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法士,苏州人,北周时已做官,隋代曾做中散大夫。唐人李嗣真对他的画给以很高评价,认为他在当时是独步江左。唐代人见过他的《阿育王像》、《隋文帝入佛堂像》以及《游春图》等。他经常到寺庙去作画,并虚心好学,很受时人推重。
吴道子,河南禹县人,唐玄宗为他更名为道玄。他的生卒年有多种说法,但总的说法是生活在玄宗朝的盛唐时代。他少年时家境贫寒,曾向大书法家学习书法,未成,改学绘画,遂成为大家。关于吴道子的事迹,唐代《历代名画记》、《唐朝名画录》、《唐画断》等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载,此外,在唐宋的笔记和僧传中也多有提及,而且有些传说讲得很神奇。这说明,吴道子确实是当时最受推崇、最有成就的画家,所以,在他死后百年左右,便被尊为“画圣”。他的画影响极大,连唐代著名大诗人杜甫也曾在诗中赞扬过他的画,并称之为“前辈”。杜甫在天宝末年(公元756年)曾写过一首《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的诗,诗中提到吴道子在庙中画的《五圣图》:“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发,旌旆尽飞扬。”吴道子经常在寺庙中作画,据唐人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说:“凡画人物、佛像、神鬼、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冠绝于世,国朝第一。”又说:“《两京耆旧传》云:寺观之中图画墙壁凡三百余间,变相人物,奇踪异状,无有同者。上都唐兴寺御注金刚经院,妙迹为多,兼自题经文。慈恩寺塔前文殊普贤,西面庑下降魔盘龙等壁,及景公寺地狱、帝释、梵王、龙神,永寿寺中三门两神及诸道观寺院,不可胜记,皆绝妙一时。”又说:“景玄元和初应举住龙兴寺,犹有尹老者,年八十余,尝云:吴生画兴善寺中门内神,圆光时长安市肆老幼士庶竟至,观者如堵。其圆光,立笔挥扫,势若风施。人皆谓之神助。”吴道子的画没有保存下来,有一幅《天王送子图》是后人对他手笔的临摹。这幅画画的是释迦牟尼降生后,其父净饭王和其母摩耶夫人抱着他去大自在天神庙的故事。图中净饭王和摩耶夫人的形象都已汉化,完全是汉人帝王与王后的形象和装束。总之,吴道子作为一代画圣,对唐代的艺术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我国绘画史上罕见的天才。
阎立本,唐代京兆万年人(陕西临潼),约生于公元601年,卒于673年。其父阎毗,在隋朝为官;其兄阎立德是唐初著名画家、工艺家和工程专家,指挥舟桥、宫室、陵墓建筑,身居高官。唐高宗时,阎立本以将作大匠的身份代替阎立德为工部尚书,后升任右丞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宰相画家。据《旧唐书》本传,一次,李世民与群臣在春苑池泛舟,见有异鸟在池面游弋,一高兴便命群臣作诗,又召画师阎立本画画。阎立本看到别人在作诗,而自己却像仆役一样调色画画,感到十分羞辱,回家告诫儿子,让他们永远不要画画,说画画是下贱的事。尽管他错误地把绘画当作下贱事,却仍然爱好绘画。所以,当他做了右丞相时,人们讥嘲地说:“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当时的左相姜恪以武功闻名。阎立本以画人物像见长。他的《步辇图》真迹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画的是唐太宗接见吐蕃松赞干布的使者禄东赞的场面。这幅画极受历代美术家赞誉。现存的另一幅真迹《历代帝王图》在美国波士顿博物馆。他以高超的技巧,写实的手法描绘了13个帝王的精神风貌。阎立本受佛教影响,主要表现在他的虚心好学,广收博取上。他不但继承了父兄的家学,还倾心向前人学习。有这样一个故事:阎立本曾到荆州去看张僧繇的画,第一天看了,说“虚得其名”;第二天又看,说是“近代佳手”;第三天再看,说“名下无虚士”。于是他留宿画下,观赏研究了十多天。我们知道,张僧繇以画佛画见长,又是画天竺“凹凸花”的大师,阎立本在荆州看的画大约就是指他在天皇寺中画的佛像。
除了以上几位,唐、五代时还有一些绘画大家,如孙位(又名孙遇)、王维、周文矩、王齐翰、荆浩等,都擅长佛教题材的画。
中国的绘画由六朝经过隋代的过渡,在唐代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丰富多彩的局面。大画家辈出,新画派不断出现,民族风格的确立,外来技巧的吸收,这些都是唐代绘画繁荣的标志。在此期间,佛教题材仍在绘画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许多大画家都与佛教有关,几乎都画佛教题材的画,这一点和六朝时的情况差不多。下面简单介绍几位画家。
尉迟乙僧,新疆和田人,其父在隋朝做官,是隋代名画家之一。尉迟乙僧青年时代被当时的于阗王推荐进京,其时在唐代初年。其后,他深受唐王朝重视,被封官进爵,地位显赫。他的画主要以佛画见长。当时长安、洛阳一带的大寺院,如慈恩寺、光宝寺、兴唐寺、大云寺等,都能见到他画的壁画。他擅于画佛、菩萨像,也擅人物肖像、花卉鸟兽等。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对他的绘画活动有较详细记载:公元677年以后,在长安光宝寺东菩提院内画《降魔变》等壁画;702年前后,在慈恩寺塔下南门画过《千钵文殊》壁画;705年以后在长安兴唐寺作画;710年前后在长安安国寺作画。尉迟乙僧曾多次绘制过《西方净土变》,此画以阿弥陀佛为中心,左右有观音和大势至两菩萨,有喧闹的乐舞场面,又有菩提树、楼台殿阁、七宝莲池、花鸟树木等等。那景象十分热烈,又十分圣洁,既是理想中的西方净土,又是现实盛世的生活写照。他的画在当时非常有名,据说他画一幅屏风就“值金十万”。他的画又自成一派,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说:“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外国之物象,非中华之威仪。”可见,他在传播西域画技巧(包括印度绘画技巧)方面所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