种“值得报道的”病——法律没有相关文件要求医师向卫生局报告这种病——也不是一种会令任何州或联邦公共卫生机构继续追查的疾病。
在这里，土地、庄稼、牲畜就是一切，肥料味就是文明的气息。农夫们的房子离猪圈、鸡鸭舍很近，到处都是牛群、猪群和家禽，还有许许多多的狗。而狗的主人必须教会自家的狗不去追赶别家的牲口，不然它们会被枪打死。
就在穆迪等十几个人在堪萨斯州吉恩县病倒了的那一周，一个名叫迪恩·尼尔森（Dean Nilson）的年轻士兵从福斯顿军营回到了家乡吉恩，福斯顿军营地处500公里外的赖利堡军事保留地。《圣菲巡视报》写道：“迪恩看起来很适应士兵生活。”当然，离开吉恩后，他又回到了军营中。当欧内斯特·艾略特离开了哈斯克尔县的萨布勒特去福斯顿军营拜访他的兄弟时，恰好他的孩子生病了；在艾略特回家之前，他的孩子就得了肺炎。2月21日，科普兰地方报纸称：“几乎全村人都得了流行性感冒或者肺炎。”2月28日，当约翰·博顿（John Bottom）离开科普兰前往福斯顿时，报纸又报道说：“我们预言约翰将是一名很棒的士兵。”
当地报纸《圣菲巡视报》（Santa Fe Monitor）显然很担心战时的士气受到打击，所以很少提及死亡，但在内页会有报道：“伊娃·范奥斯汀（Eva Van Alstine）夫人得了肺炎，但她的儿子已经能下床了……林德曼（Ralph Lindeman）依然病重……在姐姐伊娃生病期间，伍戈哈根（Goldie Wolgehagen）还在毕曼商店工作……据悉穆迪（Homer Moody）病情还很严重……欧内斯特·艾略特（Ernest Elliot）的小儿子默丁（Mertin）也得了肺炎……我们很欣慰地告诉大家，赫西（Pete Hesser）的孩子们正在逐渐康复……考克斯（J. S. Cox）夫人已有所好转但还很虚弱……麦康纳（Ralph McConnell）这周状况很糟糕。”
韦尔奇的观点在迈纳身上也得到了体现：医学教育的结果要好于体制。虽然是个早在疾病的病菌学说建立之前就已行医的乡村医生，迈纳很快接受了这些知识，跟上了这个行业中惊人的前沿发展步伐，并在他的办公室内建立了一个实验室，学习如何使用新的抗毒素治疗白喉和破伤风。到1918年，迈纳的一个儿子成了一名接受过完整科学教育的医生，并加入了海军。迈纳以拥有学识而自鸣得意，并总是陷入对各种问题的苦思。他的病人们认为，即使他醉了，也比某些清醒的人好。
迈纳是个不同寻常的人，毕业于西部最古老的大学——俄亥俄州雅典市的俄亥俄大学，是一位倾心于古希腊的古典主义者。1885年，他曾到过哈斯克尔。尽管和这些边远地区的居民有着截然不同的背景，他依然非常适应这个地方，并且过得很好。
后来的数据表明，哈斯克尔死亡人数与全县人口的比率，仅仅是下半年流感在美国全面爆发时造成的死亡率的零头。
迈纳使出了浑身解数对付这种疾病。他提取了病人的血液、尿液、痰液样本，用儿子帮他改进的实验方法进行研究，翻阅了他所有的医学书籍和期刊，召集了他们地区为数不多的几个医生。他还与美国公共卫生部取得了联系，但未得到一点帮助或建议。与此同时，他或许还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试用了白喉抗毒素，甚至可能用了破伤风抗毒素——任何可能激发体内免疫系统抗击疾病的东西，但都没有效果。
作为全国第二大军营的福斯顿军营，通常驻有56 000名新兵。斯莫基希尔河和里帕布利克河在交汇处形成了堪萨斯河，营地就建在这里。和其他训练营地一样，福斯顿军营是1917年在几周内匆匆建立起来的，是一个训练年轻人备战的地方。
但在1918年1月末至2月初，迈纳有了其他令自己感兴趣的事。有个病人表现出的症状虽然普通，但强度却不寻常：剧烈头痛和身体疼痛、高烧、干咳。一例接一例的同类病患先后在萨坦塔、萨布勒特、圣菲、吉恩、科普兰，甚至更偏僻的牧场中出现了。
于是，士兵们违反了军规——为了健康原因而制定的详细说明每人该有多大空间的规定。因为没有足够的衣服、被褥以及供暖，许多人在床上挤作一团，被迫在火炉边蜷缩拥挤着，尽量挨得更紧密些。
那时，迈纳已经被由这场疾病所带来的无数病患的巨大工作量压倒了，他已顾不上其他事情了。有时在寒夜中，他就在车中睡觉而任由马自己走回家——马车相较汽车的优势之一。或许他怀疑过他所面对的就是雅典的瘟疫——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一场神秘疾病，摧毁了整个城市，令1/3人口死于非命。
迈纳行医的范围超过方圆数百公里。也许这正是迈纳喜欢的：广阔的天地，极端的气候，荒凉的风有时猛刮如飞弹，行医时花费在路上的时间。看病途中，他有时骑马或坐马车，有时乘汽车，有时搭火车——列车长会等到他来了再开车，冬天时站长还会破例让他进办公室，边烤火边等车。
流行病学证据表明，一种新的流感病毒早在1918年就发源于堪萨斯州哈斯克尔县。证据还进一步表明，这种病毒向该州东部蔓延并进入了一个大型军事基地，从那里扩散到了欧洲。之后又席卷了北美洲、欧洲、南美洲、亚洲和非洲，甚至波及太平洋上与世隔绝的岛屿，发展到了全球范围。病魔所经之处，随风飘荡着哀悼死者的悲恸哭声。这些证据是由迈纳（Loring Miner）博士提供的。
这是一片充满极端的土地。干旱厉害的时候，锡马龙河河床开裂，见不到一滴水。以至于诸如“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天，雨量达到了7毫米，这实在令人欣慰”之类的新闻也上了1918年2月当地报纸的头版。但有时候又暴雨连连，造成水灾，就像1914年那场洪水，淹死了许多人，还冲毁了当地第一座也是最大的一座拥有30 000头牲畜的农场。到了夏天，火辣辣的太阳似乎可以把大草原晒白，高温烘烤着地面，热浪令光线也在扭曲颤动。到了冬天，可怕的狂风横扫几百公里，将风寒指数拽至-50℃，整个地区仿佛被冰冻起来，如西伯利亚大草原般寒冷萧瑟。还有风暴，狂烈的风暴，从龙卷风到令人完全迷失方向的暴风雪在整个地区肆虐。这些自然界的极端现象每季都在发生，但有一种极端事件只出现了一次。
这是一个典型的军营，刚成年不久的新兵对即将成为正规军还有一种特有的紧张。一次，当唐纳利（John Donnelly）少校由于超速驾驶被宪兵队拦下时，他向指挥官辩解说：“有好几次，我在军营旁的那条路上看到士兵没有敬礼而去纠正过他们。我的责任心令我不能视而不见，而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不行礼。可能我当时的态度不当，导致这些宪兵对我产生了一种不肯服从的报复和仇恨心理。”
福斯顿军营在另一方面也是典型的。1917年与1918年之交是历史上最冷的几个冬天之一。军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福斯顿以及其他军营里“兵营和帐篷非常拥挤，暖气供应不足，也不可能给士兵提供足够的御寒冬衣”。
得了流感的人散播病毒——排出可以感染其他人的病毒——一般在感染后的7天内。之后，虽然他们还会继续咳嗽、打喷嚏，却不会再传染给别人了。像哈斯克尔这样人口稀少且地处偏远的地方，病毒很可能在传播的途中就死掉了，因而不会再扩散到外面的世界。然而，有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在战争期间。
那里也经常发生内部冲突，特别是福斯顿军营和赖利堡军营有了不同的指挥官之后。掌管军营的巴卢（C. G. Ballou）少将致信华盛顿，冲突才得以平息。巴卢在斯莫基希尔河边的平地上建立了一个他称之为“特种兵训练场”的场所。实际上，那里是基地三个马球场中最好的一个。赖利堡的指挥官（只是个上校）在旁边建了一个邮件临时堆集处。少将请求并获得了“指挥整个赖利堡军事保留地”的权利，那个上校被解除了支配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