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的记载也不很详细。在其《地理志》中提到南印度的黄支国，还特地说：“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在其《平帝纪》中也说：“元始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王莽传》也有相同记载。这一事件在一部书中记载三次，说明它在当时是一件很轰动的事，不仅使中国人开了眼界，而且还满足了一些人的大国主义心理，所以后世也时常有人提起这件事。
到了后汉，中印文化交流多了起来。《后汉书·西域传》中记天竺国物产颇详细，但还是没有多少印度传入中国物产的具体记载。只是在《后汉书·章帝纪》说：章和元年(公元87年)，“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此时，从中国西部迁移过去的月氏〔yuezhi月支〕人已经征服了印度西北部地区，建立了贵霜帝国，所以，他们所献之物有可能是印度的物产。另外，《洛阳伽蓝记》卷三还有一条记载，说：“白象者，永平二年，乾陀罗国胡王所献。”由此可知，那时除了犀牛以外，印度的大象、狮子等也传入了中国。《汉书·西域传》说，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这里虽然说的是大秦人给汉朝“贡献”，但有人认为，所谓大秦“使者”，“仅是些民间商业代表，冒用官方名义以利于达到目的；他们贡献的礼物并非产自罗马，而是印度土产。无疑，罗马商人惯常远道东来，在印度销售罗马货物，然后再装载印度物产前去马来亚及更远处。当时的罗马史中没有任何使团遣往中国或者接待中国使团的蛛丝马迹”。这是很有道理的。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秦汉时代，中国输出印度的物产有丝和丝制品，还有蜀布和邛竹杖等物，那么，印度输入中国的物产有哪些呢？这在《史记》中并无具体记载。但在别的书里倒是提到了一些。例如，《西京杂记》中有这样一条材料：“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羁(马笼头)。皆以白玉作之。玛瑙石为勒，白光琉璃(即玻璃)为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昼日。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竞加雕镂，或一马之饰直百金。”可知，当时装饰在连环羁上的有白玉、玛瑙和琉璃。《三辅黄图》卷三还有一条记载，说：“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画石为床，文如锦；紫琉璃为帐；以紫玉为盘，如屈龙，皆用杂宝饰之。侍者于外扇偃，偃曰：‘玉石岂须扇而后凉耶？’又以玉晶为盘，贮冰于膝前。玉晶与冰相洁，侍者谓冰无盘必融湿席，乃拂玉盘坠，冰玉俱碎。玉晶，千涂国所贡也。武帝以此赐偃。”《拾遗记》卷五记同一事稍详，也说：“此玉精，千涂国所贡也。”看来，这里的玉精和玉晶是一回事，大约即是水晶。千涂国，就是乾陀罗国(在印度西北部)或者身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