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和五代的一个半世纪里，印度僧人来华较少，但不能说没有。到北宋早期，据《佛祖统纪》的记载，从太祖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到仁宗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的80余年时间里，又有一批印度僧人来华译经传道。
宋代以来，由于中国的佛教仍然在发展，佛教的一些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表现在思想界，便是宋明理学思潮兴起和演进过程中对佛教思想的吸收和融合。表现在民间，便是民众信仰习俗、岁时节日、婚丧嫁娶等各方面都有佛教的深深烙印。表现在文学上，便是宋代志怪和传奇小说、元明杂剧、宋元话本、明代白话小说对佛教伦理道德观的融会贯通，以及对求法运动的怀念与演义。表现在艺术上，便是对原有石窟寺的继续开凿、绘画中继续保留大量的佛教题材。佛教，再也不是印度的佛教，而是中国的佛教，中国的佛教文化已成为中国文化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些，追根溯源，都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结果。
这一时期，中国汉地僧人赴西天取经的运动也出现了回光返照现象。据《佛祖统纪》卷四三，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宋太祖曾下诏募集往西天求法的人，应诏者157人。于是，政府就组织这些人到印度去。这种由皇帝倡议、官方组织的庞大求法团，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但《宋史·外国传六》“天竺国”条的记载与此不同：“乾德三年，沧州僧道圆自西域还……太祖召问所历风俗山川道里，一一能记。四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书，许之。”这里说的是先有道圆去西天取经并成功返回，这件事再一次激发了僧人们的求法热情，于是产生了僧人们自发的行动，经皇帝许可，才得以成行。范成大《吴船录》则写道：“继业三藏姓王氏，耀州人，隶东京天寿院。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业预遣中。”其中年份与人数都同前二书所记有异，但“诏”和“遣”字则证明，《佛祖统纪》的记载是可靠的。
宋元明三代，中国与南亚的文化交流仍处在高潮时期。尽管由佛教所带动的文化交流逐渐衰微，求法运动亦渐趋终结，但代之而起的是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发达，而这一点是汉唐时代无法比拟的。
《吴船录》将继业在西域的行程记录下来，使后人得知当年那个庞大僧团中某些人的活动路线。继业于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回国，还有人回来得更晚。但不管怎样，宋代的这次大规模求法行动基本上是成功了。宋代求法运动中还有一情况值得注意，即有二次乃至三次前往西天者，如《佛祖统纪》卷四三所记的法遇、卷四五所记的怀问。这说明当时的交通比较便利。但是，由于11世纪时穆斯林已进入印度，印度佛教已濒于灭绝，所以到宋仁宗时代(公元1023—1063年)，中国汉地僧人到印度去取经的事便停止了。
这里必须说明，中国汉地僧人的求法运动虽然停止，但在中国的西藏地区，求法活动仍在继续。还必须说明，汉地求法运动虽然结束，但中印文化交流并没有中断，中印海上的交通和贸易还在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