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4月间，中国文化访问团访问印度，双方协议，当年即互派10名研究生。自此以后的几年中，中国派往印度的留学生主要有杨瑞琳、巫白慧、巴宙、李开物、陈祚农、裴默农、法舫、周达甫、周祥光、杨允元等。他们后来也都成为中国印度学的学者。
印度的中国学学者中，最突出的是师觉月。他于1920年于加尔各答大学获硕士学位，然后为法国著名东方学学者S.列维当助手，并随列维到尼泊尔研究佛教，1923年到法国，并在那里学习中文，后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1945—1956年在国际大学任教并从事研究，1956年去世时为国际大学的副校长。他曾两度来华，1947年是来华讲学，1952年是作为印度文化代表团成员访华。他的中国学研究成果汇集在《中国一印度丛书》(共四部)中。他的《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最为著名，分为八章，分别论述中印的古代交通、佛教往来、佛教在中国、佛教文学在中国、印度艺术和科学在中国、两大文明的比较等问题。
这一时期，中国的大学也开始设置印度学方面的课程。1916年，许季上率先在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1917年，梁漱溟应蔡元培之聘，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直至1924年。1918年，蒋维乔建议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佛学课。同年，汤用彤先生赴美学习哲学，兼攻梵文、巴利文，1922年回国，先后在南京东南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任教，讲授过中国佛教史、小乘佛教研究、佛典选读、印度哲学史等课程。1931年，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开设佛典翻译文学课。李证刚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曾在沈阳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讲授佛学课程。
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我国学者发表了一大批有关印度学的著作。
1943年，中印两国政府决定互派留学生，首批来华的印度留学生九人，于11月底到达中国。他们在中国主要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1947年，印度临时政府派遣10名留学生来华，七名硕士，三名大学助教，来华学习中国的语言、艺术、史地、哲学。1948年印度独立后又派遣了一批留学生。这些人中，有的后来成为中国学专家。
谭云山先生于1927年在新加坡会见泰戈尔，1928年9月来到泰戈尔的国际大学，从此他为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事业贡献了毕生心血。他先在国际大学学习梵文并研究佛学和印度文化，还开设了中文课程。同时，他不断给国内报刊写文章，介绍印度政局，介绍印度文化，不仅为国内印度研究提供了及时而又准确的信息，而且他有关印度时局的评论文章也写得很深入精彩。1931年，他周游了印度，不久即写出《印度周游记》一书，1933年出版。1935年，他的《印度丛谈》出版，其中介绍了印度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宗教、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为中国学者进一步了解印度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先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以印度的沦陷为例子，力陈变法之急迫，后有孙中山、章太炎吸取变法失败的教训，进一步分析印度受制于英国的原因，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张。在此期间，他们对印度政局、经济和社会的密切关注和研究，是中国印度学开始萌芽的标志。
除了中国学院以外，30年代研究中国的另一个重要机构是设在新德里的印度国际文化研究院。它是由著名学者拉古维拉创立的。他从1937年开始研究中国文化和印中关系史，并与中国进行学术交流。1938年，他写成了《〈罗摩衍那〉在中国》一书。此后，又致力于探索中国文学艺术，撰写了有关中国诗歌和绘画的专著。他的儿子罗凯什·钱德拉受父亲影响，在读书时候便开始学习中国文化和印中文化交流史。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取得丰硕成果，成为在中国研究方面一位蜚声全印的著名学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20年间，中国知识界对印度的政治动向反映敏感，对时局的分析更加深入中肯。当时中国的一些著名报刊，如《新青年》、《东方杂志》、《少年中国》、《申报》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印度人民的苦难和英国殖民当局的暴行的揭露，常常十分及时，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成败得失的评论也往往切中要害，对甘地其人其事的介绍和研究则已形成规模。这说明当时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密切注视着印度的时局变化，在研究印度的政治经济现状。随着泰戈尔的来华，中国又掀起了一股泰戈尔热，译介和研究印度文学之风飒然而起。这是与政治研究相呼应的文学研究，也是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相一致的文学运动。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中国去印度从事讲学和研究的学者主要有金克木(1941年)、吴晓铃(1942年)、徐梵澄(1942年)、陈翰笙(1944年)、常任侠(1945年)、陈洪进(1945年)等。他们回国后都成为中国印度学界的著名学者，写出了一批重要的学术著作。我国当代最著名的印度学家季羡林先生于1935年至1946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主攻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并从事语言学研究。回国后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主任。
1942年，中国在云南呈贡建立了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设有印度语文科。这是中国大学里首次设置印度语言专业。该校除教授印地语外，还设有印度历史、印度宗教、印度社会等课程。朱杰勤当时在该校讲授印度史。抗战胜利后，国立东方语专迁至南京。1946年，北京大学成立东方语言系，教学内容包括印度的语言和文学。1949年，东方语专合并于北京大学东语系。1946年，金克木在武汉大学开设印度哲学史课，1948年到北京大学又继续开此课，原武汉大学的课程由石峻接任。
这一时期去印度的学者还有许季上(1919年)、许地山(1926年6—9月在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学习梵文、研究佛教，1934年再度到浦那学习梵文和研究佛教三个月)和高剑父(1931年到加尔各答举办个人画展，受到好评)。30年代去印度留学的学僧有体参(1931年)、岫庐(1936年)等。通过不同途径去印度留学的学生有杨国宾、魏凤江等。
在此期间，中国佛学研究又有了长足的发展。1914年至1934年，全国各地建立起许多佛学院，恰如雨后春笋，为中国印度学的形成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印度的中国学研究也值得一提。大诗人泰戈尔对中国友好，也很了解中国的文化，他有许多文章都谈到中国的问题，他在讲演中也时常引用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句，当他谈起中国文化时，往往有很深刻的见解。1924年他访华以后，一直为加强中印文化交流而努力。1934年，由于他和谭云山先生的共同努力，加上印度国大党领袖们的热情支持，印度的中印学会终于成立。1937年，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成立中国学院。这些都对中印文化交流和印度中国学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30年代建立的中印学会是中国印度学兴起过程中的一件大事。1924年泰戈尔访问北京时，何雯曾提出组织中印学会的建议，泰戈尔表示赞同。1931年，谭云山与泰戈尔再度商量此事，泰翁积极支持，并写信给蔡元培。9月谭云山回国。1933年，在蔡元培和戴季陶的大力支持下，中印学会的筹备会议召开，发起人有谭云山、周谷城、太虚、梁漱溟等43位，赞助人有于右任、蔡元培、林森、戴季陶等24位。6月，中印学会的发起书《中印学会：计划、总章、缘起》出版。1934年初，谭云山返印，5月，印度一侧的中印学会正式成立，泰戈尔任主席，尼赫鲁后来任名誉主席，普拉沙德、拉达克里希南等名人曾任各地的负责人。11月，谭云山回国，次年5月，中国的中印学会正式成立，蔡元培为理事会主席，戴季陶为监事会主席。中国的中印学会建立初期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向印度国际大学捐赠了一批中国古籍，二是向国内呼吁教育界和学术界在大学里设立印度佛学和印度文明史讲座，三是帮助泰戈尔的国际大学募集资金建立中国学院。中国学院建立于1937年4月14日，谭云山先生被任命为院长。从此他一边做学院的工作，一边从事学术研究，共写有英文著作38种，中文著作10余种，为中印人民的文化交流做出卓越贡献。
30年代后期，印度南方城市浦那的费尔古森学院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国学的中心。巴帕特、戈克雷二人开始从事梵文、巴利文和汉文、藏文佛教典籍的比较研究。戈克雷先在国际大学学习，后到德国留学，在海德堡大学学习了汉文和藏文。巴帕特是在美国学的中文，也是从事佛教研究。金克木先生留学印度期间曾会见过师觉月、戈克雷和巴帕特三位教授，还曾帮助过戈克雷校勘《集论》。
这里要重点提起的是中国佛学的复兴问题。中国近代的佛学复兴也与西学东渐有密切的关系。这次复兴的第一人杨仁山居士，曾两度随曾纪泽出使欧洲，考察过法国政教民生和英国的政治科技，对西方文明很重视。他于1866年创办金陵刻经处，1907年创办佛学学堂“祗园精舍”，学堂虽仅维持了两年，但从其课程设置可知，那是一所受了西方教学影响的学校，不仅设有佛学课程，而且还有史、地、语、算和外文等。著名诗僧苏曼殊就曾在那里教授梵文和英语。学堂还培养出一批很有影响的佛学研究人才。
20年代，中国有了去印度的留学生。近代以来去印度留学的第一人是曾圣提。他于1924年泰戈尔来华后不久，即渡海到印度去投奔泰戈尔，先在国际大学学习，后到甘地的真理学院学习，1925年归国。1929年，海维谅在印度德里穆斯林大学学习伊斯兰教哲学数年。他在学期间兼为学校服务，并曾给国内《东方杂志》写过文章，介绍印度民族运动与穆斯林的情况。这时，中国还出现一位专门从事中印文化交流活动的学者谭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