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围棋又是变化无穷的，它就像星罗密布的宇宙空间，即使是超一流棋手，也无法穷其奥秘。因此在复杂的实战对局中，棋手的看法必然不尽相同，有时出入还会相当大，这就需要棋手们大胆地讲出自己的见解，创造出一个“百家争鸣”的研究气氛来，这才有利于棋艺的提高。
我本人就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在围棋上恐怕已达到了极端的程度，特别是在七八十年代。不过任何事物都存在着“物极必反”的法则，真理再前进一步，就会变成谬误，“自信”再前进一步，则会成为“狂妄”。假如“自信”与“狂妄”之间真有一条界线的话，那我就是正好站在这条界线的边缘，并且时常会“越界犯规”。
再有，在对局之后的复盘研究时，如果大家一致认为我的棋形势不好，我是不肯轻易认账的。有时明知人家说得对，也要硬着头皮和对方摆下去。
以上这些，都是我从“自信”越界到“狂妄”时所干的蠢事，现在我虽百般注意，但有时好胜心一发，又会口没遮拦，只好请棋界的朋友们多多谅解了。
围棋这种竞技，纯粹是一对一的单兵作战。比赛一开始，棋手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奋斗，任何人都不可能来帮助他。其他的体育比赛，最起码还有个暂停时间，教练可以出谋划策，想办法稳定运动员的情绪，鼓舞运动员的斗志，但围棋比赛连这个机会都没有。能够支持着棋手全力拼搏的，大概只能是“自信心”吧。这情况，很像是单身一人驾舟去漂洋过海，在惊涛骇浪之中，只有对战胜风浪充满自信的人，才能勇敢地不屈不挠地和风浪搏斗，最终胜利到达目的地。而缺乏自信的人，一遇风浪就会张皇失措起来，结果必然会遭到灭顶之灾。因此在不是你输就是我赢的围棋比赛中，缺乏自信就意味着失败。
1983年在兰州举行的“国手战”中，我执黑棋败给了邵震中七段，失去了夺冠的机会。后来邵震中在上海的《围棋》月刊上，我在北京的《围棋春秋》杂志上，各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盘棋进行了讲评。结果双方的观点分歧很大。邵震中认为布局他稍有落后之感。而我认为布局是黑棋压倒优势。
邵震中说黑一百七十三手后，白棋已稍稍有利了。而我认为，此时黑棋还领先十目左右，后来因连走坏棋才输掉的。由于对同一局棋双方观点如此不同，使许多读者迷惑不解，棋界同行对我的观点也颇不以为然。对此《围棋春秋》的编辑特地来问我：为什么高段棋手的看法差距会这么大？我是这样回答的：由于各人棋风不同，形势判断的基点不同，棋艺的水平不同，看法有差距很正常，甚至还会有完全相反的判断。
其实，日本棋界这样的事也很多。像第二期“棋圣战”，藤泽秀行棋圣和挑战者加藤正夫九段的决赛第二局，对中盘一个转换结果，名誉本因坊高川九段判断黑棋不坏，而藤泽秀行棋圣判断白棋好。连他们这样赫赫有名的大棋士，都会做出完全相反的形势判断，那我们之间有分歧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不过，我想强调一点，尽管我在私下里，在互相“斗气”的场合，说过一些言过其实的大话，但是一到真正探讨棋艺的场合，或在报刊上发表有关棋艺的文章时，我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尤其在辅导少年棋手时，更不敢粗心大意而误人子弟。我认为，围棋是艺术和科学的统一体，它的科学性就表现在棋艺之中，决不能掺假，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任何名家高手都不能把不好的东西硬说成是好的。如果在研究棋艺时，出于什么考虑而违心地承认这个，批判那个，到头来会害人又害己。在研究棋艺时，也不应夹杂着个人的感情色彩，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还有一次，大概是1979年的一天上午，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宣称，我可以同国家围棋队的男队员“十面打”（同时下十盘棋），并且有取胜的把握。这一下顿时激起“公愤”。要知道，有资格进国家队的棋手哪个不是身怀绝技？结果那天上午有十名队员真的接受了挑战，而且国家队的几乎全部队员也都赶来观战。后来因为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十面打”没有下完。
1982年在北京举行的“国手战”中，我执白对马晓春的一局棋，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对于布局黑四十五手，在场的全部高段位棋手一致认为白棋形势不好，而我认为不但没坏，反而是白棋有利。为了表明这一立场，我在《围棋》月刊上发表了自己对这局棋的讲评。于是有人说：棋都输了，还争什么面子？实际上，我丝毫没有利用讲评来争面子的念头，我只是为了共同探讨棋艺，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已。
在这里我并不是想为自己辩护，有时我确实把自信和狂妄搅到一起去了。比如，有一次训练比赛，我执白对上海的王群，下至中午封棋，在去吃饭的路上，有人问我这局棋形势如何。我居然脱口就说：我拿白棋要赢，拿黑棋也要赢。这种态度，当然会让对方无法容忍。类似的事还有过好几回。
自信心对于一名棋手来说，是绝对的必备条件。
1981年的全国比赛，我和罗建文对阵。那时罗建文的水平和我有一定的差距，可那盘棋他下得相当出色，局面一直领先，最后因为走了个漏着才输了。按道理，对走了漏着而痛失好局的罗建文，说一句“哎呀！赢得真侥幸”的话并不失身份，也是人之常情，可我偏不肯承认他是在优势下，因失误而输掉的。听说这件事大大地刺伤了罗建文的感情。
大概从1982年起，“聂卫平过于自信”的说法开始多起来，不少人认为我“太狂”。说来这并不奇怪，因为1974年以前，我还是个无名之辈，没人去理会我是否“过于自信”。1975年夺取全国冠军以后，一直到1979年，是我的全盛时期，别人很难赢我，所以不管我是如何自信，自然也不会有人说我“狂妄”。但是1980年以后，青年棋手迅速赶了上来，情况便不同了。尤其是1982年我被马晓春“连拔三城”，输得一败涂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依然像以前那样自信十足，复盘研究之际，胆敢“说三道四”，难免会给人留下狂妄的印象。
在棋艺上，我对自己的观点从不隐瞒，而且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会直言不讳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为此也引起过别人的误解。
现在想起来，这件事我做得实在过分，开开玩笑也就算了，竟然当真去下“十面打”，如此“视群雄如草芥”，怎不引起“公愤”？！说不定我的“狂妄”名声，从那时起就已经不胫而走了呢！
这时我的自信又和“好面子”搅在一起，因此也得罪了不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