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以岛村俊宏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来华访问，按照以往的惯例应该到全国的几个大城市进行巡回比赛，可那时全国都乱了，他们只能留在北京。我听说这个消息后当然不能错过，也跑到比赛场地——北京饭店。没想到那天陈老总出来接见日本代表团，而且是穿着他那身元帅服。我过去虽然经常见到陈老总，但还从来没有见他穿过元帅服，当时觉得他威风极了。
李立三给我的印象是极为豪放，他的围棋水平并不高，每次输给我后都哈哈大笑，整个客厅全是他的笑声，我觉得灯都要被震下来。李立三同陈老总关系密切，就是他跟陈老总讲，有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棋下得很好。这样陈老总才知道了我，并把我接去下棋。
和陈老总交往的许多细节，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些话的意思我是记得的。1964年中国成功地进行核试验后，陈老总曾说过，原子弹相当于围棋的“九段”，中国有了原子弹，也就是有了“九段”，而中国围棋目前还没有九段，你们将来要打败日本的九段。类似的话他说过很多，这使我在幼小的心灵里就懂得了下围棋并不是单纯的玩，而是和民族荣誉为国争光联系在一起的。
陈老总是全国围棋协会会长，组织领导了新中国的围棋事业。可以说没有陈老总，就没有中国围棋的今天。陈老总生前公开讲过，他搞围棋并不是因为个人的爱好，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批准、提倡的。毛主席本人是否会下围棋，至今没有定论。我认为毛主席会下，在他的着作中多处提到围棋，甚至还用“做眼”比喻建立革命根据地，一点不懂棋的人是不可能如此引用的。
没想到晚上陈老总又把我们接去，这次是在首长休息室。那天中国围棋代表团刚出国比赛回来，他正在接见他们并听取他们的汇报，国家体委副主任李梦华也在场。他们就如何发展中国的围棋事业谈了很多，可惜我那时还很小，谈话的内容还听不大懂，只知道和围棋有关。
陈老总一定要我和《朝日新闻》的记者田村龙骑兵下上一盘。第一盘由于过度紧张我输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和日本人下棋，尽管他只是个业余五段。可以后的五盘我全赢了。当时武宫正树、加藤正夫、石田芳夫都在团里。我还和武宫正树下了盘让先棋，没下完，打挂了，我的形势不好。
总在我的童年中，最令人难忘的就是我十岁那年和陈毅元帅下过一盘棋，从那以后我们竟成了棋友。这件事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可以说是改变了我的一生。
在陈老总面前，一开始我还有些拘束，后来见他总是笑眯眯的，也没架子，就有点“放肆”起来。有一次对局，陈老总刚刚下了一步，可能发觉不妥，就伸手要把棋子拿回去，不曾想被我一把拉住了手腕，硬是不让他悔棋。当时我气急败坏的样子逗得陈老总哈哈大笑，周围的人也都哭笑不得。后来，这件事不知怎么传了出去，成了棋界的笑谈。
陈老总估计我回去后挨过训，幽默地说，这个东西吃不醉哟。我看了我爸爸一眼，得到他的允许后我才吃了。以后我特别爱吃西瓜，在大的比赛中，我不吃午饭也要吃西瓜是有了名的，这不能不说同陈老总请我吃西瓜有关。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陈老总，但我从红卫兵的小报上看到他也被批斗过。
我从小下棋就很认真，从来不愿让人，不管是谁。对陈老总我也是毫不留情，直到杀得陈老总投子认负。这个结果令我喜出望外，因为继波输给了陈老总，而我却战胜了陈老总，对我来说，这可是双重的胜利。
下完棋，陈老总留我们吃午饭，在吃饭中我可是闹了大笑话。那时我们家生活简朴，像汽水也算是高档消费品了，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喝到，不可能随便就喝的。吃饭时服务员给我倒上汽水，我一尝，特别好喝，几口就喝光了。我刚喝完，服务员又给我倒上，再喝光，又倒上，就这样我连喝了十几瓶，到后来居然喝“醉”了，头晕得不得了，只觉得天昏地转，吃着半截饭就坐不住了，只好躺在了沙发上。陈老总叫我吃担担面，我起都起不来了。后来怎么回的家我都记不清了，反正一到家就挨了我爸爸一顿打，说我太没出息了，一点样子也没有。
另外陈老总也说过，毛主席的水平很不错。当然不错到什么程度无法知道，这只是陈老总的评估，但可以证实毛主席是会下围棋的。陈老总还对我这样讲过，你现在加紧努力，等你长大了，能赢日本人的时候，我带你去跟毛主席下。这句话对我的刺激非常大，那时候能见毛主席是我最大的愿望，所以印象极为深刻。
当时在场的还有李立三、过惕生和过旭初。李立三我原来就认识，那时他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每个周末他都派车接我和继波到他家下棋。他家养了好几条狗，我小时候还很害怕。下完棋还请我们吃饭，开开荤，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质极度缺乏，能吃上肉就是很不错的事了。
经常和陈老总一起同我们下棋的还有张劲夫、金明、胡立教、孙乐宜等，他们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最有意思的是我还和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宋希濂下过棋。我那时看过不少历史书，知道宋希濂是国民党的上将、兵团司令，是陈毅元帅的手下败将。一次在政协礼堂我同时遇见他们两人，我就在心里把他们进行比较。那时我们受的教育国民党都是凶神恶煞，面目狰狞，可我看着他们两人都很和蔼，从外表上看不出哪个是共产党，哪个是国民党。我特别喜欢宋希濂还有一个原因，他总爱请我吃冰淇淋，政协礼堂的冰淇淋又做得特别好吃，吃得我对他极有好感。“文革”后他去了美国，以后再也没见到他。
第二天上午，我爸爸领着我和继波来到北京体育馆东楼招待所。我爸爸亲自带我们去下棋，这可是破天荒的事。出门前，我爸爸一再叮嘱我们见了陈老总一定要先问陈伯伯好，要有礼貌，不许乱说乱动，不许随便吃人家的东西等等。
陈老总说了很多，但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他说他早就该来了，因为人家在批斗他，所以拖到今天。可我觉得他特别精神，根本没有挨过斗的样子。开始我还躲着他，不知怎么被他发现了，马上把我叫到跟前，并把我介绍给日本人。
当时随日本代表团来的还有《朝日新闻》的记者，《朝日新闻》对“文革”的报道相当厉害。陈老总指着我对他们讲，外国人都说红卫兵是“洪水猛兽”，他就是红卫兵，你们看他是“洪水猛兽”吗？他不也是很文明地下围棋的吗？那天我还正巧戴着红卫兵袖章，平时我是很少戴的，特别是那时我已经成了“狗崽子”，说来真是“鬼使神差”！陈老总那时正在逆境之中，可他还是利用一切机会尽量为国家挽回一些影响。
这时服务员端上西瓜，陈老总指着西瓜对我说，小聂，吃西瓜。我很想吃，可又不敢，因为出来时我受到我爸爸的严厉管教，不允许我随便吃东西。
“文革”后，每年1月6日我都去八宝山看陈老总。现在棋院有个陈老总的雕像，我们的纪念活动改在那里。陈老总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我是永远不能忘怀的。
简单交谈过后，陈老总便邀请我们入座。大概是继波水平比我高的缘故，陈老总首先选择了他，我则和李立三对局。第一轮继波输给了陈老总，我胜了李立三，然后我们交换了个位置，我对陈老总，继波对李立三。
自从和陈老总认识后，只要有时间，他便把我接去杀上几盘。有一年暑假，陈老总说，你们白天好好睡一觉，晚上陪我下棋，我请你们吃夜宵。
陈老总问了我们许多问题，比如几岁啦，学棋时间啦，棋力如何啦等等。记得有一个问题使我很难堪，就是“你下得过弟弟吗”？虽然我确实下不过弟弟，但“下不过”这三个字就像根骨头鲠在喉咙里，怎么也吐不出来，后来还是我爸爸替我作了回答。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几乎天天和他下棋，直到快开学时，他大请我们一次，还开玩笑地说，我们要“告别”了。那意思是说我们一上课，就不可能再像现在这样陪他下棋了。
1962年夏天，我和弟弟继波像往常一样，吃过晚饭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看大人下棋。正看得带劲儿，我姐姐突然跑来找我，让我赶紧回家。什么原因她也不说，我就挺奇怪的。
可一进大厅，我的眼睛就不够使了，看什么都觉得新鲜，但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被沙发围绕着的茶几上的棋盘和棋子，恨不得立即坐在沙发上，痛痛快快杀一盘，连向陈老总问好都忘了。直到我爸爸忍不住连声催促我时，才发觉陈老总已经笑眯眯地站在我们面前。
回到家就让我洗澡。那时洗澡是很大的一件事，我像所有的小孩一样，不愿意洗澡。可没办法，大人逼着洗也只能洗了。洗完澡还换了身新衣服，我就更奇怪了。这时我姐姐才告诉我陈老总要找我下棋。那时我才十岁，还搞不清楚谁是陈老总。我姐姐说陈老总就是陈毅元帅，我还天真地问怎么元帅也会下棋？在我的脑子里，元帅都是带兵打仗的。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陈老总。后来社会上传“二月逆流”的事，我见到陈老总的儿子陈小鲁，向他打听陈老总的消息，他说他也不知道，但我坚信陈老总是好人。
从那以后我日夜盼望着这个时刻，到了1974年我真的赢了日本九段时，陈老总已经去世两年，虽然毛主席还在，可没人领我去了。不过经过那狂热的年代，个人崇拜的色彩已在我心里逐渐淡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