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观战室里坐了几乎整整一天，直到下午五点，我才松了口气，我觉得到这时，江铸久在盘面上取得的优势是不会再丧失了。这时我便翻开了日本朋友带来的新一期杂志《围棋俱乐部》，只见在首页、二页和三页上登了三幅依田纪基的大照片，大标题写着“希望之星”。看来，他们希望依田纪基战胜江铸久吧。
第一盘日本出场的是依田纪基，他当时十八岁，只有五段，但他是日本六段以下棋手参加的“新人王战”冠军，在日本赢过不少高段棋手。藤泽秀行先生夸他有九段的实力，这虽难免有点偏爱，但他的棋力确实不低。我们出场的是汪见虹六段，一上来气氛就十分紧张，到了中盘汪见虹形势不利，紧张之下，鼻血一下子喷了出来，弄得到处都是，真有点惊心动魄。我走进对局室时，他正在用手绢擦血，嘴也咧着，一副焦虑不安的样子。我一看就知道棋肯定是不行了，可对他这种拼命的精神，我还是很受感动的。过去在日本棋战中曾有过木谷吐血的事，可在中国据我所知这还是第一次。
日本的舆论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位棋圣赵治勋说：“日本败下阵来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从技术水平上讲，两国已没有大的差距。”名誉棋圣藤泽秀行则说：“我早就说过，中国军团已经来到我们的城下了，但很少有人相信。现在我们面临困境了。”
由于淡路修三没有充分准备，临战时对江铸久也不那么重视。江铸久把规定的自由支配的三小时二十分钟都已用完，进入读秒，而淡路修三才用了一小时五十分，可见他当时落子是很快的，而江铸久则是十分小心，苦苦思索着。也许正由于这大意，盘上几次出现淡路修三可能获胜的机会，他都没有抓住。而在看到江铸久在读秒声中，仍在顽强地拼搏，并取得了优势以后，他就沉不住气了，表现出了相当的烦躁。
开局江铸久没有走好，直到中午，他一直陷在被动局面中。右下片冈聪围了巴掌那么大一块空地，江铸久的实空明显不够。我当时看到那形势，急得连饭都没吃好。吃完饭，大家都休息去了，有去打台球的，有看书的，我的心却离不开那盘棋。
江铸久果然战胜了石田章，可是第二天紧接着打小林光一就不行了。
在这同一时期，淡路修三还曾在日本的七个大赛中获得三个大赛——“本因坊”、“天元”和“小棋圣”的挑战权。可惜的是在这些挑战赛中，没能成功地摘下一项桂冠，不然的话，他决不会排在擂台赛第三个出场的位置上。
那时，中日围棋擂台赛已成了两国都十分关注的大事。2月17日，新体育杂志社为庆祝《围棋天地》创刊，在京西宾馆举行茶会，方毅、张劲夫等领导同志都来了，还有一些关心围棋事业的老前辈宋季文、廖井丹、曾涛也来了。这不仅仅因为《围棋天地》创刊，意味着围棋事业开始腾飞，更因为江铸久的四连胜，使这些领导同志高兴。当时张劲夫同志就说：“要是围棋擂台赛打败日本，其意义我看和女排的胜利差不多。”我当时听了心里是很激动的。女排的胜利在中国人民心中引起的民族自豪感，要说是一颗精神上的原子弹，并不过分。我们围棋要是也能为国家做出这样的贡献，那就太鼓舞人心了！
江铸久已经赢了三盘了，但是无论他本人，还是我们围棋队的队员，总还是希望他继续赢下去。那时刚好上海举行围棋精英邀请赛，参加擂台赛的队员全在上海。比赛那天，我们全都坐进了观战室。
就是在这种氛围下，江铸久第二次东渡日本，迎接石田章九段的攻擂。
从这里我们不难理解，坂田荣男理事长为什么会提出，希望到淡路修三便结束战斗了。淡路修三九段并不是不具备这个实力。不过作为领导者，这么想想是可以的，在那样的场合，那样说，效果却未必好。它激发了对手的斗志，还可能造成自己这方斗志的松懈。
接着，江铸久又在日本战胜了小林觉，这对我们来说不觉得意外，但接下来他又胜了淡路修三九段，这确实使我们始料未及。淡路修三这个人的棋坛生涯，与别人不尽相同，到了三十岁时还是个普普通通的七段棋手，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要是在我国，到这份儿上，很可能就打退堂鼓了。但是日本职业棋手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对局费，即使没有好成绩，也要尽量参加各种比赛。当然还得争取打出好成绩，因为成绩的好坏和对局费的高低是成正比的。结果不少棋手在三十岁以后，反而出了成绩。
淡路修三就是这样的棋手，他三十二岁升为八段，三十五岁才升九段。
擂台赛开始以后，主办这次比赛的《新体育》杂志搞了个猜奖活动，猜奖的截止日期是1985年1月底，这时江铸久已三连胜，但在二万七千多猜奖者中，猜中方胜的仅七千人。而日本《围棋俱乐部》杂志，有三千读者参加该杂志的猜奖，只有二百六十六人猜中方胜。据说这些人中，不少是中国留学生，他们心里也未必认为我们能赢，也许只是存心去气气日本人罢了。
这次擂台赛日方也是首先找到他，他是个极度的乐观派，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就认为我们有可能赢。我虽主张下，可我是悲观派，我认为是要输的，但不怕输，交学费嘛，不然的话以后怎么办！有些人怕输得太惨，有顾虑。当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中日围棋擂台赛。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人们如此热爱和崇拜围棋运动员，那情景真使人感动！
原来擂台赛的安排是：第一天到达，第二天即比赛，第三天休息，第四天赛第二场。江铸久考虑到第一天旅途的劳顿，第二天休息，第三天再下棋。这样可以保证精力充沛地下好第一场。当然如果第一场赢下来了，接着再打第二场就不利了。但是江铸久已经四连胜了，如再胜石田章就是了不起的成绩了。而且排在石田章后面的是小林光一“十段”，是中国棋手从来没有赢过的“超一流”，还要他再赢就过分了。所以江铸久的要求是对的，应该重点保证第一战的胜利。我们后面还有六个人呢，他只给我们留下三个对手，我们应该感谢他了。
有的人退票等不着也不走，为的是想早点知道比赛结果。
江铸久战胜淡路修三，对我们来说，真有点儿喜出望外，他一个人就打破了坂田预言，太令人兴奋了！为此，《新体育》杂志社举行了一个小型茶话会，为他庆祝胜利。金明、廖井丹等一向关心围棋事业的老同志都来了，他们很为他的成绩高兴，而且鼓励大家树立起打败日本的信心。老同志发言都很激动。金明同志谈到陈老总如九泉有知，也会为今天的成绩高兴时，竟激动得声泪俱下。我当时也很激动，觉得只要再有一两个棋手，能像江铸久这样充分发挥出来，打败日本不是不可能的。
看来淡路修三的确是仓促上阵的。当时江铸久处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一是第一仗以后，休息得不好；二是对淡路修三的棋没有多少研究。
现在，江铸久都四连胜了，于是大家开始议论起中国队的胜利来了。
第二盘比赛移师北京，由江铸久向依田纪基攻擂。论棋力，我觉得江铸久还是强一些，但是只下一盘，出现偶然性的机会就要多得多。我希望江铸久能打败他，不然让人家一个先锋就打得我们稀里哗啦，多难看！
他前面五盘，开局都不太好，但是一到中盘，便发挥出了自己的力量，杀得对手难以招架。唯独对小林光一这盘，开局时占了优势，但下午续弈不久，他看错了一步棋，形势便接近了。后来小林光一越走越顺，最终拿下这局。
因为他的任务首先是拿下小林觉，那时中国队真如踩着石子过河，每一仗都非常小心，绝不敢有丝毫大意，根本没有想一个人要连胜几位。
日本棋院的理事长坂田荣男在致辞时说，他们只要三个人就可以结束战斗，气焰嚣张得不得了。我当时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当然不相信他们三个人就可以把我们扫干净了，但即使五个人结束战斗，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尴尬的，我作为主将，是应该尽量避免这一局面发生的。
这一切原在预料之中，当时大家都还陶醉在江铸久的五连胜之中，并没有什么紧迫之感，因为后面我们还有六个人，谁也没有想到“狼来了”！
1984年10月5日晚，我作为中国队的主将参加了在东京新大谷饭店前举行的开幕式。出席开幕式的国际围棋联盟主席、前日本航空公司总裁朝田静夫，日本棋院理事长坂田荣男，NEC日本电气公司社长关本忠弘，吴清源大师偕夫人以及日本围棋界人士共七十余人。我国驻日本大使宋之光也应日方邀请，特意前来祝贺。他曾跟随陈毅副总理多年，非常热心中日之间的围棋交往。
比赛结束后，两位对弈者去和观众见面。片冈聪面带微笑，颇有大将风度。当江铸久退场时，观众硬是把他围在了入口处，一个个本子递上来，要他签名。后来人越围越多，本子一直顶到江铸久的鼻子尖上，挤得他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上海棋社一看这情景，赶紧把江铸久又拉上台去，护送他从后门走出了剧场。这时前门的观众还痴痴地等在那里，久久不肯离去。
赛场设在北京体育馆南一楼西厅，观战室设在东厅。虽然东厅不大，但那时擂台赛似乎没什么人关心，来采访的记者很少，观战的人也不多，小小一个东厅，除了我们这些棋手，连记者、日本朋友全容下了。藤泽秀行先生还和刚七岁的罗洗河占着一只茶几下指导棋呢。
我当时是中国棋手的代表人物，在国内赢棋最多，可与日本超一流棋手所下的九盘棋全输了，没赢一盘。虽说如此，但最后一次中日对抗赛中输给赵治勋的那两盘，我都有赢的机会，不像以前输了都不知道是怎么输的。因此我是极力主张下的，也算是交学费吧。不过当时我还是围棋队队员，不像现在是总教练，说话的分量没有多大。
是啊，我们还有七人，日方则只剩四人了！难怪一些人甚至觉得我恐怕未必要出场了。
赛前有关领导提出一个具体指标：请出超一流棋手小林光一算是基本及格，打败小林光一就是胜利，打败加藤正夫就是大胜，如果最后能战胜主将藤泽秀行，那就是历史性大突破。
而从升入八段以后，一直是日本第三大棋赛“本因坊战”循环圈里的人物。能进入大赛循环圈，而且能连续待上三届，这说明其棋力是的的确确的一流。
最后，江铸久果然赢了下来。这天上海棋社在离赛场不远的长江剧场公开挂大盘讲解。这是擂台赛开赛以来第一次挂大盘讲解。讲解从晚上七点开始。2月初正是隆冬，那天正刮北风，天气阴冷，可一千多张票，两小时就卖完了，不少棋迷冒着寒风，徘徊在剧场门口，希望能得到一张退票。
江铸久对小林觉的比赛安排在箱根，租用的旅馆只准备了打一场。当江铸久获胜后，只好在第二天赶回东京，在临时租的一家旅馆里，迎接了淡路修三的攻擂。
在促成擂台赛的举办上，《新体育》杂志社总编郝克强起了很大的作用。提到郝克强我想再加上一笔，1979年他发起的围棋“新体育杯”，是中国所有体育项目杯赛的第一家。现在这杯赛、那杯赛多了去了，不足为怪，可当时“新体育杯”却是不得了的事情，是“破天荒”的，在体育界起了第一块多米诺界牌的作用。他有这个魄力和胆识，他对中国围棋的发展是立了大功的。
1985年2月，江铸久在上海设擂迎战片冈聪七段。在此前不久，片冈聪虽然刚失去了“天元”战冠军，但并不失为一位实力不凡的对手。
这时，好像这盘棋已不是江铸久下的，而是我下的了。离开赛还有半个多小时，我就坐到棋盘前研究起来。我下棋一向如此，从来不服输，我就不相信自己找不到出路。
在胜负场上，人是很难知足的，我的胜负心就更强。一坐到棋盘前，我就只有一个念头：赢下来，其余的念头都离我而去。其实不只是我，所有的棋手都有强烈的胜负感，只是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中日擂台赛最早是由日本棋院向中国围棋协会提出来的。这种比赛方式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搞过，没有经验。在是否同意举行擂台赛上我们有两种意见，犹豫得厉害。从当时的形势看，中方是必输无疑，我们主要怕的是别让他们一个人把我们都扫了，真的有点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