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他没跑，到了1990年，他说他要去美国和一个姓杨的女子结婚，这是好事，我们也同意了。可后来事实证明他欺骗了我们，根本就没有所谓姓杨的女子，他是和芮乃伟结的婚。当然这些我们管不着，然而令人无法容忍的是他在外面声称在国内受到政治迫害，如果真是政治迫害，就不会让他去美国结婚了。
新加坡赌博盛行，赛马、足球……什么都赌，这次围棋赛也有人设了赌。他们在下注之前都要请算命的算上一卦，说来也怪，所有算卦的都说我肯定输，结果还真的输了。我觉得新加坡对中国体育比较晦气，在此之前的世界杯足球预选赛上，中国队就曾有过狮城之败，这次我也重蹈覆辙。
遗憾的是，围棋协会和国家体委都决定参加比赛。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为此事我找过伍绍祖和李铁映。他们讲，当时不了解情况，但国家体委已经做出了决定，他们也不好说什么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决定进行抵制。
回到北京后，这事不知怎么被荣高棠知道了，他拍案大怒，说像这样的事也能发生？！并说要追查。当时李铁映、伍绍祖都在旁边。后伍绍祖给我打电话问是谁给我办的机票，怎么会让我一个人去的。我说棋已经输了，还查什么呀！把这事给压了下来。
再说江铸久并不像他所声称的那样，是因“六四”事件受迫害而跑到美国去的。
我日语还能听懂一些，英语是一塌糊涂。后来找了一个会点中国话的女警，这才弄明白是曼谷。我一听更急了，马上给她写了个条，说我要找中国大使馆。她一看就乐了，告诉我你不用找中国大使馆了，飞机还没起飞。原来他们发现少了一个人，没敢起飞。这样我又重新进行安检，登上飞机，前后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作为个人我和应昌期先生关系很好，他搞“应氏杯”赛我是全力支持的。杯赛既然是他搞的，那么有哪些国家参加，每个国家有多少参赛名额，这些我们都尊重他的意见。可是具体派谁参加那就要由各个国家的围棋协会来决定，否则的话，那就不叫世界比赛，而叫个人邀请赛了。
在最后一盘比赛之前，台湾的沈君山等人专程赶到新加坡，他们认为我准赢，并准备为我搞一个庆功桥牌赛。没想到我输了，桥牌赛也没法搞了。晚上沈君山请我到一个非常豪华的酒吧喝酒，就我们两个人，他问我输棋后有什么感想。我说就一个想法，从楼上跳下去。我当时真是有一种无法忍受的痛苦，也无法解脱。沈君山就陪我喝酒，一直喝到深夜，喝了很多很多。
七月初，我们到日本有个比赛活动，他本来没有比赛任务，可还是叫他作为翻译去了。我对他说，你小子要是不回来，我可是一辈子跟你没完。
后来我和应昌期先生见过一面，在一起吃了顿饭，谁也没提这事，也没道歉，大家客客气气的，好像从来没发生这事似的。现在我和他一点来往都没有了，我去过两次台湾，都没去见他，以后“应氏杯”我也不再参加了。
“应氏杯”输了之后，有人说我是因为打桥牌影响了下棋，特别是在比赛前还去香港参加桥牌赛，分散了精力。我至今都不这么认为。我打桥牌只是一种消遣和调剂，并不是专门去打，而且打桥牌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放松。在中日擂台赛上，胡耀邦就专门为我安排桥牌赛，以减轻我的压力，在客观上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如果我是专门去打桥牌，那就是“搏二兔”了。
你以后爱去哪儿去哪儿，这次不能跑，你跑了我没法交代。他一再表示不会的。其实我和他的关系不错，是相信他的。当时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出国审查是相当严格的，像他那种情况本来完全可以不让他去，是我去国家体委给他做的担保，怎么能说迫害他呢？！
“六四”时，江铸久确实上过街支持学生，和他一起去的还有芮乃伟和汪见虹，而且是打着中国围棋队的旗子。这件事我不知道，当时我正在日本。回国后很多中央领导问我，你怎么也上街了？我只好解释说这只是个别人的行为，不能代表围棋队。回来后我找到江铸久，很严肃地对他说，你可以上天安门，这是你的自由，我管不了，但你不能打着中国围棋队的旗号。这事过去也就过去了，并没有对他怎么样。
开始我还排着队等着出关，到了海关关口就被扣下了，我没有签证人家肯定不会放我入关，可当时他们说什么我一点也听不懂，急得全身是汗。
我对应昌期先生明确表示，首先我们对江铸久没有进行政治迫害，另外参赛棋手要由中国围棋协会来决定，我们也有可能让江铸久参加，但绝不能由你指定。我的态度非常坚决，围棋协会的态度也非常坚决。遗憾的是应昌期先生坚持指名江铸久和芮乃伟参加，这样在中国围棋协会和应昌期先生之间产生僵局。
决赛采取五番棋，第一盘定在4月23日在杭州举行。谁知胡耀邦在4月15日突然去世，追悼会定于4月22日举行。当时我已经到了杭州，按说我应该参加耀邦的追悼会，可是如果我真的去了，回来肯定没法下了，我只好给他们家打了个电报，说明我的情况。没想到晚上有人从北京回来，谈到追悼会的情况，使我的情绪特别不好。他知道我和耀邦的感情，当时根本就不应该讲这些，要讲也应该在比赛之后。
遗憾的是应昌期先生一定要指定江铸久参加，他觉得搞“应氏杯”就像他在请客吃饭，想请谁就请谁，别人管不着，这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
第三届“应氏杯”我个人进行了抵制。这届比赛应昌期先生不再具体指名让哪个棋手参赛了，但要求中国棋手统统参加第一轮比赛，而上届前几名的日韩棋手和江铸久、芮乃伟，作为种子直接参加第二轮比赛。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对中国棋手带有明显的歧视。中、日、韩三国棋手在世界上并称为三强鼎立，在历次重大比赛中，如果首轮轮空，那三国的机会是均等的。第二届我们没参加，那就不成其为世界比赛，成绩是不能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如果我们承认那个，就等于承认第二届我们抵制是错误的。
八月底香港有个城市桥牌比赛，邀请我参加。这样我就先去了香港，然后再从香港去新加坡。我去香港时有人陪我，可从香港去新加坡却没有人陪。我说我还从来没有单独出过国，人地生疏，别弄错了。他们告诉我这次航班是直飞，只要飞机一降落你下来就行了，那边有人接。我信以为真，飞机一降落我就提着箱子下来了。这下可坏了，这趟航班并不是直飞新加坡，在曼谷还停一下，这样我就到了曼谷机场。
我们始终认为围棋比赛只是一种单纯的体育项目，不应该掺加任何政治因素。在应昌期先生不肯做出让步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进行抵制。
谈到“应氏杯”不能不说说它的记点法。应氏记点法确实有它先进的地方，是相当不错的，但它的致命之处是太繁琐，连我们专业棋手搞不懂的地方都有，更何况业余爱好者了，是很难普及的。
曼谷机场特别热，加上着急，出了很多汗。可飞机上空调相当不错，非常凉快，这一热一冷，使我接连打了几个喷嚏。当时我还没意识到得了感冒，因为我平时有过敏性鼻炎，一有变化就打喷嚏，也就没当回事。谁知到了新加坡就开始发烧，最高烧到了四十度，真是难受至极。我也不可能提出延期比赛，只好吃了点药，抱病参赛。其实这两盘棋我都是赢棋，只要很简单的一招便可取胜，我却没看出来，可见到了后半盘我的状态多么差。
我果然不负众望，打入决赛。进入决赛的另一名棋手是韩国的曹薰铉。
在23日的赛前记者招待会上，我就大哭起来，弄得曹薰铉莫名其妙，这在我也是从来没有过的。第一盘我输给曹薰铉，输棋的因素很多，但情绪不稳定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两天后我的情绪稳定下来，连赢了两盘。如果在中国接着比赛下去，我肯定能赢，当时我的水平在曹薰铉之上，没有问题。可接着中国发生了“六四”风波，最后两盘的决赛只好延至九月初在新加坡举行。
第一届“应氏杯”是1988年搞的。应昌期先生早就想搞这么一个比赛，为什么迟迟没定呢？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当然希望第一届比赛由中国人拿冠军，而中国的实力还远远不够。中日擂台赛后，中国显示了自己的实力，这促使应先生做出决定，并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
第二届“应氏杯”因为掺加了“政治”因素，我们进行了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