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赵汝适《诸蕃志》卷上说：“雍熙间，有僧罗护哪航海而至，自言天竺国人。番商以其胡僧，竞持金缯珍宝以施，僧一不有，买隙地建佛刹于泉之城南，今宝林院是也。”这一记载告诉我们，在984—987年间，有印度和尚来华，受到人们的优待。他得到商人们的慷慨布施，有足够的财力建立寺院。其地点在泉州。这说明，泉州在北宋时代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港口，那里聚集了许多外国商人，其中自然少不了印度商人。那里还有印度来的僧人在建寺传播佛教。可见，它既是商业中心，又是宗教活动的中心。当然也就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和桥头堡。
总之，由于宋时西北地区经常为西夏等民族控制，虽然也有人从那边过来，但交通困难，于是，宋人只好通过海上与印度人打交道。宋时沿海有广州、泉州、杭州、明州等大港，外商云集。而这一时期去印度的中国商人也数量可观。
宋代，有自海路来华的印度僧人，如《宋史·外国传六》曰：“至道二年八月，有天竺僧随舶至海岸。”至道二年是公元996年。当时南天竺的使者和僧人来华一般都取水路。《佛祖统纪》卷四四记：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南海注辇国遣使来贡，进天竺梵经。其使言四十年以来，海无风涛，意中国有圣人出世”。注辇国即南印度的朱罗(梵文作Cola)，玄奘《大唐西域记》作珠利耶(Colya)，本为一古国，宋初发展成南印度的一个强大国家。《宋史·外国传五》记大中祥符八年事甚详，且有其国王罗茶罗乍所上表文，从表文可知，南印度人得知宋朝消息，也是由海路商人传递的。这三条材料都说明，北宋时期，中印间的海上交通是很发达的，而且来往也很多，最多的是商业往来，同时也有僧人和政府使者在活动。除此以外，《宋史·外国传》还记载了南印度和北印度多次派使者来华的事件。使者们往往都带有“进贡”的礼物。这些礼物都是印度的特产，如珍珠、象牙、药物和香料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些使者可能是商人冒充的，其礼物不过是贸易用的货物。他们到中国来，把这些礼物送给中国朝廷，同时也得到皇帝的“赏赐”，这就等于进行了一次贸易活动。
宋时，在南印度西海岸南端，有一个叫故临(Kaulam，今作Quilon，奎隆)的地方，也与中国有密切的海上交通。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记载说：“故临国与大食相迩。广舶四十日到蓝里住冬，次年再发舶，约一月始达。”“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由此可知，当时的南印度还是中国商人与阿拉伯诸国贸易的中间站。另外，《诸蕃志》所记南毗国(印度西南沿海一带)、细兰国(即锡兰，今斯里兰卡)、晏陀蛮国(安达曼群岛)等地，似亦与中国有贸易往来或误航而至者。
据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土塔》记载，当时南印度有一座中国人建的土砖塔，“高数丈”。塔上还有汉字“咸淳三年八月毕工”。咸淳三年是公元1267年，已经到了南宋末期。这说明，一直到南宋晚期，中国到印度去的商人仍然不少。中国人之所以在那里建塔，很可能是出于礼佛的需要，是商人们祈求佛的保佑。宋朝人所建的塔“高数丈”，这说明，此塔是中国式的，是宋人把中国的建塔风格和建筑技艺带到了印度。
与印度僧人在泉州建寺相对应的是，中国商人在印度建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