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访日比赛，与石井邦生九段的“三番棋”，我以一比二失利。胜白石裕九段、菊池业余七段，负藤泽朋斋九段和关山利夫九段。同年，在日方来访的比赛中，我胜仓桥七段，与杉内九段、淡路八段和东野九段战成平局。总成绩四胜四负三和。
5月22日，我们一抵达日本，就受到日本朋友的热烈欢迎。从日本朋友的言谈话语中，使人感到日方对这次比赛是极其重视的，这也许是在“中日围棋决战”的气氛下，日方将出场的大都是强有力的人物的关系吧。
于是日方提出希望把“友谊赛”正式改为“对抗赛”，认为这样才能体现目前中日比赛的水平。后来，在1984年为我们赴日比赛所举行的欢迎会上，日本读卖新闻社社长村上盛夫先生在讲话中，也充分表明了这一态度。他说：“十二年以前以日中友好亲善为目的，读卖新闻社开始组织了日中围棋交流，而从这次开始，将用‘日中围棋决战’的名称。现在，以友好亲善为目的的交流已进入一个日中围棋决战阶段，将通过比赛，对两国的实力决出胜负。”可以说，1983年的中日比赛是中日围棋交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中日两国棋界人士都认识到：从此中日围棋的交流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我本人对下“番棋”是很感兴趣的，我感到和同一个对手连下几局，双方的斗智斗力分外有趣，确实使对抗的气氛浓多了。但是，这次我的“七番棋”的对手是日本最强的棋手赵治勋，使我心里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我对日本九段的战绩虽然是胜多负少，但对日本“超一流”棋手却成绩不佳，和加藤正夫、小林光一皆是两战两败，故而早就渴望着与他们再决雌雄。这次能和他们中间的佼佼者赵治勋棋圣对阵，当然使我兴奋不已。
1979年的中日比赛，我胜了四名九段，一名八段，二名七段和四名业余七段，输给一名七段、一名五段和一名业余七段。总成绩十一胜三负。
紧接着在大阪举行了第二轮“三番棋”，由加藤正夫九段和我对阵。加藤正夫在第一轮“三番棋”中以二比零战胜了马晓春，士气正盛，而我一胜三负，未免求胜心切，比赛中许多机会居然视而不见，又以零比二失利。
1981年中日比赛，我与两名九段、两名七段分别以一比一战平，总成绩二胜二负。
5月24日，中日围棋比赛的首轮“三番棋”正式开战。当赵治勋棋圣在座位上就座时，我感觉有一股电流通过了全身，刹那间，有关他的种种评价又在我脑海中闪过，使我不由得抬眼打量面前这个名声赫赫的对手。
赵治勋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相反，他在日本棋坛的经历，我几乎可以如数家珍般说出来，而且在以往访日时，也曾数次和他会过面。不过作为对手，面对面地坐在棋盘前观察他，还是第一次。以前我见到他时，总见他面含微笑，显得十分厚道，胖胖的面容给人一种平和之中又带有几分天真的感觉，而此时再看，哪里还有半分的平和之气。但见他昂然端坐，神情肃穆，浑身的精力蓄势待发，使我感到一股必胜的威势自他身上扑面而来，直到这时我才真正认识到，为什么日本的许多高手都说赵治勋是最难对付的一位棋手。
另外，为了激励棋手下好每一局棋，读卖新闻社采取了奖励制，还规定棋手每多赢一盘棋都将获得奖金，数额随着胜局数而倍增，这是前所未有的。石田团长在临行前也公开发出了争取四十胜、十六负的宣言。
我发现，日本朋友对赵治勋和我的比赛非常感兴趣，虽然由于某种原因“七番棋”改成了“三番棋”（我另外再和加藤正夫下一轮“三番棋”），但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情绪，无论在欢迎酒会上或平常的交往中，话题常常会不知不觉地转到我和赵治勋的“三番棋”上来。
不管怎样，1983年中日围棋比赛的结局，显然大出日本棋界的意料。
正是这两个“三番棋”的失利为1985年开始的中日围棋擂台赛做好了必要的心理准备。
由于是首场比赛，要猜先后手，赵治勋猜到了黑棋，他略加思索，便“啪”的一声，下出了第一招。期待已久的比赛终于开始了。
两轮“三番棋”均以零比二失利，心情是非常痛苦的，但是痛定思痛，却感到从中得到了极大的收益。赵治勋、加藤正夫这两位优秀棋手所表现出来的高超技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顽强的战斗力，丰富的实战经验，快捷无比地捕捉一闪即逝的战机的本领，“读秒”阶段镇定自若、不慌不忙的态度，都是值得我学习的。此外，他们掌握局面的功夫也很出色，例如，局面相持不下时，不急不躁；优势时，兢兢业业毫不放松；局面不利时，稳而不乱，紧逼不舍。相比之下，我在这方面的弱点就清楚地暴露出来了。
在赵治勋咄咄逼人的气势下，我的自信忽然之间产生了动摇。“这就是当今日本棋坛至高无上的强者，我能战胜他吗？”这个念头忽然浮上脑海，而且挥之不去，心里不禁慌乱起来。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临赛前的那短暂的一刻，居然是那么难熬。
这消息一经传出，顿时轰动了我们整个棋界。第一，以往的中日围棋比赛，日本的最强棋手极少出场，这次几乎倾巢出动，足以证明日方对1984年的中日交流的重视。第二，日方提出“番棋”的本身，更加说明日本棋界已开始真正把中国棋手当做了同等地位的对手。所以，日方传过的这一信息，当然会引起我们巨大的反响。
在这次比赛中，我共出场五次，连胜石田九段两局，胜石井九段和长谷八段，遗憾的是输给了小林光一九段，成绩是四胜一负。
5月23日，我们按常例到中国驻日大使馆去，受到了宋之光大使热情亲切的接见。身在“围棋王国”的日本，宋之光大使自然对日本围棋界的情况非常了解，在谈到即将到来的比赛时，他特意表示，如果我战胜了赵治勋，他将举行盛大的招待会以示庆贺。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后，才得到了这种荣誉。我深知宋之光大使的这一表示，是要激励我下出水平，下出风格，为国争光。从他的话语之间，我感到了他对中国棋手寄予的深切期望。从大使馆回宾馆的路上，我默默不语，宋之光大使的话使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感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分量。
最初，中国棋手远不适应这种“番棋”，往往是第一局发挥不错，越到后来越糟糕。1978年中日棋手的“三番棋”，除了孔祥明三比零胜小林千寿、吴淞笙二比一胜牛之浜撮雄九段外，其他人都输了。后来我们发觉下“番棋”确实有好处，比一局决胜负更有对抗性，竞争的气氛也浓得多。于是我国一些重要比赛的决赛，也开始采取了“三番棋”或“五番棋”的比赛方法。
的形式，棋战的等级越高，下的局数就越多。比如，“王座战”、“天元战”
感到紧张的是，赵治勋棋圣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日本“超一流”的棋手尽数败在他手下。四十年前，吴清源称雄日本棋坛时，日本棋界曾喊出了“打倒吴清源”的口号。现在赵治勋崛起，又使日本棋界喊出了“打倒赵治勋”的口号，这足以说明他的声望到了什么样的巅峰阶段。此前不久，他在和山城宏七段、王立诚七段、小林觉七段的升降三番胜负中，几乎把这三位肩负着日本棋界希望的青年棋手全部打到了让二子，实在是令人闻之动容。因此和这样强劲的对手下“七番棋”，前景如何实无把握。
过去中日棋手之间的比赛，都是带有辅导性的“友谊赛”。但1976年的访日比赛，除了我六胜一负外，中国围棋队在五十六局棋中，以二十七胜、二十四负、五和的总成绩，第一次战胜了日本队。这一结果强烈地震撼了日本棋坛，改变了日本棋界对中国棋手的看法。从此以后，中日棋战开始真正具有了对抗色彩。
在赛前，我就听说赵治勋对这“三番棋”极为重视，提前两周就戒了酒（他每逢重大比赛都戒酒），而且为了保持“棋圣”和“名人”的尊严，公然表示“三番棋”要二比零取胜，否则就无颜去领读卖新闻社为胜者所提供的巨额奖金。虽说此举颇有些“兵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妙用，但到底负担太大，一旦失手，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比我更“输不起”，这么一推测，我又恢复了自信。
说老实话，尽管赵治勋在日本的声望已达到了顶峰，但我内心深处多少有些不以为然。在为了准备这场比赛而仔细研究了他的棋后，更觉得他的棋并不像人们所传说的那样神乎其神。我感到赵治勋的棋似乎非常平淡，并没有什么突出的风格。论天才奇想，他不如豪放的藤泽秀行；论攻击能力，他不如凶悍的加藤正夫；论浑厚细腻，他不如林海峰；论诡异狠辣，他不如坂田荣男，此外，大竹英雄、武宫正树等超人一等的长处，他好像也并不具备。再拿他的棋和我的棋相比较时，心里倒隐隐觉得，战胜他似乎并不是太大的难事，所以有一个问题我始终弄不通，为什么日本那些棋术惊世骇俗的一流棋士们都一一败在他的手下。然而，就在看他的一瞬间，我突然懂了。
在这种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下，我开始积极地做赛前的准备。
可是这次我和他的“三番棋”尽管还是输了，但取胜的机会却意外的多。于是隐藏在我内心深处的一个“怕”字，便被驱赶出来，也许这才是我最大的收获。
果然，1983年访华的日本围棋代表团由四名九段和四名八段组成，是中日围棋交流史上实力最强的代表团。团长是石田芳夫九段，团员有石井邦生九段、小林光一九段、苑田勇一九段、佐藤昌晴八段、山城宏八段、中村秀仁八段、长谷川直八段。他们都是读卖新闻社用重金请来的强手，个个身手不凡。尤其是小林光一九段，虽然当时还没有冠军头衔，但多次获得大比赛的挑战权，是公认的“超一流”棋手。在我看来，小林光一的实力比起石田芳夫，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过去中日围棋比赛，除了1978年访日时曾下过一次“三番棋”外，通常都是一局定胜负。而日本棋手认为一局定胜负的偶然性太大，只有下“番棋”才能显示出真正的实力。日本的重大棋战的决赛就都采用下“番棋”
关于这“三番棋”的技术细节，我就不多说了，虽然双方从始至终杀得难解难分，而且我也有取胜的机会，但终因对手棋高一筹，而以零比二败下阵来。
然而，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中国棋手并不畏惧，反而更激发了斗志，最后虽然以二十五胜、三十一负失利，但所胜的二十五局都是货真价实，响当当的。如果倒退几年，日方派出这种实力的代表团来，很可能会轻而易举地达到四十胜的目标。由此可见，我们已有了长足的进步。
是五番胜负，“棋圣战”、“名人战”、“本因坊战”都是七番胜负。
1980年的访日比赛，我胜二名九段、一名业余七段，输给三名九段、一名七段。总成绩三胜四负。
为了稳定情绪，我闭上了眼睛，只听得自己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忽然我脑子一闪：赵治勋的名气远在我之上，而且众望所归，我这么紧张，他一定比我更紧张。这么一想，心里反倒平静了。
1977年4月，桥本宇太郎九段率团来访。我对桥本九段和石田章七段，均以一比一战平，胜东野弘昭九段、家田隆二七段和佐藤昌晴六段，总成绩五胜二负。
在东京的另两场比赛，我执白输给了武宫正树九段，执黑战胜了酒井猛九段。
不过，虽然日本超一流棋手比我们最高水平棋高一筹，但是他们也有弱点，并非是不可战胜的。就拿加藤正夫来说，过去我曾两次败在他的手下，而且输后竟然不明白输在哪儿了，那时真感到加藤的棋有点莫测高深。
1982年，中国围棋代表团访日是很值得纪念的，我在这次比赛胜了四名九段、一名八段、一名业余七段，仅输给“天元”冠军加藤正夫九段一局，成绩六胜一负。而且中国队出人意料地以四十三胜十三负的压倒优势，击败了日本队。再一次打破了自1976年以来的交往平衡，又一次极大地震动了日本棋界，为此，日本棋院受到了舆论界的指责。
在我的对局史上，1984年的访日比赛是值得回顾的。虽然那一次我并没有什么辉煌的战绩，有的只是惨败的沉痛教训。但是，正是惨败，使我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弱点与差距，重新激发了我向广袤无垠的“棋道”挑战的斗志。
自中日围棋交流以来，无论是我们访日，还是日方来访，日本出场的阵容，基本上是职业高段、新锐棋手和业余强手组成的混合军。1976年以后，随着中国棋手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涌现出以马晓春为首的一批新秀后，日方出场的业余强手胜率越来越低。到1982年，日本的业余强手已无人能抵挡中国棋手的攻杀，几乎“全军覆没”，这使日本棋界感到“混合军”已不能适应中日交流的形势。于是，在1983年的日本访华围棋代表团组团的前夕，中日交流比赛的主办单位，日本读卖新闻社社长表示，这次组团宁肯多花钱，也要把强手请出来。
早在1983年，日本方面就有了让刚刚登上“棋圣”宝座的赵治勋九段与我下“番棋”的想法。1984年3月，名誉棋圣藤泽秀行先生来访时，也证实了这一消息。据他讲，读卖新闻社已决定，在中国围棋代表团访日时，将请出赵治勋和我下“七番棋”。另外，还准备请出加藤正夫九段、武宫正树九段、桥本昌二九段等一流棋手和中国队的其他队员下“番棋”。
过去，中国围棋代表团的组成，基本上是以老棋手为主，青年棋手为辅，还要照顾男、女棋手的比例。为了适应“中日围棋决战”的形势，1984年的组团打破了这一常规，采用了选拔制。国家集训队的全体队员都必须参加选拔赛，只有前八名才有资格参加访日代表团。经过激烈的争夺，最后由我、马晓春、刘小光、曹大元、钱宇平、孔祥明、王元、宋雪林八人组成了1984年的访日代表团。
