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的佛教音乐也传到中国，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现了中国的佛教音乐。而中国佛教音乐的奠基人，一般认为就是三国时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曹植。
从公元220年到580年的360年间，为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已全面展开，双方的人员往来频繁，贸易活动增多，彼此间的了解逐步加深。然而，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印度佛教文化的大规模东传。此外，政府间的往来也是这一时期中印文化交流的特点之一。
印度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相传，张骞通西域时，在西域得到了两支曲子，叫做《摩诃兜勒》；西汉的大音乐家李延年根据西域传来的曲子翻新改造，又创作出28首新曲；后汉时，这些在西域乐曲基础上改造的曲子被作为“武乐”使用于守卫边疆的军队(崔豹《古今注》)。也就是说，在汉代时，中国由于受到西域音乐的影响，才有了自己的军乐。而军乐的出现，最早是在印度。在汉代以前，印度人的军队中早就有军乐，并在作战中使用军乐队，而那时的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埃及人等，都没有军乐。另外，“摩诃兜勒”这几个字也是印度词汇。所以说，中国音乐在汉代即受到了印度的影响。
曹植爱好音乐，懂得音乐，又是诗人，并对佛教感兴趣，曾参与佛经的翻译工作，这些都是他首先创作出中国梵呗的主观条件。另外，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这段时间，印度和西域其他地区来华的僧人中，有许多都擅长梵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梵呗的产生创造了客观条件。
曹植是魏武帝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的弟弟。因为曾被封为陈王，死后谥号为“思”，所以又被后人称为陈思王。他从小就很有文学才华，长大以后更为出众，很受曹操的宠爱。但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却显得很无能，所以曹操没有让他继承皇位。关于他创作佛教乐曲的故事，记载在南朝梁僧佑的《出三藏记》卷十二《陈思王感鱼山梵声制呗记》中，可惜原文没有流传下来，只留下了这样一个目录和标题，我们无法知道他创作的详细情况。但根据其他文献，我们可以大体推知，他于太和三年(公元229年)被封为东阿王，封地在今天山东东阿县一带；第二年(公元230年)，他游览东阿境内的鱼山，听到山洞里有唱梵呗的声音，深受感染，便改编和创作出《太子颂》等曲子；他所创作的梵呗被后人称为“鱼山梵呗”。
印度佛教徒在传授佛经的过程中，除了要背诵经文以外，还要特别讲究音韵，讲究富于抑扬顿挫的念诵和歌咏。一般来说，佛经经常是用韵文和散文两种文体写成的，也就是所谓“韵散相间”的形式：散文中间不时地夹有韵文(称为偈〔ji季〕、偈颂或歌赞，即诗句)。这样，遇到散文体的经文就念诵，遇到韵文体的经文就歌唱，既不枯燥又便于记忆。佛教传到中国以后，人们把念诵经文称为“转读”，把歌唱偈颂称为“梵呗”〔fanbai饭拜〕。
曹植创制鱼山梵呗不仅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从曹植所处的三国时代到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佛教音乐得到了发展。特别是在南朝梁武帝的时候(公元502—548年)，由于皇帝本人信仰佛教，便借助于自己的至尊地位大力推广佛法。他亲自填词，“更造新声”，让当时的音乐家沈约作曲，然后让乐师们演奏。他对当时的宫廷音乐作了改革，把“述佛法”的歌曲列为“正乐”，在宫廷当中演奏，又把童子歌唱梵呗作为“法乐”，用于“无遮大会”等重大法事活动(《隋书·音乐志》)。他还吸收印度和西域的舞蹈内容和形式，改革了宫廷舞蹈。这样，印度古代音乐舞蹈就对中国宫廷乐舞发生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